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红星村,是1991年泥石流后,由原白庙子、鸿兴两个行政村合并而成的。这里位于密云西北部深山区,山高、路远、沟深,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抗战时期,这里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跟党走,与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史诗。为继承红色传统,合并后的村命名为“红星村”。
抗战时期,这里地处长城以外,是伪满洲国热河省滦平县的一部分。1940年,中共冀热察军政委员会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 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5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在团长白乙化率领下到达平北东部地区开辟了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游击根据地。6月,建立了丰滦密抗日联合县政府。在白庙子、鸿兴村所属的四合堂地区建立了第八区,区委书记李健,区长戚树雨。张家沟门自然村张玉田,在北平上大学回乡参加抗战,任八区副区长,化名洪福。
八区政府和区小队长期驻莫岭村西沟半山腰上的阴镐洞。这里山路崎岖,草茂林密,十分隐蔽。洞深十余米,高约3米,呈扁长方形。洞内有似碾盘的大石桌,并排两铺石板炕,一长3米多,一长两米多。由于群众基础好,这里成为四合堂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和指挥中心。
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引起日寇血腥镇压,1940年秋冬日伪进行了“七十八天大扫荡”,1941年冬又进行了万人大扫荡,1942年春在扫荡基础上,实施“集家并村”,修建部落(群众称围子、“人圈”),实行部落化统治。日伪在这里修建了西湾子、白庙子(涝泡子)两个部落。部落四周建起高墙,底层三尺多宽,上顶二尺余,高达一丈多,前后设两个门,门旁设有小岗楼。高墙四角建炮楼,炮楼高出墙五、六尺,四壁有枪眼,围墙正中开有一列枪眼口。日伪在部落外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驱赶周边老百姓到部落居住。有的群众到部落后,没有房屋,只能搭建“马架子”窝棚居住,饥寒交迫,暗无天日。部落有日伪军驻守,严密监视,设部落长、甲长、牌长,实行保甲统治。部落长管全部落人的一切活动,甲长是部落长的帮手,牌长管五到十户,甲长和牌长都对部落长负责。部落内十七岁以上、三十以下的男子编入伪自卫团,整夜巡逻,不能睡觉,防备八路。青少年组织团员队,进行军训,白天还得“勤劳奉献”,同时每天(时间不定)敌人大锣一敲,妇女们都得手持烧火棍、锄头、镰刀、菜刀集合训练,进行军事演习。部落税收沉重,房租每年每户18元,每年每户换一次户口牌子,交税八角。每头驴五角,骡子八角,连狗也得带铜牌,折洋三角。每年得交地亩捐,每亩征收实物八十斤,果木还交花税,还有其他杂税。日伪对我进行经济封锁,统治货币,不许过境,实行生活必需品配给政策,如煤油、火柴、针线、布匹等等。名义上每年每人配给三尺白布,克扣后只剩九寸布,群众每天两顿稀饭也喝不上,尽吃野菜。人们冬无冬衣,夏无夏衣,大人小孩都赤身裸体,只在下面围一块布,甚至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部落里几家男女老少挤在一个小窝棚里,冬季严寒,夏季酷暑,流行起瘟疫来就几十、几十的死亡。部落里开始敌人不准种地,但在群众一再要求下,才准许每天早上八点开门至下午四点关门,外出种地,晚回来就得挨打,甚至被杀。其余的时间都用在打墙、修道等杂役上。因此,群众将部落称为“人圈”。西湾子部落有马道沟、莫岭等5个自然村100多户900余人进住。白庙子部落有西台子、双窝铺等9个自然村400余人进住。1942年冬,白庙子部落有160多人冻饿病死。白庙子部落抗日村长王金鼎饥饿难忍,只因摘了自家的果子吃,就被判为“果实犯”,被敌杀害。
“人圈”遗址
