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在密云的6年

我是冀东玉田县人，1938年参加冀东暴动，同年秋撤往平西。1939年冀东抗日联军与抗日先锋队合编为十团，我任十团政治处组织干事，连队指导员。1940年5月份，随团长白乙化所率的团直机关和一营到达丰滦密地区，7月奉派到三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不久，根据地扩大，三区划为三、七、八、十一、十二等七个区，三区为中心区。我任中心区委书记。不久，又到丰滦密联合县政府任秘书，与县委组织部部长胡毅一起在潮河西、白河东这一地区坚持斗争。1942年春，“臭水坑”事件中沈爽县长牺牲，我曾以刘振华名义代行县长职责，后地委派来倪蔚庭任县长，我仍任秘书。1943年底，我奉调至承兴密，接王慕林任县长。1945年初，丰滦密县委书记兼县长胡毅遇害牺牲，领导又动员我回丰滦密，任县长兼县大队长，坚持根据地斗争。日本投降后，我们搞了接收据点和迎送部队两项工作。1946年，在金叵罗抓贯彻“五四指示”的试点，搞了一段清算复仇，5月中旬后，离开密云。

从1940年到1946年，整整6年我都是在密云度过的。那时天天处于紧张状态，没脱衣服、脱鞋睡过觉，很少盖过被子，甚至有时雪天露营。其实，直到北平解放，10年都是如此。

我在密云的6年中，亲历了创建丰滦密根据地，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在这6年中，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很多干部战士流血牺牲。同时，我们也得到密云人民在精神上、物质上的热情支持，很多青年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很多群众在战争中出了力，立了功。

二、丰滦密新区的建立和扩展

1940年初，在平西流传着一首《挺进军歌》，唱的是挺进军“三大任务”，即“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这年春天，十团奉命开辟平北新区。

十团团长白乙化，北平中国大学学生，1930年入党，他个子很高，胡子又长，人称“白大个儿”“白大胡子”。十团没有政委，吴涛是政治处主任，他与白乙化是同学，1935年入党。参谋长才山是东北大学学生，可能1937年入党。主力营是一营，王亢同志是一营营长。

队伍是分两批走的，我是第二批。从平西宛平县青白口出发大约是5月份，进入平北，活动的主要地区是丰滦密。

十团到达这个地区后，立即成立了县工委、县政府。县政府是公开的，工委对外称抗日救国会。工委书记马力，县长王森，都是冀热察区党委派来的，和他们同来的有李昌、刘震、成克、李斐然等同志。李、刘、成等都是华北联大毕业生，是冀热察区党委派来的工作组组员。县工委成立后，工作组改成救国会。1941年上级又派来刘钧、冯东等，这是又一批华北联大毕业生。除此以外，地方干部都是十团派出的，光派到地方的股长就有除奸股长刘作垣、民运股长樊凌玺、组织股长胡毅，胡毅在县工委任组织部部长。

开始划区时，丰滦密划了4个区。一区是大山里那一片，包括张家坟、沙坨子等大山区，区长吴作先，区委书记茹克。二区范围是白河以西马营、王庄子、还包括河东的东西恒河、南北石骆驼、金叵罗、溪翁庄一带，直到密云附近，开始还包括白道峪，后来划出了，区长李昨非，区委书记李昌，三区在潮河西岸，范围较大，包括黄土坎、赶河厂、董各庄、石匣、西驼古、南北香水峪等，我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四区在二区以西直到怀柔县境边上，区长李伯元，化名向阳，原是十团的参谋，大学生，区委书记是肖尊一。

