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编写“北京市革命斗争史”，1959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十七名师生到密云县调查、采访，编写了“密云县革命斗争史”初稿。书中保存了大量第一手珍贵历史资料，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现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目           录

一、密云县概况

        密云县概况

        解放战争时期

        冯家峪（四区）的一些情况

二、抗日情况调查报告

        日本攻占古北口

        潮河关惨案

        肉丘坟的来历

        日本鬼子一进关就在古北口大屠杀

        日伪对古北口的残酷统治

        苏军解放古北口

        八路军接收古北口

        第二次解放古北口

三、山本队在六区的暴行

四、战斗在锥峰山下

        日本鬼子掠夺我国钨矿

        伏击宋清队

        险救五百多青年

        赶走敌人，保护人民财产

        楼子上的战斗

        夜进墙子路

        伏击汽车

        日本鬼子用酷刑残害抗日干部

        庄头峪战斗

        不管峪追歼敌人

        消灭特务尹长明

        后沙岭之战俘敌七名

        石峨村消灭特务四名

        大义灭亲，扑杀特务

五、无人区调查报告

        无人区调查报告

        邓老太太一家

        臭水坑事件

        炸弹厂

         小西天惨案

        西红台——板桥峪惨案

        党员只身炸敌车

        日本制造无人区和执行的“四光”政策

        白马关和下营惨案

六、抗日斗争概况调查报告

        地理条件分析

        平北抗日根据地未开辟前山区人民抗粮抗税斗争

        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白乙化的英勇斗争

        1941年正月初八——1943年六月间的大战役

        扫荡和反扫荡

七、怒吼的山谷

        总的概况

        抗日前概况

        日本之滔天罪行

        党领导东田各庄公社人民的抗日斗争

        东庄大生产运动

        土地政策在东庄

        人民与伙会国民党的斗争

八、“部落”情况的调查报告

        部落情况调查报告

        偷子弹

九、对敌斗争

        使敌人胆战心惊的八路军的军事斗争

        党领导下的民兵组织——自卫队

        我军巧计歼敌人

        古石峪战斗

        上甸子自卫队两次捉鬼子的故事

        朱一顺打死三个鬼子的故事

        人民支持人民战争

        情同骨肉的军民关系

        送情报

        抗日歌曲两首

十、伙会情况调查报告

        解放战争时期伙会组织情况（部分地区）

        伙会的罪行

十一、特务活动

          日本时期猖獗的特务活动

           敌人千方百计逮捕和杀害叛国犯

           抗日的人

          八路军战士英勇就义

一、密云县概况

密云县概况

（一）本县1935年前概况

本县位于冀东，地处张家口、北平、承德三角地带，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同时是东北的大门。历史上是“穷山恶水缺粮县，糠菜半年粮”的地方。自古以来这儿人民的生活就很苦。山地出产的粮食不够五个月吃的。专靠到口外买卖果木（枣、梨、杏仁、核桃……）煤炭得些收入。这样，一年尚能糊口。但夏天以后树叶是主食了。平地较富些，但因境内是丘陵和沙地，每年只产一季粮，所以刚够吃，再加还出些花生、大枣可以贩卖得些收入，因此每年可有些盈余。

但是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争战之地（历史上称为檀州城）。从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开始，这儿就和日本交了战；1933年宋哲元的大刀队就在这儿的古北口和日本人干上了。（当时的师部设在县城内）。战斗中日本的飞机像地上的蚂蚁一样多，打的非常残酷。可谓“死骨成山，血流成河”。

1935年，殷汝耕在冀东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此以后，这儿人民的生活就更悲惨了。

（二）抗日战争爆发到1940年间的变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进了古北口，当时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官家根本就顾不了百姓，钱全花在战争上，战争、天灾人祸一股脑儿加在百姓头上，确实是把人民害苦了。1939年城内发大水，百姓住不下时许多人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去了。这年大水后，有一个姓郭的（名叫生江）在此地组织了穷人会，因此城内的大富户在这时仍然任意鱼肉，人民派捐税、买地……叫你没法儿讲。可是后来他被扑了，穷人会也就散了。但人民与敌人斗争的火焰已在内心里燃烧起来了。1939年，冀东暴动队到了平西，继之，零星的抗日活动就产生了，像张家坟一带就是这样，在1938年时此地就来过红军，以后又有人来进行冀东的开辟工作。

1940年，八路军挺进军十团在白乙化的率领下来到了此地。在石果庄打一仗，咱们占了水川、二道沟、白道峪、臭水坑等地。

到1940年，我们的开辟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开始时我们来的人不多（只有六、七个），首先进行了救国会的组织，开了夜校，宣传党的政策，对群众进行教育。在群众放开了革命的影响后，我们的各项建设工作也就开始了。

从1940年开始，这儿的政权建设和抗日的武装斗争就正式展开了。

（三）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

在开辟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政权建设，这样的工作方法是我们工作胜利的保证之一，因为当人民群众置身于大难中时总希望能摆脱这个灾难。而且也千方百计的往这个危难的圈子外碰，但是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对付这种局面争取自己的权力，这还不是一向在自家小天地里生活着的人能找出路来的。所以在这时候，能有替他们指出来灾难产生的原因，怎么样来对付这种不利的局势，而不使自己碰的头破血出，人民群众就会坚定信心跟着指路人走的。

而对我们党来说，工作正是要这样做的，因为一颗凌霄大树要从根长，一座高楼也必须从平地盖起等等，所以万事离不了基础。

1.初期的军政活动情况

1940年5月—1940年底陆续建立了八个区级的政权，首先在山里张家坟一带建立了第一区的政权，因为这里受害最厉害，百姓抗日的劲头最大，继一区的就是其他七区的政权建设。

县政权里有：正副县长、秘书、财粮科、民政科。

区政权里有：正副区长、财粮助理、民政助理。

我们的政权组织在当时正是领导人民群众来向民族敌人进行斗争的，当时我们党的政策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地工作也是由上层动手的，对密云当局作了争取工作，目的即在于此）等等。组织建立起来了，工作也就开始了，除了上述政权组织外，当时有群众组织，抗日联合救国会，青年救国会，从1943年又增设了一个农会组织。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党的组织也随之建立。先找点发展党员，然后建立组织，这样这儿的革命活动就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等等。而且继老十团之后，老七团也来了。因为1939年的大水以后，此处是荒年，而敌人又偏偏又在这个时候来了个七十八天的大扫荡（敌人看我们的部队力量大了不甘心），临走还把冯家峪给烧了。在这时我们动员了百姓，配合部队来了个对抗。人民群众在这时纷纷要求参军，我们趁这机会就建立和发展了游击组织（1940年8月），百姓用实际行动维护自己的军队。咱们游击队发展到一千四百人—一千五百人。

到1941年白河游击队组成，这儿的游击战局就大打开了。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等地就是没给敌人一分钱。日本军队、特务全在这儿。我们的军队在此站不住脚了，老百姓也就没法活了。

当时老十团（即八路军挺进军第十团）在此地活动，在白乙化的率领下，团部在冯家峪打了漂亮的歼灭战。敌人被消灭了，这是这场战斗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没有很好的武器，单凭用土枪和敌人干肉搏仗，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的情绪还挺高的。因为战利品给我们解决了装备问题，当时极为流行的一句歌谣：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等等。确实如此，每一次打仗以后，我们就多了一份装备。平北局面打开后，从1941—1942年进行了三次大战斗，敌人在这时也进行了扫荡。下决心把丰滦密扫尽。

2.敌人的扫荡、袭击、扰乱

丰滦密地区是在战斗中成长的，敌人不断地进攻和扫荡它。

敌人从1941年秋开始，调动空前的大兵力近万人进行大扫荡，敌人会在山边、长城口子上建立据点（石佛、白马关、半城子、四合堂）。在进攻中，在扫荡中还建立临时据点（冯家峪、张家坟等地）。

敌人就利用这些据点的兵力，经常地对我们村子进攻、扫荡。我们的政权、群众组织当时刚成立，游击队未经锻炼。敌人的兵力大我们十二倍。在这种情况下，我方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组织也受到严重摧毁，可是敌人未达到驱逐我军的目的。

敌人的扫荡：在1942年以前敌人进攻是有规律性的。他主要依靠兵力合击大村，以后又在扫荡中建立据点，利用据点昼夜交换出动线索。就是高山险路我们不常走的地方，敌人在一个月的功夫都往来走过七、八次，同时还有一部分主力迂回围绕，发现目标就立即齐集合击。在进行扫荡时，敌人总是先周密的培植内奸，侦查我军动向。在扫荡中再放出大量特务，密探进行侦查，扑到群众就严刑拷打，逼问我方情况。扑到我方军政人员就采取诱降手段，妄想利用这些人为他效劳。可是鬼子总是大失所望。任凭他施行什么诡计毒策，也得不到我们神兵的动态详情。敌人在万人大扫荡开始后，为了打准我们，就改变了以前的华北军和满洲军的配合进攻方法，而采取了“一元化”的指挥方法，即按地区划分扫荡界线，哪一块归哪一部队，哪一点得到消息立刻出动成为整体向我合击。据统计，1942年一年中大的扫荡就有32次，每次参加扫荡的敌伪军有500——1500以上，多则七、八路，少则两、三路，时间5天——15天。扫荡的同时，敌人还在山地、山区实行了“三光政策”，在平地进行政治诱降工作，从1942年——1944年这三年中还加上了“一光”，即片光青苗。敌人在这些年里不知疲倦的施行毒计，然而他却没有扫光我们人民的抗日活动，像在白马关一下子就扫了五百多人，房子也烧了七、八次。可是人们走了，以后又回来了。

敌人的袭击：由于我们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了，经过较长时间的教育，广大群众的斗争情绪是高涨的，普遍倾向我们，尤其是山地、山边的人民群众。只要发现情况得到敌人出动的消息，立即传遍整个区（后面群众斗争部分详述）。甚至敌人据点内的群众，在层层封锁下也会想尽办法把消息送出去。但时间久了敌人还是发觉了的。因此敌人就改变了方式，：先用密探、内奸打入我方根据点和村里各种组织，以便了解我方动态。掌握了情况后就通报各据点，规定时间事先不暴露征象，夜间出动，长距离的袭击形成重重包围。拂晓时把目标包围，日出时向前挨近开始射击，并一面用大火力来达到扑获我方的目的，多方威胁利诱来收集情况，再做第二次布置。

在1942年一年中较大的袭击如五区的龙潭沟、头道沟、臭水坑等，七区的冯家峪，三区的点将台，还有四区、一区等地。计算起来共有十七次。在平地的袭击有六区、十一区、二区、三区等，计算起来共23次，敌人得利后不断袭击我区。

敌人的扰乱：虽然敌人一条条毒计都使用了，但就是达不到彻底摧毁我区的目的。敌人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就一面频繁地扫荡，另一方面防止我方工作开展，就开始了扰乱。初时是大兵力的出击，可是这种方式仍防止不了我方活动，我们可以躲藏并利用空隙进行工作。敌人发现了这一个缺口，就又想出了个新花招，在平地这个据点出去再从那个据点回来，用数路分头。出击人多则50人，少则10人，总之是昼夜奔波不停，到夜里还在村外和大小重要街上埋伏。在山地也同样活动，兵力一百人左右，敌人采取了“梳篦战术”，分几路往一个方向推进。搜山、烧山、埋伏、卡道限制我方活动。在春季最为厉害，虽然收获不大，但极妨碍我方工作。