面对日伪残暴统治,党领导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集家并存”、反部落斗争。在部落里,敌人的统治力量较强些,我军大部队的活动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就是规模较大的游击队在那里也有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区政府成立了小规模的战斗组织,即武工队。这个组织规模小,行动方便,既便于随时打击敌人,也可在“人圈”区隐蔽。这个组织是战斗组织,也是政权组织,因为区、乡的工作人员都是游击队员,随军作战,随军移动,随军办公。武工队经常在西湾子、白庙子一带活动,他们有时住在山沟里,有时也住在“人圈”附近,他们往往成为日伪头子家中的不速之客。老百姓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而敌人却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西湾子部落里我们有党员、支部书记、村长,还成立了自卫军、妇救会等抗日组织,虽在白天不能公开活动,可是夜里经常开会,进行抗日宣传。
为建立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力量抗日,副区长张玉田带领区小队员到地主王元堂家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要求其为抗战出力,他最终答应给八区政府物资上支持。1942年,抗日进入最艰苦时期,八区政府将后安岭、长哨营等地的富户,集中到可太沟,向他们宣讲打败日本鬼子的道理。经过反复教育,他们承诺每年为边区政府提供物资帮助。八区政府在区小队中建立除奸队,到西湾子、涝泡子除掉汉奸王守经、王品三等人,有力震慑了敌人。 张玉田的父亲张振武被伪满洲军抓住,拒绝敌人让其劝儿子投降的要求,在张家沟门纵深跳下悬崖,为掩护区政府人员壮烈牺牲。
日伪开始实行“集家并村”的时候,西湾子的老百姓逃亡在山里,把粮食财物坚壁起来,在山里过日子。他们黑夜白天轮流站岗放哨,监测敌人的活动。在粮秣委员王均合和共产党员刘臣组织下,黑夜到没有敌人住的村子里背坚壁起来的粮食。有一天,背粮食的人正在摸索前进,人们踏着石头发出嘎吱的响声。敌人听到响声后就朝发出响声的地方打枪,背粮的人们机智的把石块往对面的山上扔,敌人就朝对面的山上扫射。这时,背粮的人就趁机逃跑。西湾子全村人就这样的和敌人捉迷藏,把背出来的粮食供给八路军游击队。秋天到了,他们辛辛苦苦播下的种子,培育起来的庄稼眼看就要熟了,西湾子全村人民在党和政府“回山收粮,坚持斗争”的号召下回到了村里,忍过“人圈”里的奴隶生活,待机反抗。
敌人在部落里无恶不作,伪军小队长外号杨羔子更使出了压迫人民的各种手段,为广大村民所痛恨。西湾子党员、村长刘臣利用杨羔子和伪警察中队长之间的矛盾,把杨羔子狠狠的揍了一顿。当时伪中队长向刘臣说:“怎么样?”刘臣说:“给我狠狠揍,揍死这个坏东西!”接着就是一阵重重的鞭子,毒打杨羔子为百姓除害解恨。妇女们的斗争劲头更大,她们忍受痛苦和饥饿,冒着生命危险给八路军、游击队做军鞋,送军粮。西湾子的人们白天想办法派人出部落外等候,晚上妇女们把准备好的军鞋、军粮从部落的水道眼塞出去。白天出外的人这时候到部落的墙根下,把军鞋、军粮取走送给八路军和游击队,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特务杨国忠经常活动在四合堂、西湾子一带,专门探听情报任意捕人、杀人,他是这一带人民眼中的钉子。西湾子人终于合力把这个特务抓住,送给抗日政府依法处死。这件事是这样的,我游击队员王永海参加游击队后,转战在敌人的心脏中,作战非常勇敢,敌人非常害怕。敌人下决心想办法捕杀他。1945年5月的一天,王永海到二平台给游击队员买点肉。晚上路过家门口,就回去休息休息。不想一觉正好睡到早上五点多钟,这时天已经大亮,他慌忙起床要走,正好和特务杨国忠碰了个头儿,特务认出了他是王永海,就给绑了起来,并押到西湾子部落的甲长家。甲长心里慌张,表面上假作镇静,向特务说:“这下我担保跑不了,先放开。”还请特务上炕抽大烟。特务对大烟早已是垂涎三尺,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就答应先把王永海放下。王永海趁机在特务抽大烟时在门后拿了一把大菜刀,准备把特务杀死。这时甲长不要他这么做,自己暗暗派任永红(村长)、张成海(部落长)到西湾子沟底的窝棚里给游击队送信。区委书记和游击队长孙守富快步跑到了西湾子把特务杨国忠捉了起来,带到北对峪沟枪决了。还有一次,王永海在送情报途中,被伪警察王国军抓住,带到西湾子审讯,并拖着铡刀片威胁要砍死他。王永海瞅准时机,一把夺过铡刀片,跳窗逃走了。当区小队侦查员得知王国军只带两个跟班的,及时报告区政府。区长戚树雨带队到西湾子将他们三人擒获,缴手枪3支、子弹60发。
1942年的一次日伪“扫荡”中,因只有9个月的孩子啼哭,被敌人听到,暴露了目标,妇女、儿童7人被抓住。凶恶的敌人追问:区政府的人在哪里?区小队在什么地方?面对敌人的刺刀,都说不知道。敌人逼问再三,回答仍是不知道。恼羞成怒的敌人将7人当场杀害,只有一个叫“漏子”的7岁女孩,在慌乱中掉下陡坡,幸免一死。村民于仕花是区小队员张成瑞之妻,一次为躲避敌人“扫荡”,与群众一起藏在山上,当夜产下一个男孩,怕孩子啼哭暴露目标,忍痛将孩子活活捂死,成为邓玉芬式的英雄母亲。区民兵中队长郭生福,在日伪扫荡时被抓到琉璃庙据点,敌人想让他说出区政府在什么地方,区小队在哪儿活动的情报,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多种残酷手段,逼其说出实情。郭生福只坚持一句话“我是种地的,什么也不知道”。因受酷刑折磨,他长时间昏迷不醒,敌人才把他放出来。其子郭秀云,1941年在臭水坑事件中壮烈牺牲。为表彰郭生福宁死不屈的精神,丰滦密联合县政府为他发了奖状。区小队队长郭继增,去宋营子执行任务途中,遇上一个赶骡子的人,觉得形迹可疑,但自己又没带武器,便急中生智,将一只手背到身后示意掏枪,命其接受检查,那人赶紧举起手来。从骡驮子里搜出手枪一支,子弹40发,日本战刀一把。经审问得知,骡子是他抢来的,他是到四合堂探听抗日情报的。
