密云的重要战略位置

密云位于北京市域东北部，是首都的东北大门，北邻河北省滦平县，东接河北省承德和兴隆二县，南与北京市平谷区、顺义区相连，西与怀柔区毗邻。面积2229.45平方公里，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区。密云“南控幽燕，北捍朔漠，左枕居庸，右瞰沧海”，是连接华北、东北、内蒙古地区的交通要道。特别是古北口，东有蟠龙山，西有卧虎山，两山对峙，紧锁潮河，有“京师锁钥”之称。

密云地处燕山南麓，华北平原北缘，大部分为山地，群山环绕，燕山山脉横亘密云东部、北部、西部，是守御华北的天然屏障。中部为潮河、白河冲积而成的燕落盆地（现为密云水库淹没区），西南面向京城敞开，地形像簸箕，像太师椅，又像张弓搭箭的硬弓，易于构筑完整的攻防体系。

潮河、白河是密云的两条主要河流。东部的潮河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自古北口入境，从东北向西南穿境而过，将密云分割成东西两部分，是冀东和京北地区的自然分界线。西部的白河发源于河北省沽源县，自龙门沟入境，经鹿皮关向东南注入燕落盆地折而南流，至密云城西南与潮河相汇，始称潮白河。潮河、白河沟通南北、限制东西，是联系华北、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天然通道，又是连接冀东、京北、京西等地区的纽带。

密云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历朝历代在此凭险设隘，修筑营城，驻守重兵，成为军事重地。密云旧志载“山川地险也，城隍营垒设险以守其国也。密云以弹丸之地，营城林立，雄视上都五州十八县”。《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约4100年前，舜请尧流放共工于幽陵，在密云地区修筑共工城，被称为“北京历史第一城”。从西周开始，自蓟城经密云到古北口，就成为连接华北、东北的重要通道。战国时期燕国设渔阳郡，是北京东部地区最早的行政建置，密云成为边防重镇。秦朝末年，因征募闾左屯戍渔阳引发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隋唐至辽宋金元时期，密云主要称檀州，是中原与塞外民族征战的重要战场。

北齐开始在密云修筑石长城。明代，戚继光在密云大规模修筑长城，修筑城堡65座，设有古北口、墙子路、曹家路、石塘路等雄关险隘。现保存长城182.97公里，约占北京段长城的1/3，其中司马台长城被誉为“中国长城之最”。同时在密云城置蓟辽总督，建石匣城驻蓟镇西协，统领古北口路、墙子路、曹家路、石塘路四路，形成以高山和长城为弓，以密云—石匣—古北口三镇为箭的完备的弓箭形军事防御体系，有效抑制了塞外民族的侵扰。清代，在古北口置提督，设柳林营、练军五营等重兵驻守；在密云置檀州满蒙八旗驻防营；修筑御道，设刘家庄、罗家桥、白龙潭、瑶亭等5座行宫，供清帝往来北京、承德。

衰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军队坚船利炮砸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由传统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密云作为京畿重地和清帝往来北京、承德的御道，见证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经密云逃亡承德，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1861年，咸丰帝病死承德，叶赫那拉氏发动辛酉政变，在密云抓捕肃顺，清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开始长达47年的垂帘听政。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密云人民纷纷设坛练拳，建立义和团组织。县城锥塔胡同西口和鼓楼东侧开设了坛场。义和团到处捉拿外国传教士及依靠洋人势力欺压人民的洋教徒，火烧了英国传教士在丁字街开办的基督教堂。密云知县、檀营八旗驻防营副都统、反动地方豪绅相互勾结镇压义和团运动。年底，德国侵略军2000多人，两次由北京窜到密云，与反动统治者一起，将坚持了一年之久的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1913年，密云县衙改为县公署，知县改为县知事，县衙吏、户、礼、兵、刑、工等房改组为县公署民政科、财政科、承审处、管狱署、警察所、劝学所、工艺局、实业局。成立了县议事会、参事会。1914年，密云由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管辖。1915年，县公署将全县划分为13个自治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 年，密云改属河北省，县公署改称县政府，县知事改为县长，县政府除设民政科、财政科、承审处外，设立公安、财务、建设、教育4个局，同时成立中国国民党党部。1930年6月，县政府将13个区合并为7个区，区下设乡、村、闾、甲、邻。