（四）敌人的破坏

当敌人疯狂地扫荡、袭击、扰乱时，我方的抗日活动不是被摧毁，而是不断加强。尽管敌人有时得利，我们也没有收兵，相反的是斗争的形式更多（后面详述）。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又使出了更毒辣的计策。在我军站脚的村子里进行其思想欺骗和麻醉群众的勾当，欲使群众与我相隔离。在1942年，我军退出十六、十二、十三区等地后，敌人逐渐开始修筑人圈，把许多村子并成一个部落，在部落以外10里地的地方发现有人就杀。部落里面就更不易有外人进去的。敌人为此政策成功很为“满意”，因此又继续向前逼近，1942年从山海关到平型关都成了无人区。

地区变化——山地：敌伪在无人区里是把山沟的小村，房屋全部烧毁，彻底摧毁农村的经济，也就是施行其“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山沟小村甚至一家两家的也全烧。周围的墙框推了，炕拆了，碾子、磨也全部毁了。在敌人这种狠毒的计策下，我方被杀的村干部，群众有431人，被捕的干部、群众2111人，被烧的房子25581间，群众损失的粮食无法计算，牲畜2142头。食物更是无其数（这是1942年的统计）。这种严重损失、摧残，使群众生活困难到极点。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就多方诱骗群众进部落，配给少许日用品，借机争取麻痹群众，压迫群众在山里没法活。因此很多人又逃到口外，有的也被逼进部落。

虽然在敌人的无人区的逼迫下，群众被赶入部落的，逼到口外的，四散各处，但在我方争取号召下许多群众又相继归来。蹲山沟进行春耕秋种，尽管敌人多方扰乱，我们还是把地种上了。敌人真是莫筹可展了，但这些青苗多让人眼红呀。于是敌人又在六、七月间禾苗正长得旺盛时，开始了片青苗。从1942—1944年这三年中，敌人只要见到地里有青苗就片，开始那年五区的莲花瓣子、化水峪、大牛圈几乎全片光了；七区的西口外、黄峪口等地也片光了。但在敌伪进行片青苗的时候，我军在大㟍、莲花瓣子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后，敌人是不敢再轻易进山了。因此，争取了时间，青苗大部分留下了。（后群众部分详述）但到快要秋收的时候，敌人又来破坏了，真是狼子野心不息。九、十月里要秋收了，敌人也来抢粮。我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抢秋、藏粮、快种、快收、快存。所以鬼子只抢了一部分，而有的地方不等庄稼全部熟透就收家去了。敌人当然没百姓识农时，所以他只是白费捣乱的心机了。

地区的变化——山区：敌人在山地搞无人区，但我们把山地逃跑居民动员回来，并进行救济工作，尤其是白马关据点撤退后，我军仍可到山边来往。因此，敌人对我们行踪所到之处大加摧毁，并多方限制长城以里的山边各村化为“禁住地带”，逐走群众不准有人来往很少有人居住，只要是发现了就以“通匪论”处理。

往往在这种地区，敌人用欺骗之术进行宣传。他们又抢、又夺、又勒索、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可是他们还把此处称为“匪区”，把他们的兽行和群众反对的事儿都推到共产党和八路军身上。接着就烧毁山边小村、逼迫拆房子。山边大村敌人企图用来做为扫荡进攻的临时据点（如大水峪、小石尖），并把房子贴上封条。不准许住，逼迫居民搬到大沟南去住，（敌人进行欺骗宣传说大沟北是匪区，不能过太平日子，到大沟南可以安居乐业，日用品的购买可以随便等等）进行迎合群众心里的诱惑。因此在敌伪兵力的威胁下，在内奸的响应下，禁住地带的社会秩序很混乱。

地区的变化——平地：从1941年秋，大扫荡开始，敌人就在平地进行政治诱降工作，不断地进行并分活动，还恢复了血腥统治，培植内奸、特务、密探，因此在1942年前后平地工作也很难进行。在平地上挖治安沟，长达180里，宽3.6丈，深1.6丈，每隔一里远建筑岗楼一座。这样使我们的平原工作被切断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政、军集中意志，在1942年夏、秋之间，开始了政治攻势，打击了敌伪的凶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我方的活动又开展起来了，并在无人区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平原各区的关系也恢复了。（当时我方人员化妆为城市贩子混进部落里，“部落里每人每年三尺布”，向有关人员进行贿赂，这样出入就方便些。但这还是有很大限制的，仅只能在里面能做内线和小小的鼓动工作，再深就不可能了。）

可是敌人在大沟将要挖成时，又进行了新据点的安设，并在这些地方进行活动，卡道并村，逮捕抗日群众，还把丘陵山沟小村拆毁封闭，并入大村，使我方人员无处可居。

敌人总是想千方百计地窒息我们，可是总也达不到目的，所以在平地上把人力全部役使了。每天让人去挖沟、修道，这样来降低各村的生产，限制了与我方的通气活动，同时在秋收时敌人尽量抢粮归入大屯，叫你没法给八路军送东西，置群众于饥饿之地。

（五）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

在抗战的这些年来，人民生活是极悲惨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副业被破坏了，敌人长期的扫荡，抗日勤务的频繁等等都影响了此地的生产，尤其在五区和七区西部更为苦。

原来丰滦密的人民依靠到口外做些买卖来进些钱。由于敌寇严加限制（口外没有良民证的抓住了没收东西，通匪论杀死的也有，当时满币在口里不准用，联币在满境不准用），再加上连年的片青苗、抢秋，简直把人害苦了。

群众生活苦极了，吃树叶子都吃的发肿了，（一角粮“一升的米”还合不上一斤粮，为一家八口人的一顿饭）。虽然在1943年我们曾几次救灾，但也不解决大问题，因为粮食太难弄了。

在部落里住的人就更惨了，几家男女老少挤在一个小窝棚里，流行起瘟疫来就几十、几十的死亡。在部落里敌人是不准种地的，但在群众一再提出下才准许每天几小时，晚回来就杀，所有其余的时间都用来打墙、修道等杂役上。对生产不闻不看，所以生产是极度限制的，明上说什么都配给，其实一年一个人只给九寸，一月一盒火柴，其他工作也没有，真可谓“牲畜不如的生活”，令人惨不忍睹。

在平地山边的居民，也同样遭受重利盘剥，除了冠冕堂皇的征收田赋、税捐警宽、学款建设费款等以外，还有敌伪的百般勒索情形，像金巨罗、燕落两村，每年一亩地摊46元，董各庄一村每年一亩地摊52元，最少也得几十元。

由于这样惨重的敲诈、剥削，搞得此地赤贫如洗，每村几年的蓄积全部挤光了，当时连种一倾五十亩地的小财主都吃树叶、野菜。

敌人尽量掠夺劳动力去服役，妨碍生产，同时也大量抢夺衣物、粮食，而在必需品的使用上也作了限制，每人一年三尺布，二盒火柴、半斤盐。总的说起来，人民生活在战争的年头里是极为悲惨的。

在这种困难的当头，民族危亡的年代，每个阶层的利益都受到摧残、侵犯。而共产党八路军在这时起来领导打日本，因之好些人参加了战斗，阶级也起了变化。日本是中国的仇敌，这一点不容置辩，所以上层、中层、下层人士都参加抗日活动，但由于敌寇进行了污蔑共产党的宣传，使一部分上层份子为了自己的生命财产，而逃到据点和城市，不敢进行抗日。

统一战线政策之具体执行：在统一战线工作上敌我展开尖锐的斗争。

统一是我们开辟坚持地区的有力武器，在开一个新的地区时。除了武装斗争配合外，有决定性意义的也就是统一工作，往往在一个新开辟的地区实行的。由于长期的传统尚留，占统治地位的就是上层份子，在开始时能争取了上层，而上层就能接近我们作抗战工作。那再动手扩展中下层的抗日工作就有利了，而当我们工作有基础，群众已发动起来的村子，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我们自己了。而在工作尚未很好开展的地区，上层能坚持抗日，那个村的抗日活动就不会停顿。

敌人是深深了解这一点，他也不断争取利用上层来破坏和瓦解我们。敌人长期与我们争夺上层，上层也是敌我尖锐斗争的对象，敌人用烧杀、逮捕来镇压上层，上层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罕有和敌人进行斗争的。

往往是向敌屈膝妥协，敌人也就抓住了上层的这种动摇性就采取了利诱，对有威信的上层则是叫敌方的较有地位的人来进行拉拢，再用争取上层分子配合以地痞流氓等类，就有利于其破坏抗日的活动了。然而我们也深刻了解这一点，所以除去继续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打击妥协的上层（有汉奸行为的），恢复失去又联系的上层，争取联系新的上层，召开好绅士座谈会等等，进行争取教育。

（六）本县抗日时期的敌我斗争

从日本鬼子入关，这儿的武装斗争就开始了。

1940年政权建立的同时，武委会也就成立了，在武委会里面有自卫队、青抗先两个组织，主要是开展对敌的武装斗争。

由于日本进犯以来穷凶极恶的摧残老百姓，所以人民对鬼子的仇恨也就特别深，而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当时能及时的跟上去，激发了人民抗敌的积极性。当时的抗日歌曲和宣传汪精卫的那一套，几乎人皆知晓，当时只要是有斗争能力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当上了民兵，最初主要是操练、站岗，而在早晚参加生产（但主要的任务是生产，为保护生产而进行操练，对付敌特）。当时青抗先的权力极大,在维护地方秩序上他们起了极大的作用，而民兵活动推到高潮时，妇女都带着活儿上岗位，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学习的高潮、宣传活动都搞起来了。

1940年以后，民兵队又改成模范队直接配合老十团进行战斗，青年们直接投入了战斗，所有其它的民兵就都参加了抬担架、运武器等工作，妇女们就做军鞋、缝军衣、碾米等等，部队需要的东西全都能供上。在驻有部队的地方，妇女们更是缝补全担，还服侍伤员。

在当时，主要的斗争是依靠群众的对敌斗争（群众除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还捉特务、搞地雷战）。群众在许多鬼子常经过的地方埋上地雷，插上小旗，旗子上写有“此处有地雷，专炸鬼子”“此处地雷专炸没良心的人”。在山缝里，在门上，在敌人可能动的地方都放上地雷，有的摆上假阵势，可是有时偏偏又有地雷，结果把他们炸的开了花。因此到1944年鬼子是老实些了，有时小股的鬼子到村里，民兵就可以干他一家伙……

当时我们的武器简陋，多依自造，像在张家坟一带的山沟里就有我们的兵工厂。除此以外，还可以从敌人内部得到（我们同敌军中的伪军官有内线往来的）；也从战利品中得到一些，所以逐渐也有了些现代的武器（像机关枪、手榴弹），这样就使我们对敌斗争更有利了。

当时我们的民兵、游击队、儿童团等等都帮助部队送信、探敌情等，这样就给部队提供了有利的材料，而争取了主动。

游击队在当时是最好的“侦察兵”，连敌人据点内他们也能钻进去搞情况、摸路线，然后给部队当向导，儿童团是最灵活的“送信兵”，有时他们还偷子弹、捉汉奸、搞宣传等等，活动的很积极。