划区不久，地区一天天扩大。为便于工作，大区划小，我的三区分成三、七、八、十一、十二、十三、十六共七个小区，我任中心区委书记，和胡毅同志一起领导这几个区。七区区长郭万年是头道甸子人，是我发展的党员，脱产较早，区委书记李斐然20岁左右，山西或陕西人，在点将台被捕后牺牲；十一区在头道甸子、半城子、南北香水峪到西驼古那一带，区长于柱国（外号“于豁子”）原是十团副官，这位同志很好，很忠诚，区委书记是刘启；八区在四合堂、滦平境内，区委书记李健，区长是戚树禹，戚树禹是滦县人，40多岁，老头很能吃苦，很好，在最艰苦的时期，十二、十三、十六等区的干部都退出了，他还在那里坚持，而且还在四合堂等几个部落建立了联系；下营、白马关以北一带，划了个十六区，第一任区长是于海龙，后来李缙斋（又名李长生）可能当过副区长，谁任区长记不清了。二区划为五、六两个区。五区是白河西那一块，王连当过区委书记；六区在白道峪一带，成克任区委书记，后来王振东也在那里任过区委书记，张俊侯当过副区长，王振东和王连都是平西派来的。四区划分为4个区，这4个区基本不在密云县境，那里成立滦昌怀办事处，党的工作设工委，滦昌怀相当于县一级组织，归丰滦密县委领导。办事处主任张庚生，是东北大学生。工委书记樊凌玺，是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是十团派出来的。这两个同志都牺牲了。1941年，县财粮科长倪蔚庭接替了张庚生，改称办事处主任为县佐。工委书记由刘作垣接替，刘作垣是十团派出来的。

丰滦密联合县政府第一任县长是王森。王森是蓟县人，原是一所小学校长，国民党员，后投身冀东暴动并加入共产党，他年岁大了，行动有些不方便，有一次历险被围，以后不敢单独活动了，不久调到平北专署去当财粮科长。第二任县长是沈爽，他年岁也比较大，有一定文化程度，社会经验多，曾受平北地委指示搞敌工工作。他在1942年“臭水坑”事件中牺牲。“臭水坑”事件后，丰滦密与上级失去联系，胡毅、王振东我们3个商量，让我化名刘振华代行县长职务，从1942年4月坚持到9月，直到平北专署派倪蔚庭回来当县长。倪蔚庭1944年去后方学习，离开时大约为10月或11月，那时我在河东承兴密当县长，他临走写信与我道别，其中有句诗“驴迹板桥霜”，既是有霜季节，至早是10月，也许是11月。倪走后，县委书记胡毅兼县长。年底，胡毅牺牲，上级又调我回丰滦密当县长，县委书记冯东同志。1946年5月我离开密云县去张家口中央局党校学习。

丰滦密工委改县委时，平西派黄叶任县委书记。黄叶上任不久被捕，第十团政委吴涛兼县委书记，吴涛走后，没免去县委书记职务，马力作为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后来，胡毅接任县委书记。胡毅牺牲后，冯东任书记。直到1946年我离开密云时，冯东还在。滦昌怀后来成了县委，刘作垣任书记，肖尊一任县长，县大队长粱歧，政委郭声九。

丰滦密联合县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一批干部，干部来源有3个：一是平西派来的干部，多是华北联大学生，二是十团派出的；三是本地培养的。

丰滦密的开辟过程中，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很高，抗日军队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广大群众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全力支持。正是因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丰滦密根据地才得以创立，巩固和发展。

三、开辟过程中的地方工作

开辟丰滦密地方工作的有冀热察区党委派来的工作组，有十团派出的几十名参谋、干事、正副指导员。县里分工：马力、王森在白河以西随部队活动，我和胡毅在白河以东潮河以西这一片工作。区级政权有区长，区委书记，区救国会。村政权有村长，设村公所，有救国会，村青年救国会，妇女工作一直没怎么搞。

开辟工作最初阶段是宣传动员群众。宣传的口号是：“打日本，不当亡国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再就是宣传形势，讲哪儿打了胜仗，一讲就是国际、国内联系起来，一直联系到本地，具体话不一定准确，但总的是打日本，反侵略，没有错。消息来源一是上级指示精神，一是敌伪的报纸。