部落里的一些青壮年被迫当了敌人自卫团的团员,替敌人站岗放哨,但他们的心都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有些进步团员和我们当地政府、军队取得了联系,实际上监视了敌人。他们和白庙子附近的儿童偷过敌人的子弹,给我们送情报,为我们工作。八区公安队,共十几个人,他们十几支枪,子弹很少,就是八路军和游击队,每人才三发子弹,打起仗来太不够用了,多一些子弹太必要了。敌人汉奸队刘汉队在部落里怕累、怕冷,不愿意站岗放哨叫团员替,他们找地方休息去,夜间打牌喝酒,枪支乱放,进步的团员认为不但有偷子弹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偷子弹是从1942年冬天开始的,冬天夜长,夜晚的时候,刘汉队队员就在老百姓家打牌喝酒,团员时常跟着他们。汉奸队打起牌来,什么也不顾,把枪放在墙柜上、桌子上,他们在炕上打牌,也不会留神,更不会怀疑这些团员,于是有的团员看一会打牌,说几句客气话,然后悄悄背靠柜脸还看着他们打牌,手可轻轻的解开了子弹袋,摸出来一两盘掖在裤带上。乡下用的煤油灯很暗,又有一些人看打牌,柜子上没有亮,敌人一点也发觉不了,偷完了再照料一下才离开。第一次偷敌人子弹是团员们,但不知是哪一个,后来一些胆子大的人知道别人偷也跟着偷,开始偷的时候谁也不敢多偷,也没有个组织,全是自发的。一些十二、三的儿童,看别人偷子弹之后也就跟着偷起来。汉奸队也不检查子弹,更不怀疑团员和儿童,所以偷了好几次,敌人并没有发觉。人们把偷来的子弹埋在挖好的小坑里,有的藏在树上,有的放在房檐儿上和炕洞里等等,最初是把子弹装在裤筒里,背着柴架子像打柴的模样混出部落,送到十里以外的区里,区长和区队员高兴极了,他们惊奇地望着孩子们,称赞孩子们胆子大又都很机智。区长们问他们为什么偷,他们说偷来给八路军打鬼子。区长再三叮嘱他们要小心。后来团员们和孩子们渐渐商量活动,互相配合,每一次活动事先讨论,然后按照分工去偷,有的拿着花生、瓜子给敌人吃,一会儿端茶倒水,一会儿又点烟,几个人围住了灯光,一两个就去偷,偷完了,又把子弹带弄好先后离去。有一次郑小三站岗,汉奸队冻得受不了,都跑到炮楼底下去睡觉,机枪和小队长的手枪都放在岗楼上,他不会摆弄手枪,弄半天才把手枪的子弹全部卸下来,把机枪子弹也卸了下来,另外一大箱机枪子弹拆半天也取不出来。大家偷了子弹,到背人的地方聚齐,那个说我们偷几粒?这个说我们偷几粒,还有的说我们几个白干了,没偷着,说着笑着非常乐观。一统计一共200多发,只用了四五天的时间。这一次把子弹装在裤筒里,沉甸甸的走出围子,不多远就累得要命,他们正在休息,几个老汉跑来了说:“你们还摆货呢,围子里翻成了一团了。”他们知道信后,赶快把子弹送到了区里,把情况讲给区长。区长说:“你们太勇敢了,你们怕了吗?”他们说:“我们害什么怕?要害怕还不去偷呢。”接着,团员和儿童们就把他们想偷机枪的计划和偷了之后投军的计划告诉区长。区长说:“你们想的太好了,可是咱们不能做,一来你们家都在围子里,你们跑了,家里人受害,二来敌人要进行报复,你们看这事儿是干不得吧。”经过这么一说,大家可就谁也不吱声了。他们几个到了家,发现从前埋过子弹的地方都被翻过了,幸好没出事。敌人发现子弹丢了之后,当官说当兵给卖了,打牌用了,凡是丢了子弹的士兵全都挨了打。敌人自此加强了防备,这样活动难以下手,但是他们斗争的决心没有变,仅四个多月就偷敌人子弹2000多发,使八路军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1944年,八区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配合主力部队开始了大反攻。6月,驻西湾子的伪军居顺队外出扫荡去了。群众把这个情报告诉了我游击队。当天晚上月光下,八区武工队配合冀东第五区队攻打西湾子部落,俘虏伪满讨伐队83人。村支部书记、村长刘臣还缴获了一支大枪,送给了区政府。这年秋天,八区武工队配合县大队两个连攻打西湾子据点。经过激烈战斗,除伪满洲队头子王耀一人逃跑,15人被击毙,其余30多人全部被俘,缴获40多支枪、800多发子弹及其他物资,捣毁了西湾子部落。
(作者:王永海 张桂国 张桂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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