由于我们的群众力量强，敌伪对付不了我们，因此尽下毒计。有时鬼子化装成八路军夜间敲门，若谁接应了，那就证明你通八路，就把你带走，严刑拷打或者把你杀死、烧死、活埋。可是人民群众的斗志很强，敌人休想从人民口中得到八路的消息。有时敌人出扰，群众就逃到山里躲起来。（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和大家一起逃到山里躲情况，孩子哭起来了，为了使大家不被敌人发现，她掐死了自己的孩子）。当时只要是为了斗争，人们何惧献出自己的生命。像张家坟一位邓老太太，她的七个儿子和老头儿都参军了，结果只余下一个活着，其余都牺牲了，在斗争中六十多岁的老头也为部队送公粮。人们在艰苦的岁月里出生入死，毫不退缩。所以鬼子有时急了就下村抓人，要挟村民拿情报换人，否则就用火炭烧，用鬼子的狼狗咬，可是宁肯让自己挨打也不能吐出半个字来（当时也有过拿假情报去换人）。往往为了迷惑敌人，在我方单一政权处，就制定一个与城里有联系的人来当保甲长，以应付敌人的差事。在两面政权处，我们就利用伪保甲长来给我们办事。在丰滦密地区，两面政权的地方较多，而且有许多地区上层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政权地区，我们是一步步打进去的；最初是在伪政权中打入我方的工作人员参加政权工作（在此地，敌伪长期统治要一下子就摧毁伪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不易的，因此要逐步来）。但当时群众抗日热潮起来时，就强调提出了摧毁伪政权，于是在一些地方取缔了伪村公所，改为“抗日村政权”，当时没能估计到环境的恶化，时间不久，情况紧张了也未能及时转变，抗日政权也就变为两面政权来保存力量，麻痹敌人。

我方所到之处总是以争取广大群众为第一，所以在许多地区，中间力量也是向左的。在拉锯战的地区，敌来我走，但是不能让敌人占据了这种地区，所以我们摸到情况后也去扰乱敌人，我们的武工队也集散声东击西的与敌人进行周旋，来保护我们的有生力量。

在游击区，我们掌握的策略是拉（不太坏的，可拉来为我们做事）打（抓住有利条件向敌人开火），再如孤立与分化敌人，用好办法来对付敌人，分化其内部使其为我工作，也有的争取不过来就处置了，在白区为了使工作便于开展，我们就协助敌区的积极分子设法搞些名堂来对付敌人，有些倒向我们还可利用他们为我们走动些东西。

在1943年至1945年这三年中，各根据地就有减租减息了，农会当时要搞这个工作，同时还搞合理分担，对地主家门做些争取工作一致对外。

这个时候，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战场上失利，日本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久鬼子就撤走了一些，人民虽然被鬼子摧残的很厉害，但是情绪还是很高的，因为觉得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在不断进行的（如当时提出的一些口号“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等等）。同时也在实物上救济百姓，这样给人民鼓起了劲，到1945年日寇一投降，山外的游击解放战争就打起来了。

解放战争时期

一、国民党投降后的活动

1945年日军投降了，这是人民群众用斗争换来的胜利。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鬼子进行了无以计数的斗争。百姓在斗争中盼望着胜利，渴望着胜利后重建家园，然而这个理想破灭了……国民党掠夺了人民胜利的果实，接替日本人的老行，向人民展开了气势汹汹的进攻。

国民党投降后即组织大部队进攻我解放区，建立伪大乡。设据点、组织伙会……来扰乱我解放区。当时就在个别的山区地方，我方的干部是公开的，因此国民党反动派就大加镇压、屠杀、捕捉。1946年，敌人一拥而起搞了五花八门的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像伙会、保队、摸瞎队、特务队等，他们催粮、逼款、抓人、掠财、造谣——企图摧残我们的力量，而吞食抗日胜利的果实。当时几乎村村都有顽军、伙会、保队等组织，扰的民心不安。而最厉害的就算是伙会了，他们借口找茬，说你私通八路、窝藏八路……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群众，仗势欺压百姓，对我方人员进行迫害。

这年开始土改时，敌方顽军与地富们勾结在一起，到处包围我们的部队、村落，进行破坏土改的活动，并捕杀我方的干部，伪保、甲长也在这时兴风作浪，向国民党反动派告密，破坏我方的各级组织。

1947年正是土改高潮时，国民党又紧接着进攻了，在铁路以北打的尤凶。

国民党反动派也深知我党的每一个政策是深获人民拥护的。因此，当我们的土改越往高处去，人们的积极性越高潮时，他也就越慌张，越恨共产党，他把恨我们的气往群众身上撒。他妄想霸占人民的江山，把在人民群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共产党、八路军消灭了。可是他忘了天下是谁打的，要知道，人民是在共产党的指点下活过来的，人民成长的根子是在斗争中埋下的，什么东西能离开根本？人心是向着革命、向着共产党的。所以在1947—1948年的土改高潮中、参军的高潮中，国民党的部队不断地向我方进扰，最大的三次战斗（石匣、古北口、密云）就是在这时打的。抗战胜利之后，解放战争的这三年中，人民受损失不小，国民党反动派的妄想都成了泡影。

二、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暴行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地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但是也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从1946年国民党进攻时，这儿的武装组织及人民群众的斗争就一直在继续着。民兵组织在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土改、组织土改、对付顽军、伙会的活动。

1946年，我们搞土改、清算，地富们就和顽军、伙会勾结起来进行骚扰。当敌人来时，我们的基干队就和敌人干上，往往是打他一顿，引他来回转。有时国民党以武力配合伙会下乡抢粮、抢牲口、催租逼税，我们的武工队就出动对付他们。村子里的坏分子（伙会、保队、地痞、流氓等）常大肆造谣说：“分完地主的就再分贫雇农的……”，当时我们进行宣传工作，教育人民群众积极地参加土改运动。正如老百姓在歌谣里唱的：“千年仇万年冤，无处诉来无处申。如今共产党领导咱们清算斗争把身翻。可见想破坏土地事务是枉费心机的。

当土改运动开展起来时，妇女们都是积极的，像在坟庄、康各庄等地进行土改时，妇女们大胆的参加诉苦，翻地主的财物，拉下情面斗争顽固的、厉害的地主，所有地主的东西都漏不过妇女的眼睛。

由于土改的正确推行，在劳动力缺乏的村子里，我们部队、游击队还帮助地方种上些地。百姓和军队的关系处的极好。在牛盆峪、小水峪等根据地部队到了就像到家一样，百姓把自己的衣物给战士们用，战士也把自己的衣物给百姓用，用的不分，吃的不分，同在一起对付敌人。往往当我们部队到村子里时，敌人的摸瞎队闻风也赶来活动时，百姓就千方百计的应付这些坏蛋们。

老百姓瞅空就给部队准备公粮，敌人来了就躲避到山里去，他们走了就再拿出来给部队送去。当时真是军民一家，八路军爱护百姓，百姓也爱护着八路。妇女们成立了区小队来进行拥军工作。

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各种工作都展开了，勤务、军需供应、抗击敌特活动……地主们是不甘心的，像在城关镇即如此。地主组织了很大的力量来回扰乱，把东西抢走。有些贫雇农的家属也被抓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展开了政治攻势，当时的口号是：“三年五年灭反动派，我们必胜蒋必败”。对于遭敌迫害的干部、群众，我们尽量做好工作。所以群众当时是心里惦记着我们的（按时给部队送公粮、做军衣……）尽管敌人百般的破坏也无济于事，像1946—1947年间，有一年的时间没种好地。而我们部队在岭东住着（东北野战军）吃不到粮，尽吃些野菜。当下老乡知道部队需要粮，就三十斤、五十斤的自报，把家底全部拿出来了（秋子峪处即如此情况），然后碾净了给部队送去，那为什么大家这样热心支前，就因为这儿家家户户都受国民党迫害。秋子峪处的老乡说：“国民党来了糟蹋的厉害，打人、骂人不算，还竟借口到你家里顶名“找八路”，实则翻东西，难道坛子里有八路？抽屉里有八路？可他就是乱翻一气。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鸡也在他们手里遭殃，在你家里叫你给杀了吃，临走还抓上几只带着。看着叫人心痛、又恨。”有时来了拿枪托逼着女人们说出八路来，不说就给你一枪把子。因此老百姓都恨死他们了。所以当听说自己部队吃不到东西时，大家纷纷往外拿。人心向背，由此可见。

当时溪翁庄、小营、檀营都是敌人活动的地方，战事一天有几次。敌人在根据地的破坏工作搞得很凶，连水缸里都放上毒药。可是我们仍去活动，而且进行宣传工作，向群众进行教育：我们处于紧张的原因是：因为处于三角地带（张家口、北平、承德），敌人周旋于此；而我们能把那么强的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何惧国民党？人民群众也体会到这一点。狠毒的日本鬼子还没法对付我们，那何惧蒋匪？因之大力地协助部队搞情报、拔敌人的据点。

我们在1946年6、7、8这三个月中最紧张，因为要保护秋收，要搞武器，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也疯狂的抢夺，可是他怎么能夺过我们呢。他只能对老百姓采取威逼利诱的软硬皆施的手段来利用百姓。而我们却有着可靠的群众力量、无数的支援者与合作者。因而像石骆驼、东智、溪翁庄等据点等都被我们搞下来了。（溪翁庄是多次地打，到1948年4月底才彻底搞下来，这个据点是敌方的大本营）。

1947年在平古铁路以北进行了土改，各处的土改运动都搞得极热闹时，地主们极为不满，进行反攻倒算，国民党也在准备其大进攻。我们为保卫土改也进行了大反攻的准备，结合土改教育群众要保住家，要向对我们翻身眼红并做了破坏捣乱的敌人作斗争……人民清楚的知道，土改翻身后，还乡团给了我们很大的破坏，而且往往是勾结的顽军进行反把倒算活动。因而在1947年土改高潮时，掀起了参军高潮，青年们成队地参军，（田各庄700多名青年拉上队伍参军）。送行的人几里往外送，真是锣鼓喧天，人人欢喜，这与当时的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当时的演出很多。在那时，真是家里家外一条心。青壮年走了，老头、老太太们也站岗放哨送公粮，很多村子在当时任何工作都是妇女担任，如小水峪，全部干部都是女的。

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心中已经丧失了人心，他的破坏捣乱已臭名远扬了。所以他注定要死亡的，因此他拼命地进行武装活动。

1948年5月13日，我华北野战军在石匣与傅作义部队打了第一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团，一列火车，40辆汽车，其他弹药武器全部缴下来了。这一仗我们是胜利了。同时在白河涧还和傅作义的部队打了一仗，打得敌人弹尽粮绝而止。1948年的12月，我第四野战军21师为攻打张家口经过这儿，当时与傅作义的部队开了火。原以为城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结果打出了一万多人（一个师还多）。我方当时是配合一个团打的，所以进行了三天三夜还相持不下。后第22师增兵到来才搞下这座县城。时为12月8日（应为12月5日），这场战斗双方损失都不小。