宣传工作鼓起了人民的抗日情绪，群众积极性很高，建立了救国会、村政权，发展了党组织，群众中有人出来参加抗日工作，各区基本配备了财粮、公安助理。公安助理负责开展对敌斗争，除奸反特。财粮助理很重要，征粮、征款、要鞋、要袜子，全都由这人负责。由财粮助理出面向村政权、救国会派任务。村政权干部一般是指定的，很担风险，有很多的干部及家属“扫荡”中被杀，所以一般人不愿干，也不敢干。村政权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在敌人划的“无人区”内，这种“无人区”实际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政权性质是抗日一面政权。在敌我拉锯地区和接近敌据点的地方，建立两面政权。两面政权中有的倾向我们，应付敌人，也有的倾向敌人，应付我们。

宣传群众，建立政权的同时，我们极力动员本地人出来工作。动员人不容易。黄土坎的曹克丰同志，化名为袁哲生，比较早的出来参加工作，很积极，带着部队收集民间枪枝，帮助部队购买药品，以后入了党。渤海寨的小学教员郭公然同志（原姓张），当过县政府的财粮科长，副区长，区长。董各庄的邓光同志，在旧镇公所当过杂役，思想进步，入党后，当过副区长，以后在战斗中牺牲了。赶河厂的郭永安同志，年龄较大，较早地组织起白马关游击队，任队长。1942年被日本鬼子抓去，又逃跑出来，很勇敢，为此，县委组织部部长胡毅同志写了一篇《英勇的郭大队长》，宣传他的事迹。这支游击队的副队长张万福同志，参加革命后入了党，日本投降后，在部队当团长，以后在热河战斗中不幸牺牲。赶河厂的郭晓东同志，是支部书记，表现很出色。孟成志同志表现很好，其弟孟成林，参加部队后，在师军的游击队中牺牲。西湾子的孟成亮同志较早献身于革命。迎城岭的刘振斋同志，帮助党建立了地方政权，在扩大兵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较早参加革命并到区里工作的还有赵益昌、郭佩华。在艰难的时期做交通工作的有郑全、刘景旺（外号刘白薯）。点将台的李洪德，李洪稳兄弟俩，表现很好，冯家峪战斗后，有20至30名伤病员送到他家，照顾得特别好。还有拦马墙子一个姓高的人家，照顾得也很好。石炮沟的刘庆儒抗日很坚决，敌人将他的脖子砍了很深一道伤，但他仍坚持抗日。他的弟弟刘昆山，是石炮沟的支部书记，后被捕在承德牺牲。石炮沟的刘昆山，头道甸子的郭万年，不老屯的王少泉、王大庆等同志，都是抗日的积极分子。还有一个章文，原姓崔，王庄子人，中学文化，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他搞迷信，把他捕起来了。因为没监狱，王森县长带着他，看他有文化，就收留下了，先让他当文书，后又让他当会计。他在“臭水坑”被捕后又放回来，说是使了钱才回来的，后来又被捕过一次，解放后在林西矿做保卫工作，我认为他做保卫工作不合适，后来不知哪去了。倪介瑜，彭乃亭他们是后出来的。

开辟工作一个重要内容是建党，发展党员最早是1940年7、8月份，我发展的党员郭万年、郭公然、袁哲生等，都是在年底。那时发展党员也个别谈话，也举行仪式，党也过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向党宣誓很郑重，党员对党的决议必须坚决执行，到紧急时刻，党员就得站出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一点都没有虚假，困难任务，党员去完成，要党员起模范作用，不能讲价钱。在一面政权地区，党员多的村建立了支部，党员少的建小组；在两面政权地区，没有建立党组织，党员之间不公开。