明清至中华民国时期，密云县所辖区域：东南至鱼子山与蓟县、平谷县接壤，南面与三河、怀柔县毗邻，东面以长城为界接兴隆县、承德县，北至白马关，北部、西部界长城与滦平县相连。1933年，县域面积1956平方公里，有319个行政村，其中大屯、胡家营、驻马庄、龙湾屯、白塔、王官屯、侉子营等 28 个村庄，因历史原因形成“飞地”。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复辟封建帝制，使封建势力得以抬头。袁世凯垮台后，各派军阀争权夺利，全国陷入军阀混战。密云作为军阀混战的重要战场，奉系军队长期驻扎密云，对人民强取豪夺，留下了“奉军一到，心惊肉跳。小孩遛马，大人铡草”的口头禅，奉军自供：“打精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人民饱尝战乱之苦。1924年，在密云等地区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古北口起兵后，秘密班师回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将清逊帝溥仪赶出故宫，成立国民军，邀请孙中山北上。后因孙中山逝世，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北京。

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密云广大农村仍处于贫穷落后的封建农业社会。1934年，全县有29198户、147847人，除少数工商业者外，绝大部分为农民，农户达26278户、133062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 90％。密云、石匣、古北口三镇居民也以农户为主，依靠耕种城镇周边土地谋生。全县有地主500户，占总农户数的1.9%，有耕地37230亩，占总耕地数的15%；自耕农12800户，占总户数的48.7%，有耕地124096亩，约占总耕地数的50%；半自耕农8560户，占总户数的32.6%，有耕地86867亩，约占总耕地数的35%；有佃农（雇农）4418 户，约占总户数的 16.8%，租种地主耕地 32265 亩，约占总耕地数的13%。虽然农村社会结构中，以自耕农、半自耕农为主，地主和雇农比例相对较低，但封建盘剥、苛捐杂税沉重。半自耕农、佃农租种地主土地，每亩租金约占收成的一半，种地捐税由佃户负担，佃农除了田间劳动外，还要延长工时为地主干杂活。一个佃农至少要管理30亩土地，平均亩产为：谷子6斗 、高粱6斗、玉米5斗、麦子3斗，平均每亩产粮只有75公斤，总产粮2250公斤，但佃农一般每年只挣粮750公斤，其余粮食都归地主所有。1936年，每亩土地粮食收成最多6元到7元，每亩需要生产费用约4.13元，其中，需交国税（各种田赋平均数）约 0.06 元，交地方田赋附加税0.02元，村团捐0.05元，此外人工5个工价 2 元，牲畜工2 个工价0.8元，肥料 1 元，籽种平均 0.2 元。除去地租、捐税和种子，所剩无几。为了维持生活，只能向大商号或富家借高利贷，年息 20% 到40%。到9月初打下粮食后，商号与富家故意压低粮价，逼着农民还钱。9月，1斗玉米卖不到0.4 元，农民在 6 月时借 1 斗粮，就得用 3 斗以上去还。广大农民种地入不敷出，生活极为困苦。

除封建剥削、苛捐杂税沉重外，密云山多地少，土地贫瘠，自然生产条件差，也是农村贫穷落后的又一原因。密云 80％是山地，由于土地贫瘠，耕地每亩平均产粮75公斤，县内粮食不能自给，需要从境外购入粮食弥补不足。1934 年，地主平均每户有耕地74.5 亩，大地主不多，多是有二三十亩地的小地主，少数地主也参加劳动生产，地主自种耕地 4965 亩，占地主总耕地数的 13.3%。自耕农平均每户有耕地 9.7亩，平均每户产粮 727.5 公斤，按五口之家算，每人 145.5 公斤，仍不能自给自足。半自耕农自家地里产的粮食不够一家老小吃，还要帮人做工或者租种地主的土地，遇到灾荒年景，只能靠借贷度日。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的处境最为悲惨，经常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为维持生活，农民多以糠菜、树叶替代粮食。春荒时节，时常有人病饿而死。

密云工商业不发达，从业人员较少。1934 年，全县从事非农产业的有 2920 户、14785 人，各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 10％。全县没有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只有几家手工开采的金矿和几十户荆编、制香、铁匠铺等家庭手工业，生产出的商品数量有限，只在本地销售。除密云、石匣、古北口三镇商户较集中外，广大农村只有少数商贸集散地。工商业者从事经营需要缴纳名目繁多的赋税及附加税，税分为省统和县统。省统税目有契税、营业税、牙税、烟牌照税、酒牌照税、牲畜税、屠宰税。县税有地粮附加、新粮附加、旗租改粮附加、旗产升科附加、屯豆附加、牙行营业税附加、牲畜税附加、屠宰税附加、田房中用、地捐、小肠捐、商捐、车捐、妓女捐、戏捐等。印花税的贴布客体有发货票、银钱货物收据账单、支取货物之单据簿、预定买卖货物及单据合同等 23 项 。由于苛捐杂税沉重，工商业日渐凋敝。