此地解放了，人民也从荒山野岭返回来10余年来没好好住过的家了，开始了新的生活。多少年来盼望着重建家园的愿望实现了。当听说我军又要解放北京城时，所有的人，有能力的人都去抬担架了，留在家的人就忙搞军需品。这样，本县的情况告一段落。

冯家峪（四区）的一些情况

在1938年夏季，八路军2000多人从平西到冀东时在这里路过。当人民见到八路军时高兴极了，他们都觉得生活是有了希望了，但未在此地落脚。1939年底才在这里扎下根，1940年我党派了工作队300人分到各地，此区也留下来了。那时，军队用的衣服都是当地百姓做的。军民团结的很好，百姓宁肯自己不吃不用也给，东西也给了军队用。听说军队需粮，他们就积极帮助储备粮食。当时专门有组织帮准备粮、鞋袜等。

一、群众组织

当地的百姓在八路军的影响下，觉悟不断提高。为了保护自己的村庄成立的自卫队，有小、中队长，白天晚上轮流站岗，有的到大高山上去，很苦，因那儿离村很远，放哨的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就杀死，在山上的几天发现不了情况就一直不回来，发现敌情就及时下山回村报告。站岗的人数可根据地方情况确定，两个一个都可以。人们为了保护好家乡吃了不少的苦，哪怕风雨寒冷，他们也照例坚守岗位。

二、土改情况

本区在1943年时就进行了三七减租，二八减租，增加工资。到1946年时就进行了土改，但进行的不够彻底，当时一些地主把农民分得的东西又给抢回去了，到1947年时我们又进行了复查工作，就改变了以上的地主反攻情况。

三、地下党的工作

部队来到这以后，在1940年区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秘密），党组织建立以后，就教育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宣传的形式是多样的，有时通过党员和救国会的成员到群众中去直接与群众接触，有时用标语宣传，还有时召开秘密会。由于百姓遭到敌人的破坏很严重，百姓对敌人恨之入骨，再加上我党一宣传就更激起民情，增加抗日情绪。

我们不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且还帮助群众做些具体工作，如房子被敌人烧了，我们建造。还帮助干些其他的活，使百姓很感动，部队缺什么东西，百姓尽量供给，百姓缺什么东西部队尽量供给。军民关系如一家，如同鱼和水。

二、抗日情况调查报告

日本攻占古北口

古北口位于北京市的东北部，被潮河分为河东、河西两个部分，四周环山，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因为它是北京的后门，又是东北与内地的重要交通关口，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所以它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哪次战争它都受到洗礼。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就撒下很多战争的狼烟。

民国二十二年旧历二月初七日，日本在这里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十二日，三、四架飞机到古北口来进行轰炸，十三日以后飞机天天来，一次比一次多，一日比一日紧张。这里的人压根没见过飞机，飞机来了都怕的不得了。有人躲在草堆里，一颗炸弹落下来，连草带人都炸飞了；有的一家人全藏在白菜窖里，一颗炮弹落下来，炸陷白菜窖，全家都死在白菜窖里。十二日来的飞机还炸塌了孙殿英军四十一军军部、电报局等，以后炸死人和炸塌房屋的事就没法统计。

当时除孙殿英的军队外，还有张作相的军队和王以哲的第七旅在古北口守卫。王以哲指挥第七旅抵抗日本的进攻，张作相和汤二虎一听见日本人的炮声却偷偷地商量组建法团（当地老百姓的法团）到承德去欢迎日本人。在日本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张、汤的军队不久就退下去了。中央军关麟征的军队来古北时，坚持防守的第七旅被打垮了，老百姓自愿到街头欢迎抗日的关麟征的军队。当时虽然中央军比日本军要多得多，但上面命令是只守不攻，并且十六日（二月）关麟征的军队撤到南天门等地。日本人进到古北口，守卫南天门的关麟征的军队进行抵抗。从二月十七日一直守到四月十七日，前后两个月的时间。

日本乍一来，人很少，可是中央（国民党）命令只守不攻，士兵们都要打，上面不让打，士兵们忍不住了，就主动去摸营。守边在古北口四周要地上的中央军，互相商量好了。于三月十八日夜里行动，这次摸营的声势很大，东起东关，西至西菜园上的小高楼，满山遍野全是中央军。他们拿着白花花的大刀片，悄悄摸到南山，黑压压的人，突然一致齐喊：“七班勇士，八班勇士，冲啊！冲啊！”西边的中央军摸到小高楼处的日本据点，砍死了七个正在酣睡的日本兵。另一个放哨的闻声不好，跳下悬崖，摔死在山涧；西菜园的一百多鬼子闻声不好，惊慌失措，嘴里喊着“马子沟，马子沟！”（日语冲的意思）实际却提着枪和刀往后跑，一个日本指挥官不管怎样指挥叫大家前进，威胁着日本兵不准后退，也阻挡不了日本兵的后退；另一个日本指挥官给中央军砍死在西菜园的东头。在这种形式下，日本驻在古北口的三十二联队顶不住中央军的攻击，退了下来。如关麟征的军队一直摸到河西，眼看鬼子套车，准备逃跑了。谁知各地摸营的中央军却停止了前进，退回去不摸了。关麟征的军队一看自己孤军深入，且天色已明，日本从承德方面又来了增援部队——三十一联队，不得已退回去了。这次摸营虽然没有从古北口赶走日本鬼子，达到收复古北口的目的，但给了日本鬼子以沉重的打击，但他们在中国的国土上日宿一夜，心神不安，如西菜园的小高楼据点，日本鬼子原只有八个人，在这次摸营之后，急增至一百多人，害怕中央军再来摸营。

潮河关惨案

中央军退了，日本鬼子从新在古北口站稳了脚跟，潮河关的人民紧接着就遭殃。因为日本鬼子以为这次中央军摸营是潮河关的人给带路的，所以第二天晚间就冲入潮河关，手执火把，见人就砍，见房便烧，全村四百零九间房子，被烧掉三百六十间，只剩下四十九间破烂不堪的房子。全村八十来户人家，被杀了八十三口人以上。贾德明家五口人，就被杀了四个人，他媳妇被打死了，三岁的孩子满口糊着血，在他妈身上哭叫着，爬动着。合国庆在菜园里栽菜哩，一个日本鬼子进来，对着他的背后就是一刀，一下子就刺死了。有些妇女哭着喊着从烈火燃着的屋里往外跑，还没跑出门就让日本鬼子给挑了。有的妇女被日本鬼子强奸的。房子从午夜烧起，直到第二天太阳升的好高还在冒烟。几天后村里人才从山洞回来，全没屋子住。

肉丘坟的来历

肉丘坟位于古北口南关附近，有五百多具肉尸，他们都是对日斗争中牺牲的中央军官兵，其来历是这样的：

民国二十二年日本鬼子进关，同国民党中央军发生了战斗。当时，日本的飞机到处轰炸、扫射，并进行侦查，飞机飞到哪里，大炮就轰到哪里，极其猖狂，铁甲车也横冲直撞，碰到人就从人身上开过去。战争结束后，满山遍野都是中央军的尸体。五月里，尸体都发臭了，要是再不埋，古北口就没法儿呆下去了，因为除山上山下外，井里菜窖里到处都是死尸。古北口杨令公庙的老道师王乐如：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何况他们都是为国而战死的。于是他就领了几个师兄弟到四面的山上、山下，从早到晚的拣那些铺满山野的尸体。尸体有的化成了一堆烂肉，没法弄，用手一抓稀糊一把。一个多月后，光骨尸共拣了十三汽车，另有五百多具肉尸。尽骨尸中央军运走了，肉尸堆在南门关外，这就是肉丘坟。

现在如果谁到古北口，就可以看到肉丘坟，而且可以看见横联“铁血精神”四个大字，另有一副挽词：

大好男儿光争日月，

精忠魂魄气壮山河！

碑文的正面写着癸酉年长城阵亡将士之墓。

日本鬼子一进关就在古北口大屠杀

日本鬼子一进关，凭着他新式杀人武器，大肆杀人，疯狂极了。飞机飞的没有电线杆子高，到处侦察，随意飞行，且飞机飞到哪儿，与其炮兵联系后，大炮的炮弹就落到哪儿。铁甲车到处横行，碰到人也直行，并从身上轧过去。占领古北口后，大肆进行屠杀，被鬼子砍死的人就像秋天砍高粱杆子似的地往下倒。日本鬼子一到古北口就四处搜查，把中央军（大部分是关麟征的军队）没走的，藏在草堆里的、地窖里的、少胳膊没腿的伤员，杀了很多。有一次，用机枪在河滩上扫死八个用铁丝绑在一块的伤员，另一次又活埋了五个。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南方人。鬼子进关后两星期，在东关搜查出30多个没来得及跑开的中央军的后勤人员，一句话也没问被拉到街头给枪崩了。

老百姓毫不例外，一点也不能安宁，只要碰见了鬼子，就性命难保。一次，鬼子进了东关，看见站在门口的赵三爷，嚎了一声，赵三爷耳聋没听见，没有搭理日本鬼子，鬼子杀人成性上去就是一枪，把赵三爷给打死了。一个名叫张宣的人，他给高金武看门。日本鬼子来了，高金武舍不得离开家里，叫张陪着他。鬼子来的那天，他穿的是一件灰衣服。当时的八路军也是穿灰衣服的。于是鬼子一看见，二话没说，一刺刀就把张昌宣给挑死了。连一起的高金武也挨了一刺刀，不过他没有被戳死。其余日本鬼子进关烧啊、抢啊的事就没法子说。

鬼子进关也有很多伤亡的，活着的鬼子要把死了的鬼子死尸火葬了，需要柴火，就把老百姓家里的桌椅板凳、木箱、床、柜、门、窗等等是木头的都拆坏打散，拿回当柴火。结果把老百姓祸害的不能生活。鬼子一来所进行的烧、杀、抢掠，就把老百姓置于无法生活的死地，激起人民无穷的愤怒。

日伪对古北口的残酷统治

日本在古北口前后呆了十二年，造的苦处没法说。原来有点底子的人家，也给糟蹋的差不离。没底子的人家简直没法活下去，单设在古北口的日伪机关就有三十多处。如日本宪兵队、满洲宪兵队和华北宪兵队，警察局也有三个，还有南海关、北海关和日本领事馆等。机关海关里都有缉私队（特务组织）。它们在日本人的操纵和指使下，杀中国人就像捻臭虫，把杀人不当一回事。特务抓人，一出就是抓十几、几十的。捆人用的绳子都是用人抬，放火烧房子的油都是大箱子盛，手铐脚镣也是成箱子装。特务极其狡猾。白天它们进行化装有扮作小商贩的，有扮作农民的，有甚至装着乞丐的。到各村去刺探情况，看谁或哪家与八路军联系，谁或哪家对皇军不满的，趁着晚上鸡不鸣、狗不咬的时候，开出卡车去抓人。被抓到的人给堵上嘴，装在麻袋给扎上口，扔在汽车上就开回来。各机关天天都有过堂的人，夜里听见各种使用刑法的声音，灌凉水、灌煤油、灌辣椒水。受刑的人爹一声妈一声的喊，谁听了都寒心；更坏的是警卫团、守备队，他们硬说年轻人都是八路军，你（年轻人）逃了算逃命，逃不了就没命。