由于村政权的建立和抗日骨干队伍的形成，我们的军队不断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展，军政、军民密切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最使敌人震惊，使人民受鼓舞的是冯家峪战斗。当时一营营长王亢带着一营在冯家峪，我是这个区的区委书记。驻白马关、下营的日本鬼子撤退，从冯家峪奔董各庄、石匣。王亢就带着一营在冯家峪、东西白莲峪，孟思郎峪、三岔口打埋伏。这次伏击开始打时，敌人没有准备，杀伤敌人不少。后来敌支好轻重机枪，火力很猛，咱们的武器差，弹药也少，最后都没有子弹了。这一仗虽然消灭敌人近100人，咱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牺牲的不少。这个仗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大大鼓舞了群众抗日的斗志。冯家峪战斗后，时间不长环境就缓和下来，开辟地区的工作进展较快，由4个区扩大到16个区。接着敌人进行报复性“扫荡”。1941年秋“一撮毛”战斗消灭了驻西驼古的日本鬼子以后，敌人加强了对我地区的进攻“扫荡”。从密云县北部盆地到滦平南部的山区，从古北口到四海，整个大山里都划为“无人区”。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庄稼长出来，苞米刚出棒，谷子刚吐穗，日本鬼子就带着关外部落里的人进地片苗，用镰刀从根上片了，不让你有吃的。日本鬼子非常野蛮、残酷，一次在孟思郎峪沟口，抓到一批老百姓，在一个大坑中就活埋了70多口。敌人划“无人区”后，出动日本鬼子、满洲队、讨伐队、汪精卫的治安军，几种军队“扫荡”无人区。敌人称作“无人区”的地方，我们都叫作根据地，并不是“无人区”，部队在那里整训、休息、活动，群众也和部队一起行动。当时群众的房子也烧没了，一般两个背筐，一两口锅，挑着行李、碗筷，有点粮食也和部队一样分散藏在山洞里。一家子说走就走，到一个地方，就着旧房茬子，盖上点秸秆，里边搭一个小炕，或在山洞里搭个小炕，就算建了一个家。军队老百姓都是这样。敌人来了，老百姓挑上筐跟部队走了，敌人走了，又跟部队回来了。“无人区”没粮食，到平川里征购粮食，也分给老百姓一部分。生活是艰苦的，但群众拥护抗日，军民分不开了。那时候睡觉，也没有被子，不脱衣服不脱鞋，临睡觉还紧紧鞋带。在屋里睡觉，头朝窗户，枪放在枕头边，一有敌情马上起来冲出去，非常快。有时下大雪，就在山上宿营，仗着年轻，再加上经常活动，一走路就是百八十里，也不冻脚，也不感冒。吃的就是带点炒米或是炒栗子，化点雪水就着吃。为了更好地坚持地区，丰滦密各区普遍办训练班，培养抗日积极分子，轮训干部。白河东，我们负责那一地区，胡毅对此项工作抓得很紧，自编教材，记得那个时期的教材有《政治常识》《追悼白乙化》等。办训练班提高了人们的觉悟，对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

最艰苦的时期是1942年，“臭水坑”事件之后，主力到西边去了，地方干部牺牲了不少。在地方，比较好的干部隐蔽着，差一点的不干了，坏的投敌了，县里只剩下我、胡毅、王振东三个干部，还有区里一些同志。我们三个商量县长牺牲了，得有人出面，于是让我以刘振华名义代行县长职务。满洲队扫荡时，还有个名片，上写“临时县长江卓”，可见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当时我们主要是隐蔽坚持，后滦昌怀垮了，县佐倪蔚庭撤到平北地委，10月他被调到丰滦密当县长，我仍当秘书。

“臭水坑”事件后形势恶化，很长时间是紧张的。1943年丰滦密划归冀东，11月我调到承兴密，这一段时间比较缓和。到1944年底胡毅牺牲，形势又紧张起来，王波已经牺牲了，师军到十六团去了，王振东也被调走，刘钧也去后方学习，冯东一个人带着县大队3个连到地委汇报工作。这时十四地委又决定我任县长兼县大队长，郭子忠为县大队副队长，白鹤任副政委，冯东任县委书记。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地委指示我们，坚持就是胜利。我们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四、奉调承兴密与四竿顶事件