沉重的封建盘剥、苛捐杂税，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自然生产条件，加之潮、白河经常洪水泛滥、十年九旱和战乱不断，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矛盾非常尖锐。1903年6月，连续的天旱致使粮食歉收，农民缺粮，奸商乘机哄抬粮价，人民无法度日，石匣、古北口两地的人民联合起来，展开“均粮”“索粮”斗争。6月15日，石匣镇饥民王桂、张通等提出“均食富户”口号，人们纷纷响应，饥民队伍“填街塞巷”。县令命令典史前去镇压，愤怒的饥民齐声呼喊，毁墙拆砖，将孙道南打晕在地。7月20日，古北口众多妇女到囤积大批粮食的当地豪绅、原游击将军家索粮，遭到官吏的镇压。数日后，又有四乡饥民纷纷起来，一时聚集起 1000 余人的队伍。他们大闹西聚源粮店，并迫使北聚源卖粮。清末民初，密云北部山区时常发生“吃大户”事件，成百上千的饥民蜂拥而起，到大户人家索吃索喝，以度饥荒。这些斗争虽然被官府镇压了，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成为密云人民摆脱贫困的重要任务。

殖民地化逐步加深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设北平特别市，密云由京兆地方改属河北省，由京畿重地变为一般省辖县。南京国民政府对内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行新军阀混战。日本侵略者乘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1932 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并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1933年，日本侵略者为侵吞热河，窥视华北，向长城沿线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爆发了著名的长城抗战。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从 3 月到5月历时两月余，历经古北口保卫战、南天门阻击战、石匣地区阻击战三个阶段，中国军队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中央军第十七军爱国官兵，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以1.2 万余人的巨大伤亡，毙伤日军 5000 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成为长城抗战的主战场，打响了北平地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枪，揭开了北平地区抗日战争的序幕。

由于实力悬殊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长城抗战最终以失败告终。5 月17日，十七军全部撤出密云。19 日，日军不战而克密云县城。25日上午，北平军分会作战处处长徐燕谋随日本使馆武官永津比佐重到密云县城，向日军第八师团师团长请求停战，草签了所谓“密云觉书”。其主要内容为：对于上校徐燕谋停战申请受诺之；中国军队应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以西以南之线，以后不得再越该线，亦不得有挑战行为；日军为认识对方诚意，得随时派遣飞机或用其他方法，视察中国军之撤退状况，中国应给予保护及便利；上列各款确认后，由关东军司令与何委员长各派全权代表在北宁路某一地点会合，提出正式委任状，经互相承认后订立停战协定；讫至成文协定成立，以中国军队不挑战为限，日本军不向中国军队撤退线追击。“密云觉书”的签订，标志着长城抗战正式结束。27日，蒋介石在听取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竑关于长城各口战况和“密云觉书”签订过程的报告后，连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批准了“密云觉书”。

5月31日，中国军队代表熊斌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密云觉书”的主要条款全部写入《塘沽协定》。《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长城抗战的彻底失败，标志着中国默认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华北主权开始丧失。古老的密云作为“密云觉书”的签订地，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屈辱。

根据《塘沽协定》，密云与冀东其他21个县被划归非战地带，属蓟密区督察专员公署管辖，中国丧失了冀东22个县的完全统治权。密云地区被分割成三部分：西北部长城以外地区40多个村庄划为伪满洲国（属热河省滦平县），完全沦为殖民地；长城以南广大地区不允许中国军队驻扎，被设定为“非武装区”，日军可以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监察中国军队情况，这一地区只由亲日的警察机关负责维护治安，实受日伪统治；古北口被日本驻军、中国政府和伪满洲国共同管理，管理权实际控制在日军手里，被称为“特殊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长城抗战的失败给密云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期间，日军出动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密云县城、古北口、石匣等地。4月16日，正值县城大集，赶集的人熙熙攘攘，日本飞机投下大量重型炸弹，街巷里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南街广义和估衣铺，家属和邻居10余人全被炸死在地窖里。日军占领古北口后，对未及撤走的中国守军伤员，见一个杀一个，老百姓也难幸免。中国军队曾在潮河关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4月14日、26日，日军两次血洗潮河关村，见房就烧，见人就杀。全村409间房，被烧毁 360 间，全村 80 户人家，被杀害的竟达 83 人。这是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地区制造的第一个惨案，也是欠下密云人民的第一笔血债。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掠、抢，迫使战区人民流离失所，逃难者成群结队，仅檀营一个收容站就收容上千难民。难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财产，也失去了春耕的大好时机，成千上万的难民“衣食维艰”，挣扎在死亡线上。