古北口是一个少地没粮的地方，吃的粮食多半从口外来。本地人弄点布匹、洋油、盐和其他东西到口外去换粮食，回来糊口。而当时日本人根本不让换粮食，口子卡的很紧，出出进进来来往往的人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没有粮食就要饿死，于是人们就偷偷的从小口子背。若见了警察宪兵队，人和粮食就得一起扣下，弄不好人命一下也就完了。当时人们背粮食，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逮住了是你的，逮不住是我的。因为这个事情警察机关抓过很多人，都上了怕人的刑法，其中有人不是上刑死了，就是给枪崩了，因此人们背粮时总是提心吊胆的。古北口东一个妇女叫何惠颜。一次背了一袋粮，忽然听见一声咳嗽，吓得她把粮食往地上一扔，自个儿摔在一边，差点没吓死，其实咳嗽的人是她的一个邻居，正在树下休息哩。又一次古北口东关倪凤山等八人，悄悄到口外去打柴火，想换点粮食回来。谁知刚打好柴火，准备回去，就碰到了警察。

“干嘛去了？”

“没法生活，砍点柴火。”

“他妈的，什么砍柴火，跑下来！”

“老爷，老爷，求求……”

他们跪着直央告。“啪！啪！”皮鞭照着他们脑袋就使劲抽起来。一个叫庄金宽的头上给皮鞭上的铁环撞了个窟窿，鲜血直流。

日本人死死的卡住关口，南来北往的人，都要受检查。日本警察坏透了，在海关检查货物时，当你不注意时，警察就给你抽掉一点东西，你若没说话，就说你是走私的，扣人压货，这样你就得花钱，买酒买烟，请他们吃饭抽烟，否则就打你个半死不活。如有一个包头的商人，带些货物去关外卖，第一天清点了货，把货扯下来叫他第二天来办理手续。一夜的时间，警察就把他的货抽掉了好些。天明商人一瞅货少了，就说货不对头，责问宪兵。宪兵知内中详细。但还是把他带到北海关，给他上了三次电，他被电死了三次，灌了三次煤油，最后问他：“你到底有多少货？少没少？少多少？”他想我说少也不成，多说也不成，于是就说：“你们称称看吧，有多少算多少。要上多少税就上多少税。”这才放出个活人来。

苏军解放古北口

第一次解放前，八个日本少将领着春一、春二、春七部队盘占在古北口。苏军进入前，关内的关东军全集中在古北口三道防线：（1）长城；（2）古北口东北和南山；（3）北甸子的五里坨，全安上了炮位，像是要坚持这儿。1945年8月14日的上午和平常一样，国际警察要搜查从承德到古北口的火车的人（一天来往两趟车）。日伪有三十多个机关，海关在古北口，每次来车总要把人赶上月台，让其跪下，一个挨一个的大嘴巴，瞧谁不顺眼就拉走了，没收了货还不算，还灌凉水，灌煤油，坐板凳等受刑、拘留。他们正要检查时，苏、蒙军队的炮响了，吓得伪海军队全穿上便衣把枪丢到厕所里、河里，不知往哪里丢好，慌乱作一团。国际警察也不检查行人了，自个儿跑了。那个日本少将跑去把一个叫李振东的小贩的白布扯下来当做投降的小旗，苏、蒙军队进来，老百姓自动挂起青天白日的旗子，拿着欢迎的小旗，呼着欢迎的口号到关上去欢迎，十六日举行投降役仪式，山上的鬼子全撤下来了。平时那种耀武扬威的劲儿全没有了，斜戴着帽子，耷拉着脑袋，双手把枪举过脑袋，一个挨一个的在河套站着。那个少将也斜带着帽子，腰里的枪没了，骑在马上指挥投降，他双手举着洋刀，交给了蒙军，日本鬼子也一个一个的把枪扔在河滩上，一会枪就堆的像小山一样高了。有的日本人逃跑，不是被蒙军捉回来就是被蒙军打死了。十五日、十六日里，有不少日本鬼子把帽子往脸上一抹扎在河里淹死了，还有二十多个鬼子划船想逃，不是被河水淹死就是被抓回来，一个也没逃了。

十四日，有五节火车拉着日本俘虏、大米、白糖往北京跑（承德已经丢了），刚出古北口的山洞儿，火车没水了，鬼子就抓了好些老百姓，给火车灌水，老百姓听说日本投降了。现在逃跑，就都不给他们挑水，“挑一担水就给一袋白糖一袋大米”，老百姓多时没吃过大米了，一听，有的又挑起来了。“他们都投降了，干嘛还伺候他们呢？”不知谁嚷了一句，结果大家都不给他们挑水了，轰的一下把大米、白糖全抢走了。以后有更多的人去古北口抢洋行、洋店，还不是为了要东西，主要是为了解恨。苏、蒙军队接收以后，人们才不抢了。

当地老百姓给苏军一点酒、鸡、蛋等慰问品，苏军看见谁穿的破，就把日本的军毯给他们。蒙军纪律特别好，不进民房，不吃居民东西，都住着帐篷。在外边，把缰绳拴在腿上，靠着枪，依着马就睡着了，就累成这个样子。

苏军吉普赛车开到石匣去接收，但石匣的日军坚决拒绝。一定要等中央军去接收，所以苏、蒙军队最南截至于古北口。

八路军接收古北口

八路军接到承、兴、密联县（当时县长是项一，县委书记是马力）十四分区和县支队（队长是天常）的命令，县支队组织了100多人，未接受地方政权。我们当时还是游击战争时的破旧衣裳和三八枪，看起来不像正规部队，伪镇长刘佩然利用这一点通过他的当过伪满洲国警察的翻译——干儿子，给苏联代表说：“这些来接收的人都不是八路军，都是土匪。”结果，我们没接收成反被苏联军队给缴械了。我们赶紧与中央和十四军分区联系，重新带了一个翻译才说通，接收了古北口的地方政权。苏联转交手续办完了之后就撤走了。

第二天，八路军就召集群众在河西老爷庙开斗争大会，斗争在日本统治时作恶太多的地主、汉奸。因为当时是搞“二五减租”，还不是土地改革，所以对作恶不太大的地主要交心后都给放回去了，扣下了马相亨、关伟臣（地主汉奸），福增号、西聚原源、李少臣、大特务头子王魁武、伪镇长刘佩然、特务何得生、沈长得。在八月十五日枪崩了王魁武、刘佩然等。

十月间，三人小组来到过古北口调查过，九月和十月底中央军雪耻部队九十二军进攻古北口，全是日本人给开的坦克、大炮，敌人是分三路进攻的，地上有坦克大炮，头上有飞机，我军在古北口的只有五六十人，加上县大队才有100多人。开仗了，咱们才从怀柔调来一个连，他们走了一百几十里路，到这儿没休息就投入了战斗。咱们当时条件很落后，还是小米加步枪，当地老百姓自己蒸了些饭团子给咱们军队送到山上去了，饭团子冻得就咬不动，咬一口留下一个白印。就这样咱们打的可真来劲儿。夜间，白河涧沟山上的八路军九个人摸到山下，碰到中央军的一小队兵就说：“来，让我们给你们扛机枪。”天黑也看不清，敌人以为白天给抓来的扛枪的老百姓呐，就把机枪给了，我八路军把机枪在山上就往山下打……打了四五天，共打死中央军一百多人，第一次把敌人打退了。后来咱们为了避免再战，遵守停战协定，自动退出了古北口，中央军才进街的。为了纪念这次牺牲的战士和指挥员，八路军和当地群众还给他们立了一块碑，刻有“古北口战役烈士纪念碑”，碑上还刻着山河永在的字样。

第二次解放古北口

1948年接近大解放，古北口起先是组织较好的五十三军守团，后来与承德的十三军对调，这时五月十三号的事。咱们八路军就是按照对调后十三军守古北口来布置的攻势。谁知道一夜功夫五十三军又给调回来了。十四号天一亮就打，十五、十六打的最凶。八路军到东关村倪凤山家，把他找到指挥的地方，询问他能不能进去？地势坚硬，铁丝网上又有铃铛，试试看吧！头一次冲锋，吓！枪子像暴豆子一样飞来，天亮时咱们又退回去，东山上有两个班冲上去了，天亮后没退下来，子弹打完后全死在战壕里了。第一次没取下来。十月间，国民党没打就撤了，先撤到石匣，后来又撤到密云，在密云打了大仗，才最后把顽军给消灭了。

三、山本队在六区的暴行

1941年，山本的日本队在治安沟以南，铁路沿线这一带地区安上了密密麻麻的据点。有的地方仅隔半里地就有一个据点，把这一地区控制的很严。但是在六区这一地区，鬼子所实行的不是无人区所实行的那一套政策。鬼子一来到这里，首先就以这里的上层分子为骨干，建立了保甲制和特务组织，后又强迫老百姓去挖大沟（治安沟）、修炮楼、组织棍团，并在这一地区实行了经济封锁。盐、土布、日用品鬼子都不许再这里运出去，其目的就是想分化、瓦解我们。

在这里鬼子进行了奴化教育，来毒化人民。山本制定了“大、小八条”“四条”及“新中国锄奸十条”等条文。“新中国锄奸条例”的内容就是：

1、要服从自己所属各县公署及日本队的命令。

2、不许说谎话。

3、不许隐瞒敌情。

4、讨伐队到村时不许逃跑。

5、八路军要物品、青年，不许供给。

6、要保护铁路、公路、电线，不许破坏。

7、日本军讨伐一切行动不许揭露。

8、暂缺。

9、一人责任，众人责任。一人犯罪，众人犯罪。

10、违反以上各条，严正处罚。

鬼子让百姓将这些条文背的烂熟。每当鬼子一到村时，把人集合到一起后，就叫大家来背这些条文。若背不上时，鬼子就打，鬼子还常常在百姓背完这些条文之后，让大家坦白自己有无做过违反条文所述之事，该当何罪。百姓若是照实说了，就要论罪，不是挨打，就是活埋。挨打的人还算是幸运。

除此而外，鬼子还编了一些歌，让大家唱，不唱还不行。其中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中国这几载，大受共党害。今日觉悟了，他们实在坏。官兵合起来，努力去除灾。保卫乡里强化治安，人人都有责任在。来来来！打跑他们再说吧。今日不求福，何日福再来？”鬼子多么狠毒，他们想通过这些条文，这些歌，来毒化中国人民，来蒙蔽中国人民的眼睛，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然而日本鬼子及其汉奸走狗的血淋淋的暴行却是人民的活生生的教育，就在鬼子千方百计折磨和摧残下，我们的人民并没有被制服。那时，在这一地区的人民绝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倾向革命的。尽管有一小部分投降了敌人，当了叛徒，但那毕竟是少数。

从1942年（有的地方是1941年）开始，鬼子用了几个多月的时间，由通州到古北口挖了一条一百八十里长的大沟，美其名曰为治安沟。这条大沟宽三丈六尺，深浅不等，最深之地有三丈三，最浅之地亦有一丈六。经九区、四区、六区、一区、二区、三区的二十多个村庄。