1943年春，丰滦密划归冀东。冬初，潮河还没封冻，可能是10月或11月，我被调任承兴密县长，马力调任县委书记。接到通知后，丰滦密县在石炮沟召开扩大会议，给我俩做鉴定。那次会议刘震、刘钧、吴作先、戚树禹参加了，冀东十四地委宣传部部长方治平也参加了。我先走的，马力比我晚去河东17天。

我到河东后，立即参加县委会议。由于敌人“扫荡”，会议开了几天就转移了，转到庄头峪。那次在一起的有承兴密工委书记江东，县长王慕林，公安局长项一，还有县政府、县委会、公安队40至50人，加上义勇队（相当于县大队）共100多人。王慕林爱喝酒，单独一个屋，江东、项一我们三个在另一个屋住。拂晓，我们刚拉到村子东的半山腰，往下一看，敌人已经包围了，正在庄头峪村边笼火，一堆堆的火，正好围住庄头峪那个村。我们继续往山上爬，快到山头，东山背后压下来一股敌人，这就打上了，机枪扫射，上下都是敌人。我情况不熟，王慕林情况熟，跑得快，冲出去了。我们向东走，东边又来了敌人，把我们圈住了，三面受敌，一面是潮河。李义明（义勇队指导员）带一支小队伍十多个人冲过潮河到丰滦密，顺河西金沟屯脱险了。原来义勇队有一挺机枪，有时打一阵，敌人也没闹清我们是什么队伍。敌人这次奔袭的目标是十三团五连，并不知道我们在那里，可五连拂晓前就冲出去了，结果把我们围住了。仗打到后期，我们被打散了，我、江东和一个警卫员，刚到山洞里，项一也要钻洞，敌人就下来了，我说：“你别动了，这阵天黑，也看不清了。”项一就地趴到山坡下，敌人从洞前的道上过去了。我们四人就奔大岭。这次战斗，三面受敌，大部分干部冲了出来，王慕林脱险了，财粮科长王林白被捕后叛变了，被捕十多人，牺牲40至50人。这就是承兴密对我的“欢迎”，炮火连天的“欢迎”。

我去过承兴密东部，在雾灵山那边，叫滦承兴。那时县政府一般在山里，大、小黄岩，都是山。那里的民兵很好，站在大山尖上监视敌人。敌人一出动，就喊，山与山之间一喊，报告敌人到哪儿了，一直传到根据地，承兴密的民兵很有名，冀东行署曾有个刊物登载一篇文章，叫《承兴密的民兵》。承兴密的干部序列为：县长王慕林、江卓、项一；工委书记江东，县委书记马力、李守善。我在承兴密呆了一年多。

五、统一战线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对上层的政策是团结抗日。为争取他们，有时召开座谈会、区代表会，吸收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参加。表现比较好的上层人物有：王少泉，他是民主人士，他儿子王志清，在不老屯卫生所，解放后还当过副县长。李缙斋（又名李长生），西庄子人，可能当过十六区副区长，在党外上层人物中是比较进步的，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了。溪翁庄的王仲三，他女儿玉姣出来工作了，弟弟出来了。金叵罗的张益民，他的儿子，侄子都为革命牺牲了。白岩的老袁家、燕落的苏济民，都是统战人物，在抗日时期表现还可以。在开辟地区中，黄石塘的邱瑞明表现很好。

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工作

日本投降后，我们一方面接收一些小据点，另一方面是护送过往干部，主要是做这两项工作。

当时，蒋日伪合流，日伪不向八路军投降，不让我们接收据点，石匣、密云都没接收。接收古北口，河西也没有去人。这一阶段，平北没有派人来，冀东也管不了，又不在新划的热河范围之内，成了三不管地区。我们都是自己安排工作，自己干。接送的干部中，大多是从延安和晋察冀来的，路过密云去东北。张秀山，张学思、吕正操都是我们送他们过的古北口。这时期接送干部队伍，达5000至6000人次。