1935 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大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名曰“自治”，实为日本控制下的汉奸政府。自此，密云县和冀东其他 21个县就在这种“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统辖。12月13日，日籍顾问北垣修到密云上任。不久，改组密云县政府，裁局并科合署办公，凡有爱国表现的县政府官员均被撤换或赶走，一批无耻投靠日本的汉奸粉墨登场。北垣修名为顾问，实为“太上皇”，密云县一切军政大权都由其总揽。后又将全县划分为 3个警区，区下设乡（镇），指派汉奸充任乡（镇）长。各主要村镇设警察派出所或分驻所，随时镇压抗日活动。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立即开入密云。8月，密云完全被日军占领，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随后日军又在密云城内设立兵站，将密云变为其侵略华北的一个重要基地。

自划入所谓“非武装区”以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以后，密云经济资源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公开掠夺。密云县矿产资源丰富，日本侵略者垂涎已久。日籍商人开办的光龙矿业、隆兴矿业合作会社、福兴矿产等公司，蜂拥到密云开采金矿，矿区分布在密云北部山区，主要地址有黑卧村、江水峪、大梁峪、陈家峪、东驼古、西驼古、水泉沟、香水峪、寨子沟、团山子、半城子、果子峪等地方。他们大肆掠夺黄金等矿产。1936 年，日本新新矿业进入密云，以半收买、半强夺方式控制了密云沙厂村的龙门山、沙厂山，开采钨矿，采选出的大量精矿粉被运往日本。1936 年开始修建通（州）古（北口）铁路，密云人民的耕地被强占，房屋被拆毁，1.2 万名老百姓被强制去修路。修路民工劳动强度大又吃不饱饭，还常常遭受打骂。民工们忍无可忍，便采取逃跑、怠工（“磨洋工”）等方式进行斗争，但遭到了残酷镇压，许多参加斗争的民工被逮捕，在黑夜被拉出去杀害。通古铁路于 1938年3月修成，4月1日通车，密云境内设古北口、下会、石匣、小营、密云5个车站，均由日伪直接把持。从此，经通县接连北平与古北口的通古铁路，成为日本侵略华北的战略通道。

日伪巧立名目，增捐加税，加强经济盘剥。除土地税等所谓正税外，又有治蝗捐、植树捐、兵捐、警捐、教育捐、婚姻捐，还有印花税、电杆税等附加税。这些捐税有的按时、按一定数额征收，有的则随意征收，数额不定。例如印花税，无论什么契约、证书、收据、领单，都必须贴上印花，否则就不予承认。另外有名目繁多的罚款，一旦触犯了日伪政府的利益，都要罚款，甚至逮捕关押。密云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生产的粮食不足食用，山区人民便将山上出产的果品、药材、山货拿到平津换棉布，再运到关外换粮食，以此维持生活。日军侵占密云后，外出买卖受到严格限制，去关外更加困难。古北口设有伪满洲国海关、外交事务所、承德税关、专卖署、邮政局、电报局、大东公司、通古路密云驿、通古路石匣驿等，海关关长、铁路驿长等绝大多数由日本人任职，并驻守有日本守备队、日本宪兵队、日本领事馆警察署、“满洲国”境警察署等。各出关口都有关卡，由伪满警察把守，不但收税，还要勒索。粮食、布匹都列为禁运品，只要发现带有这些东西，就会被抓进日本宪兵队，轻则扣押物品，遭受毒打，重则被关押甚至杀害。长城沿线的群众为了糊口度日，暗中冒险去口外换粮，许多人被日伪发现，惨死在路上。

日伪在思想上对密云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为了磨灭密云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日伪在学校强制推行奴化教育。从小学起，各年级都必须设日语课，由日籍教师讲课，一边教日语，一边灌输“日中提携”“共荣共存”之类的亲日思想。日本侵略者视密云人民为亡国奴，可以随意欺压侮辱。他们强迫中国人见到日本人必须鞠躬行礼，中国教师见到日籍教师要行礼，店铺商人见到日本顾客要行礼，中国老百姓出入城门见到日本岗哨也必须行礼，否则就要被辱骂毒打，甚至逮捕关押。为了进一步奴役密云人民，日伪又建立了伪新民会组织，专门向中国人灌输“大东亚共荣”等军国主义思想，加强思想控制。

日伪残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密云人民从 1933 年就开始深受日伪奴役，感受刻骨铭心，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成为密云社会的主要矛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成为密云人民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