鬼子深知，哪里有百姓哪里就有共产党和八路军。因此，为了控制八路军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为了断绝老百姓与八路军的联系，鬼子就强逼老百姓挖了这条大沟。这条大沟的南边是敌区，北边是无人区。过了无人区，就是我八路军活动的主要敌区。

挖这条大沟，不知道用了多少劳力，也不知道百姓吃了多少苦头。这条沟沿线村庄的百姓部分男女老幼，都得去挖沟。就连十四、五岁的娃娃，背着幼儿的妇女都不放过。

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没有粮食吃，大家只能吃糠菜饽饽，花生皮子蒿蒿的油渣饼。不过能吃到这些还是吃的好的呢！人连屎都拉不下来。但是到了八月的时候，老百姓眼睁睁的看着庄稼熟了，也不敢回去收。因为百姓不去挖沟的话鬼子就要砍头。就在这颗粒无收的情况下，九月时，鬼子还向老百姓要杂粮，不给就清乡。日子苦还不算，挖大沟时鬼子还百般的折磨老百姓，累死、热死的人真不知道有多少。当时有的民谣，像“六月里，天气热，一天挖沟挖不多，每天热死七八个，鬼子见着笑呵呵”就很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点。

最初挖大沟时，老百姓昼夜不停的干活儿，后来就白天干活了，上工时，如果有人来晚了，鬼子就罚两人两人的互相打嘴巴。如果大家不愿意互相打的话，鬼子就打，打的就厉害了，人都招架不住。有的石工来晚了，鬼子就罚他们举大石头，一举就是半天。举不动时，鬼子又要狠狠的揍上一顿，这就是鬼子对我们民工的惩罚。

鬼子监工，时常来来回回的沿着大沟走来走去。监视着老百姓的工作。只要鬼子看着不顺眼，皮鞭、棍子就会落在百姓的身上。遭受鬼子监工的毒打，对老百姓来说，这就是家常便饭。

冬天，地冻了，挖不动时，百姓也得挨打。当大沟挖到三丈三尺深时，老百姓就泡在水里面工作了。虽然鬼子这般的残害百姓，看管的这么严密，但是老百姓并不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干活。鬼子不在时，大家都不干活儿了，都坐下来休息，一看到鬼子来了，就装着卖力干活的样子。这样人们就可以少些毒打。

治安沟挖好后，鬼子就在大沟的沿线，每隔一里地就修一个炮楼，让老百姓在炮楼里站岗，随时给鬼子报告八路军活动的情况。

在这一地区，鬼子还在各村组织了“棍团”，即自卫团。自卫团的团长由本地的地主担任。而本地的老百姓不分老幼都必须参加“棍团”（所以叫“棍团”，是因为棍团的团员，十五岁以上者，都拿一根棍子）。棍团的任务就是白天、黑夜的给鬼子站岗，发现八路军活动的情况时，就得向鬼子报告。若发现我方活动情况，而不去报告者，鬼子知道后就给处死。

有一天黑夜，李各庄的青壮年都出发到大辛庄去了。虽然按鬼子的规定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应该在晚上站岗，但这时不得不让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和七十岁以上的老头在晚上站岗了，就在这天黑夜，站岗的都睡着了，八路军摸进了村庄，抓走了自卫团团长田瑞祥。鬼子知道后，就派人去追，追了半天没追上。回来后，鬼子就抓走了当晚站岗的六个人，其中一个叫田馒头，一个叫唐二黑的小孩，两人还只是七、八岁的娃娃。鬼子把这六个人押到大辛庄后，关了七天，没给一点吃的。后来把这六个人都处死了。就在这同一天，鬼子在李各庄杀死了一个当天看钟的老百姓，因为他看错了时间。

为了把百姓活活的折磨死，鬼子还想出了“活电话”“传枪”“送信”“送牌”“西瓜趟”等等花样来玩弄和摧残这一地区的百姓。

所谓活电话就是：鬼子制造假情报，有时就问问时间，就让各村的百姓隔几步远就站一个人，给他传话，传假情报。一传就是几个小时，传出几十里地。如果穿快了，鬼子就叫百姓重传。如果传慢了，百姓就得挨打。而传的快慢的时间是由鬼子掌握着。传枪送信也是这样。鬼子有时拿一个破枪，或制造一封无关紧要的信件，让老百姓把枪和信由这村或送到那村。如果在规定时间之内传到和送到了，要重来。若在规定的时间没有传到或送到鬼子所指定的地方，百姓也要挨打。有一次，一个老头在规定的时间把信送到了指定的地方，但是鬼子反而让狼狗去咬这个老头，老头的衣服被咬破了，浑身都是伤。鬼子就是这样折腾人还不算，每回送信的人回来后，鬼子还要摸摸送信人头上有无汗珠，如果没有时，这个送信的人就没活命了。传枪、送信、活电话，这都是部分昼夜的，每隔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就来一回。

鬼子怕我八路军在铁路沿线一带活动，所以，每隔两小时，鬼子就派一个老百姓到怀柔车站去送一回牌，到怀柔车站后，再换另外一个牌拿回来。回来后，还必须向鬼子报告八路军在铁道沿线活动的情况。若没有发现八路军活动的情况，百姓又得遭殃。送牌的时候，老百姓还不能在路上走，一定得在铁道上走，这也是他们为看守铁路而想出的一种办法。

由这一地区到怀柔车站，路上要经过一个小桥，这桥已经破烂不堪了，老百姓一走到这里，就得爬着走，否则的话，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河里。

山本队在这一地区搞得“西瓜趟”，这一带的老百姓无人不晓，当时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尝过“西瓜趟”的滋味！

每次山本队的鬼子到村庄后，村里的百姓就得倒霉。老百姓只要一听到钟响，就要在限定的三分钟以内到达集合地点，也不管离家是近是远，只要来晚了，就要挨鬼子的毒打。

把人集合齐后，鬼子就叫老百姓手指头、脚尖沾地的在地上爬，一爬就是几个小时或一天的时间。爬的时候名堂还很多，爬的不整齐不行，肚子、胸部沾地也不行。爬“西瓜趟”时若是犯了鬼子的规矩，那百姓就得被鬼子打的半死。这还不算，如果鬼子让爬一天的话，那老百姓一天就吃不上饭，身上一点劲都没有，这样鬼子还要跑到人背上去踩，就把百姓当成人桥来玩耍。这种刑法，不管是天气冷热，在什么地点，都得进行。当百姓出了汗时，鬼子就拿凉水往百姓身上泼，这一激不打紧，不过这时只要是百姓的肚皮一沾地，鬼子就拿着做棺材的大木棍子往人身上抡，直打的老百姓皮开肉绽。

有一天下着大雪，冷的要命，河水都结着厚厚的冰。鬼子到了金革寨，把人赶到金革寨东南角的大水坑集合。大水坑也结着厚厚的冰，老百姓有的连棉衣都没有，哪里受得住？就这样，鬼子也不管男女老幼，让大家把浑身的衣服脱得精光的趴在冰上。就这样在冰上趴了整整的一天啊！冻的人周身发紫，手脚都不能动弹，简直就要和冰结在一起了，跟个木头人一样。一天没吃饭，谁又能感到肚子饿？人都整个的麻木了。就在这天，身上新出现的打伤，谁能数的过来？那简直全身都是伤。

又有一次，也是在一个冬天。白天，鬼子进了卸甲村，到卸甲村后，鬼子发现前一天晚上我武工队由此往南去了，就打钟把百姓集合起来，让老百姓手指尖、脚尖沾地的趴着，然后进行审问。鬼子让老百姓回答：谁知道武工队进村了。老百姓都不说，后来有一个叫二柱子的老乡受不住了，他就胡说了七个人的姓名，说他们知道武工队的事，鬼子就当场把这七个人用机枪点名了。

不仅如此，有时来后，把百姓集合起来，让大伙举着凳子、桌子跪在地上，然后鬼子就问谁是八路军的干部。若大家都不说时，鬼子就将大家的头按在地上，让大家吃土，并且一面骂，一面在人背上踹。有时鬼子拿着一把刺刀，将刀尖冲着百姓的头，刀把贴着凳子，鬼子就让百姓这样举着凳子，若是刺刀一动，老百姓又要挨打。但是你怎么能举的不高不矮正合适呢？只要高一点，刀子就会动，有时甚至掉下来；若是举的矮，凳子压在刀上，刀尖就会刺破头，所以在挨打和刺破头这两样中，你只能选一样。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简直举不胜举。打钟集合迟到时，鬼子让百姓互相往嘴里吐唾沫等这样的事情也还有不少、另外，可恨的还有这样事情：每当鬼子和八路军打仗时，鬼子就要带着许多老百姓来给他打掩护。所谓打掩护就是：鬼子若有十个人去冲锋，得抓一百多的老百姓给他们打前阵，寥寥无几的鬼子就就夹在这众多的百姓之中“冲锋陷阵”，老百姓如果往回跑，就逃不出鬼子的枪子儿。鬼子之所以这样，因为他们也深知，我们的军队是爱护百姓的，他们的子弹绝不会打在人民的身上！因此他就找百姓给他们做替死鬼！这又是多么狠毒。

有一次，大水峪的游击队长姜代州打死了苏家的一个人（苏家是密云县的大富户，有些势力）。苏家怎么也不能放过这里的人，后来鬼子就调来了一些兵，把大水峪的人抓走了一百多，姜代州在这次战斗中受伤了，没跑了。被鬼子抓住杀了还不算，并把姜代州的头割下来去祭苏家人的灵。现在大水峪的寡妇还很多，过去抓走的好多人至今还未回来。

日本鬼子这般羞辱和毒辣的残害中国人民，但是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是不能被摧毁的。虽然敌人在肉体上、思想上来蹂躏、奴化我们，但是我们的人民却和他们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虽然鬼子在各地安了据点，组织了棍团，叫老百姓给他们报告八路军活动的情况。但是这个地区的老百姓，除了极少数的不坚定的分子投降鬼子，给鬼子做事外，大部分的老百姓是倾向革命的。在给鬼子报情况时，他们往往是以少报多，以早报晚。这就是说，如果来了一个八路军，老百姓就说来了二百个。另外就是等八路军走后，他们才去报告。就这样鬼子根本就摸不清我军活动的真实情况。

有一次李各庄的三个百姓查岗，正好碰上了八路军。一个老乡就给八路军带路去了。他回来后，就被鬼子抓到大辛庄的大狱里扣了起来。关了七天六夜没给吃一点饭，喝一口水。天天过堂审问、拷打。但他什么都没有说。第八天，鬼子无法只好放了他。在放之前，鬼子又给他上了一次酷刑，鬼子把他从监狱里拉出来后，把头朝下，脚朝上的倒挂在梯子上。然后用酸水、辣子水、煤油来灌他。肚子被灌的很大，涨的就像大鼓一样，这时，鬼子就把他从梯子上放下来，而后跑到他肚子上去踩，肚子里的这些酸辣水、煤油都给踩出来了，直踩的眼睛冒血汤。

山本还时常化妆成八路军，在晚上的时候去敲老百姓的门，最初老百姓不知道，真以为是八路军来了，就给开了门，这样山本就说这家百姓私通八路，第二天就把这家百姓抓去弄死。后来百姓知道了，每当山本再在晚上去敲门时，百姓要不是不开门，要不是开门后捉住被山本狠命的揍一顿。老百姓与日本鬼子的斗争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都是如此。