后来，敌人要进攻古北口，郭天民带冀察纵队、赵尔陆带冀晋纵队在香水峪、双井子等地，做反击准备。支援部队是我们一项重要任务。利用紧张形势稍缓的时机，我们开展了建党，建政，发动群众，动员妇女参加革命等项工作。人民的情绪很高。

1946年，“五四指示”下达时，上级派人来了，河西在金叵罗、溪翁庄、燕落抓贯彻“五四指示”的点，我只参加金叵罗一个村，别处没去。

七、血的代价

抗日战争中，在密云这块土地上，牺牲了不少优秀的党员和战士。

第十团团长白乙化同志，是1930年入党的老同志，大学生，能诗能文，作战非常勇敢，军队和地方的同志都愿意和他在一起，都感到和他在一起，对付敌人就有办法，就有信心。他在军队和广大群众中威信很高。自乙化同志个子大，胡子多，人称“白大个儿”“白大胡子”，敌伪军很害怕他。1941年春节时，部队驻防在赶河厂、马营村，在一次打击来犯的敌伪军战斗中，不幸被敌人冷枪射中，光荣牺牲。

王波同志，原任十团三营教导员，后任十团政治处主任和第五区队政治委员，他也是北平大学学生，很有才干。1943年秋，我和他都在石炮沟住着，有情报来说石匣敌人到香水峪抢粮。我俩商量，我说应该打一下，他说“打就打”。于是他就带一个连去了。在山上，王波受了伤，队伍撤得快，警卫员没有把他抢下来，结果，他被敌人杀了头。

胡毅同志，山东荣成人，原任十团总支书记，组织股长，1940年转到地方，历任丰滦密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他是北平某高中学生，1936年入党，他勤奋学习，艰苦工作，兢兢业业，为党为革命的精神很值得学习。1944年底，他任县委书记时不幸被害。

七区区委书记李斐然，约20岁，华北联大毕业，是个小胖子。有一回，我带着县政府的10多人，还有李斐然，去黄土坎、燕落打特务，特务跑回兵马营，未打中。当晚我们住在点将台村。这村有李洪德，李洪稳兄弟俩，住在青山顶山根，那时还没入党，表现很好，我们就住在他家。敌人把我们也摸清楚了，拂晓敌人从四面上来了。李洪德站岗，叫我们：“快起来，鬼子来了。”我说“快起来，上青山顶！”老会计郭公然年岁大，胆子小，还没上山，就看见太阳旗了，是半城子、古石峪方向来的另一路敌人，他赶紧跑下山来。我又带人向石洞子方向转移，那边敌人也来了，我们就分头突图，仨一群、俩一伙地往外冲，我与李斐然和特务员王焕沿梯田一阶阶往下跳，鬼子这时就不打枪了，要抓活的。王焕年轻，跑得快，我第二，李斐然胖，跑不动，被敌人捉住，牺牲在承德了。这次，十团下来的管理员贾振远也被捕牺牲了。赶河厂一个姓郭的小学教员，被捕后又放回来，以后不知下落。

四区区长张茂森，外号斜瞎子，眼睛不好，对敌斗争很坚决，在四区传闻很多，后来被叛徒赵国良打死。

牺牲干部最多的是“臭水坑”事件。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942年春天，白河刚解冻。臭水坑住着丰滦密县政府、县委机关和十团团部及一个连，有两间草房。事件发生那天，王亢带着两个排打伏击去了。敌人出动1000人左右袭击了臭水坑，造成事件，光我知道的牺牲了县长沈爽，十团卫生处长郭庭章，供给处长乔永昶，还有被捕后牺牲的李非等。

当地群众也牺牲很多。原白河川老一区（后来叫五区）在沙坨子一带，开辟时4000多人，到日本投降时只剩2000多。白马关、下营、东西白莲峪也牺牲不少。

（作者：江卓，此稿据江卓同志1981年和1983年两次谈话记录由密云县委党史办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已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