四、战斗在锥峰山下

日本鬼子掠夺我国钨矿

密云县东北部，东起墙子——塘子的公路，西至潮河，长达七十华里；南起久远庄，北至后河北山，宽达十多华里的山区，在1938年的时候，钨矿满布，仅墙子路周围就有五百多个镐位（开采点）。同时矿石露出地面，农民用镐就可以挖到钨矿，而且挖的数量很大，有时一个农民一天就可以挖到七、八百斤矿石。在正式开采的时候，不需要打横道，笔直打进去就能采到矿石。不仅矿石满布，裸出地面，而且矿石的含钨率相当高。墙子路一带矿石的含钨率最低低不过4%，沙厂一带矿石的含钨率最低低不过2.5%，含钨率较高的地区有很多，如朝岭子——矿的含钨率达到34%（可以开采八个月），在墙子路一带矿石的含钨率平均可以达到20%。这丰富的钨矿——祖国的宝藏，遭到日本鬼子的掠夺。

1938年，日本鬼子乘京古路之便，大量收买民采钨矿。当时钨矿所在地的农民，70%的农户参加了钨矿开采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参加钨矿开采的农民每天可以达到三千人左右。日本鬼子在沙厂、高庄子、货郎峪、墙子路等地设立收购站。农民所挖到的矿石，有二毛多钱一斤，有的一毛多钱一斤，有的二、三分钱一斤（价钱由鬼子按钨矿的好坏任意规定）卖给鬼子。1938年——1941年，除了农民自己挖到矿石卖给他之外，他自己在沙厂和墙子路一带还掌管七百多人进行开采（当时农民自己开采则称外镐，他自己掌管人开采则称内镐）。这时完全是手工进行开采。直到1941年，鬼子才用机器开采。

1941年，鬼子把一些小的矿区如新新矿、高周坡及一些收买机构统统合并为华北重石公司。禁止农民开采，一律用他自动化的工具。在沙厂一带（其他地区也有，不过不是用自动化机器开采——手工）进行大规模的开采。这时沙厂有八百多人，连矿警（由中国人充当、给鬼子效劳的特务组织。一共分三个中队，在沙厂的有两个中队，另外一中队在墙子路）和日本鬼子（60人）共一千多人。在矿山设备方面：①采矿设备：有空气压缩机三部（一百马力的二台、七十马力的一台），风钻长期使用的有九台，库存的有三十台，共三十九台；电钻长期使用的有五台，库存的有十台，共十五台；抽水机（光采矿用的）有四台（二十马力的）。②选矿设备：有球磨二个（一个小时，一天能选矿出率六十吨，一个大的一天能选矿出率一百吨，大选矿机正准备安装使用，结果因日本鬼子投了降，便没来得及安装）；有镐车一台（一趟能提升3吨）。有专门为选矿的抽水机三台，柴油机一台（六十马力）；另外还有破碎机、对滚、传送带、淘汰盘……，总之有一套完整的自动化的选矿装置。上述采矿机和选矿机都是以密云电灯公司（鬼子专门为采矿和选矿而修的发电厂）输来的电为动力，进行生产。③在沙厂一带有专门为采矿和选矿使用的铁路20度里长。日本鬼子使用这些完备的装置，大量的掠夺我国钨矿。直到鬼子投降才终止他的掠夺。

1938年——1941年，日本鬼子收买民采钨矿和自己开采钨矿的总和折成纯钨约有三百多吨。1941年至1945年，在我军对钨矿封锁得相当紧的情况下，鬼子在沙厂使用机器开采和在其他地区使用手工开采的总和，折成纯钨仍然达二百多吨，1938——1945年鬼子共掠夺我国钨矿约六百多吨。

鬼子掠夺钨矿的同时，还掠夺我国人力和其他物力（1941——1945年期间在沙厂一带）鬼子一共只有六十人，这六十人分布到采矿的各个部门，不是做管理工作就是做监工工作，实际干活的全是中国人。沙厂和墙子路一带共有工人一千多人，他们刚进矿山的时候，每天的工资是七、八毛钱，生活还不成问题，（当时小米卖二快七、八毛钱一斗）。但是后来，物价上涨，工资固然也上涨了，可是工资上涨远不及物价涨的快。工人所吃的粮食都由鬼子发，由于鬼子的残酷掠夺，工人吃大豆和混合面的日子也不少。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是十小时，有的是十二小时以上。在工人工作时，有鬼子和矿警监工，很多工人因为动作慢而受到他们的毒打。矿警是为鬼子服务的、靠鬼子吃饭、残害人民的凶手，他们不仅打工人，还经常压榨工人。工人的工资本来就少，一经压榨，工人的生活就难以维持。

中国工人不愿意给鬼子干活，因此经常怠工。在打眼的时候，工人一个一个慢慢地打，打完一个眼后，不是把它放着，就是光放让它爆炸。爆炸后只能听到爆破的响声，被打出的眼依然原封不动的存在着。鬼子只看到工人面前有被打出来的眼或听到爆破声，就以为工人干了活。这样，工人打了一个眼后，往往能休息几天。

在1938——1941年期间，鬼子出廉价收买农民开采出来的钨矿，残忍的鬼子不知道吸去了农民多少血汗。1943——1944年期间，在墙子路一带，鬼子为了将1943年以前所采取的矿石全部打成沙子，于是他拼命的找保甲长要人，当时墙子路一带的每个村庄都就在农忙季节也得抽人去给他找矿石。在要人之前，鬼子说：“你们做多少，我们给多少钱。”结果，前去工作的农民工作了一天之后，往往是两手握空的回到自己的家里，待遇最好的农民工作一天后，才能拿到几颗高粱米。就这样，墙子路一带的劳动力等于白白给鬼子打了一年矿石。

另外，鬼子为了掠夺钨矿厂，丝毫不顾农民的财产，鬼子一旦决定某地开矿，即使某地有长的绿油油的青苗或即将收割的庄家，不是被覆盖就是一踏而光。

在开矿的同时，鬼子大量砍伐山上的树木，作为矿井的樑木，墙子路一带的树木几乎被鬼子一踏而光。

伏击宋清队

1945年旧历六月二十七日，大道河据点日本鬼子五十人左右和大道河宋清队（伪军）一百二十人左右，抓了老百姓几十人一起进关讨伐，到墙子路以西程各庄以东进行烧杀抢掠，敌人计划将这些村鸡犬不留、烧房、割青苗。在这一天敌人过墙子路到下圈、朝岭子、苍术会，老百姓都跑了，敌人大抢大烧，能拿走的东西全部拿走，不能拿走的全部捣毁。敌人到了苍术会就抢走了十三头牛，并杀掉了一头牛，连牛头都带走了，还有三、四十头猪，很多小麦面粉，还有小鸡不计其数，衣服、箱子、香，连锅盖都抢走了。老百姓恨之入骨。老百姓往南跑去，敌人也往南去，敌人计划到柏崖孝女台、后沙岭、前沙岭一带大抢，抢完后回去，这时我们军队正埋伏在这里。事情是这样的。十三团由北往平谷县去，执行任务正经过这里，这部分军队有十三团的特务连，老五连和十六团的一个连，五百上下人，还有县支队一百多人，总共军队六百多人到柏崖、孝女台、黄门庙一带。团长是苏星，政委是李子光，正巧军队到这里，老百姓得到军队出发的消息，宋清队经常被到这里抢、烧、杀、割青苗。这次敌人来，百姓都纷纷要求十三团打这部分敌人。后沙岭的老百姓写了信，马广清把这信送到团部。团长说：“很好，很好。”并且问马广清老百姓怕不怕敌人烧，马广清很爽快的说：“不怕”。团长决定在这里消灭敌人。本来军队是到平谷去执行任务的，同时北来又行军一天，军队也很疲劳。但为了解除民恨，还是决定打敌人。宋清队本来是到柏崖来的，我军的计划本来是把他们消灭在柏崖。将一个连埋伏在东西草茨西面山梁上，十六团的那个连隐蔽在黄门庙，特务连埋伏在柏崖背面的西头山梁上，县支队在柏崖背面的东头山梁上。当敌人到东草坡背面时，就用枪追打往南跑的老百姓，老百姓就喊：“八路军打呀！他们打我们呢！”这一喊敌人发现了我们的军队，回头就跑，这时在柏崖背面的山岭上冲锋号吹响了，因敌人没有进入我们的埋伏圈，一吹号就追不上了。敌人从苍术会南面往下圈跑去，这时县支队赶到下圈对面的山岭上，堵击敌人。在这里打死了七名敌人，但由于机枪没有打响，从这里跑了一部分敌人。此外，日本全部从小梯子峪跑掉了，这次打死敌人十一个，俘虏敌人十多个，其中有三个重伤俘虏，一个姓严是副队长，一个是小队长。这三个敌人由于人民恨之入骨叫后沙岭的老百姓用镰刀杀死了，另外三个俘虏，一个叫梅翻译，叫老百姓把他们带回去。老百姓就事先在柏崖东沟挖好坑，到那儿就把他们三个活埋了。此外，还缴获机枪三挺，大枪十多支和几把手枪。经过这次战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逃回去的那部分敌人为了保全性命，也干脆不干了，从此宋清队也就垮台了。

险救五百多青年

1943年春季，日本鬼子到处抓青壮年人，去替日本鬼子当炮灰，补充伪军，增加警备队和保安军。在石峨村、东、西绍渠、前后北宫、大华山、瓦关头、万庄、胡店和丫髻山等地就抓了五百多青年人。这五百多青年人都被关押在丫髻山的巨圣殿里，准备往上送交。

这个事情被我方知道后，认为绝不能让这五百多青年被送去当炮灰，因为这些青年在地方上是我们的一股力量，去了以后，又将增加敌人力量，以屠杀我抗日军民。我们一定想方设法营救这些青年，当时我区助理黄儏三，召集了王华林、王森林、黄中、陈才等五人开了一个会，设计怎样把这五百多青年营救出来。后来决定这六个人进去营救。

石峨村有警察四分局，这些青年就关在离警察局不远的巨圣殿里，他们看见四五个警察正在看守，都像没有事一样逍遥自在，在门口抽烟喝酒，门口只有一个岗哨。他们就按照预先商定的计谋，在里面做起鼓动工作，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因为当他们溜进去，很多相识的看门，这些青年愁眉不展，而当他们讲出计谋时哪能不高兴呢。在里面的工作都准备好了，首先儏三助理的手枪在大殿里噹噹的响了几下，同时别人的手枪也响了。于是这五百多青年，全如万箭齐发，直往外奔跑，那几个警察一听枪响就只顾逃命去了。

大殿里枪响不久，警察局里的敌人就出动了，于是敌人就追赶逃散的青年，但是敌人已经失算了，我们的人向东走不远就是山，到山如到家，哪里能追得上我们呢，结果这五百多青年都逃散了。

赶走敌人，保护人民财产

1945年秋季敌人实行了第五次强化治安，到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李家峪一带的人民群众受灾十分之大，除了东西被烧掉以外，人也被烧死了几个。他们只好在鬼子走后把烧剩下的食物、粮食收拾起来。可是更令人痛恨的是，鬼子在烧杀抢掠之后，还胁迫群众到处运载烧剩下的物品。这次强迫塘子一带的百余名群众赶上毛驴，由两名鬼子带领清乡队、警备队四十来人，去李家峪抢粮。

此时正是1945年秋季，李家峪刚刚被烧过，群众刚把未烧之物品、粮食收拾起来，如果再被敌人抢去，群众就无法生活。当时民兵队长王华林和指导员王森林，商量对付敌人的计策，我民兵十三人，只有八杆枪，每杆枪只有五颗子弹。但无论如何也要打他一打，县打响套皮抢，被迫来运东西的群众立即大乱，此时王华林喊发枪，结着枪声呀、二踢脚、二响炮类的（无杀伤力，只能发响）响成一片，敌人吓的掉头就跑，还留下三、四头毛驴和一些运东西、装粮食的家具。这次把敌人赶走，使李家峪的财产没受损失。

楼子上的战斗

小黄岩是日本鬼子划为无人区的地方，1943年六月上旬，三道河日本鬼子打算到那里去片青苗，但是鬼子没有去，在墙子路的特务却出伐了五六十人。特务队长是姓胡的，副队长是宋雨天，他们的目的是到大岭，大岭有廿几个民兵和廿几支枪，他们想去消灭民兵，特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往大岭出发了。事先民兵得到鬼子片青苗的消息，已经有了准备。特务在夜间到大岭以后，民兵就打了一阵炮枪，跟着是手榴弹。民兵以为是鬼子来了，打完枪以后就退了，但这时特务也给打回来了，不敢再前进了。赵景瑞是泉水河人，中心办事员。他看到了李茂春，就把第二天鬼子片青苗的事情告诉他，要他到西边去躲避敌人。李茂春是粮米干事，小水峪人，他到万庭家去了一趟又回来了。这时赵景瑞和李茂春在夜间躲避敌情到长城墙上的楼子上去了。此外去的还有景瑞的弟弟和叔叔，还有一个妇女，共七个人上到一个楼子上去。楼子是过去军队在长城上看守敌人用的。形状是四方形的，高有二丈多高，当中有一个洞，是上楼用的，四周强高一些，他们上去后把梯子也弄上去了。日本鬼子虽然没有来，但特务叫民兵打回来。天刚亮正从这儿过，在西边看到楼子上有人，但是李茂春他们没有看到敌人，这时因为西边比东边黑一些。特务来到楼子这里，梯子被李茂春弄到楼子上去了，特务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人。快走的时候他们看见梯子上往外伸着的一块梯子，于是发现了他们。这时楼子上共七人，还有一个小孩一个妇女，特务大喊叫下去，但是他们一动不动，敌人又上不来，喊话以后就用枪打，梯子周围墙高一些，也打不着人。宋雨天过去是我区行政助理，现在叛变成了特务副队长。他认识中心办事员赵景瑞，知道景瑞在楼子上就喊：“景瑞你下来吧，两国相争给哪边办事的都有，只要你下来，我保证绝对不怎么样你。”赵景瑞下去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当铁杆汉奸，一个是被杀，他绝对不会下去的。敌人又想出了办法，在楼子当中的洞里搭成一个梯子往上，这时赵景瑞指挥大家用砖往下砸。李茂春在用砖往下砸的时候，把头伸出去了，敌人一阵枪响，打在头上牺牲了。赵景瑞等用砖头往楼子的洞里乱砸。敌人啊的一声给打下去了 。敌人一往上，衣服就响，上面就往下扔砖头，上了几次都打下去了。敌人没办法又往下骗，骗完了又开始往上扔手榴弹，第一次扔上来在冒烟的时候，给扔回去了；第二个扔的往里，又在边缘，去拿它，敌人用枪就能打得着。景瑞就喊大家都趴下，大家都趴下了，手榴弹响了没有打死人；第三个又扔上来，扔到没人的地方，弹片往高处飞，没有炸到人。敌人又开始往下骗，赵景瑞说：“我是坚决不下去的。”他叫他的堂弟景芳（前面说的那个小孩）下去，还有一个妇女也下去，到了地下敌人就用细绳从腰部捆上，送到楼子上来拿梯子，这时景瑞和他的叔叔决定把景芳拦过来，谁再也下不去了。景芳刚一上来，二人猛一抢拦。绳挂在墙边上拉断了，谁也不下去了。敌人又开始威胁，说到墙子路叫日本鬼子，并且假装回去二三次，上边还是一动不动，就又打起来抢来。赵景瑞等从天亮开始一直坚持到下午两点左右，敌人什么办法也没有就回去了。这时赵景瑞还以为藏在树里没有走，还是没有下去，闹了将近一天，家里人也知道了，两个小孩到这里喊他们说：“敌人走了，下来吧。”赵景瑞勇敢而多谋，叫两个小孩也上来，并且用砖往四处里扔，真的敌人走了，他们才下来，终于战胜了四、五十个敌人。

夜进墙子路

1944年冬季，果占恒和马如才两人接受任务，到墙子路据点摸东西。果占恒是区里突击队员，马如才是民兵，他们暗下决心，准备立功。

某天夜间，他们摸到墙子路城边。果占恒对墙子路的路线特备熟悉。他将马如才留在城外，他自己从西门岗哨和西北岗哨之间，偷偷的溜进墙子路。进了墙子路之后，他躲开了街上敌人的岗哨，摸到敌人的住宅院前，见敌人正在熟睡，于是他进入屋内，将敌人挂在墙上的一支枪和一个望远镜拿到手后，又静静的摸出来。当他走到十字街口时，正巧碰见敌人来换岗，他举起盒枪说：“把你的借给我使使！”这个站岗的只得乖乖的把枪递给了果占恒，他拿着盒子，指着望远镜和大枪又静静地偷偷摸摸的出城。他们带着胜利品，连夜赶回部队。

伏击汽车

1943年四月廿七、八号，墙子路的矿警去密云县城，弄回一汽车过端午节的东西，在程各庄被十三团的一个连打了埋伏，事情是这样的。

我军事先得到矿警要去县城的消息，于是在矿警去县城的前一天，由刘治龙带领十三团的一个连下午到了庄户峪，吃了晚饭后，为了怕走漏消息，军队从庄户峪往南走了，但后又折腾回来，夜间埋伏于程各庄。公路两旁的几户人家的人都不准外出。第二天早上，汽车过来时，没有理会它，到了下午，人员早已布置好，二挺机枪架在杨殿荣家里，从墙上开了洞眼，正对汽车。

汽车下午四点钟左右回来了，就看到在公路上有许多高桌、板凳、椅子等物件挡住去路，于是汽车停下来，这时我军从墙上扔出了手榴弹，接着机枪打响了，结果鬼子和矿警措手不及，十个矿警全部打死。三个日本，一个逃到程各庄西头时，被我打伤，还用盒子枪顽强还击，后叫我军用机枪射死，一个日本跑到杨各庄东边的后山坡上被我军打死，还有一个日本受伤后被我军俘虏，另外汽车司机被我军打掉了一个手指头，后被俘。这次伏击战，除了全部消灭敌人以外，还缴获枪13支、面粉34袋（0每袋约40斤）、两桶油、蔬菜、盐等物。汽车烧毁，七个车轮连同缴获品一起运走。

日本鬼子用酷刑残害抗日干部

齐长满是半脱产的干部，有病在家休养，他正送李仲去受训，给他拿着枪，叫特务王之仲看到了，到墙子路报告日本，说齐长满是八路军。在1943年清明那一天，齐长满和赵景瑞一起被抓到墙子路。鬼子用各种刑罚过堂，首先过赵景瑞，开始鬼子问姓什么、叫什么、家里几口人，问着我县政府在哪里、区政府在哪里、给八路军干什么、哪里有八路军……，赵景瑞说我县、区政府是流动的，他什么也没有给八路军干，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告诉鬼子。敌人凶恶的面貌暴露了，把上衣脱掉，一个是丁保福，一个是日本鬼子，二人用木柴棍子打起来，打的皮开肉烂，打死过去，用凉水喷过来，打了问，问了打，结果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就用细绳绑住脖子，二人用两头勒，勒死好几回，并用枪子在肋骨处顶死好几回。鬼子用各种刑罚毒打了一天，什么口供也没有。第二天又问赵景瑞，还是什么也不说，敌人用更毒辣的刑罚，把他头往下按在梯子上，然后灌煤油和凉水，灌了三壶，肚子涨的登登的，结果最后鬼子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重病在身的齐长满，在敌人的对症之下，只说自己给八路军干事，其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敌人。结果齐长满被敌人给枪杀了，赵景瑞花了廿十多棒子才出来。任凭敌人用各种刑罚，我们的干部是坚强不屈的。

庄头峪战斗

1947年科长张德明和县支队40余人到庄头峪去，当时民兵刘凤齐市保护科长的。天刚亮时和敌人伙会接上了火，刘凤齐打死了伙会的队长沙德明。伙会共一百多人，被我打败，共歼敌二人、得枪一支、子弹八十多粒。并且保卫了庄头峪的粮食，随即敌人又增援部队，我军撤走。

不管峪追歼敌人

1948年正月，伙会去不管峪要柴，并要老百姓给他们做大米干饭、肉粉等好东西吃。我不管峪干部问我武装队长苗振立报告情况，便去两个班的民兵（共十七个人）去不管峪打击敌人。事情发生在正月十五日，敌人又廿多人的样子。我来个急行军，一阵子跑到这里。伙会头一道岗看见我们，便急忙回头跑，接着不管峪伙会就都慌着跑，我便急追，并放出炮枪，向敌人射出。敌人过潮河时，被我打倒几个，打伤几个，打的败敌东逃西散，拼命的向大本营石营跑去。这次我共打死伙会六人、打伤六人，得伙会的牛十七头，并且这十七个民兵得到县政府的奖励，即得牛一头。

消灭特务尹长明

特务尹长明是日本鬼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务，他常常给鬼子带队，很坏，每到一处，他对老百姓是不客气的，我工作人员设法消灭它。特务刚从关外回来，被我探知我上管人员赵培荣就和尹长明闲谈（他俩表面是朋友），问他什么时候到关外去？并叫他从关外带回一些日用品来。尹长明回答：“可以”。赵培荣又问他什么时候出关，尹长明答道：“明天早上八点钟。”赵培荣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告诉李茂春，李茂春事先代一个民兵埋伏在墙子路附近的二门，特务一到，便把他打死，得手枪一支、自行车一辆。

后沙岭之战俘敌七名

日本的魔掌伸到墙子路以后，对当地特有的钨矿进行疯狂的掠夺。为了便于掠夺起见，鬼子组织了一批专意保护自己的钨业利益、监督生产的武装人员，就叫做矿警，是鬼子一支忠实的看家狗。矿警起初都是高丽人，以后高丽人都做了官，矿警便全由华人组织而成（这是指墙子路的矿警）。

1944年四月间，墙子路矿警准备到沙厂去。这个消息先被我墙子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知，便送信给后沙岭马广清，马广清又送信给苍术会的八路军十三团的一个连。得着消息后，事先埋伏于后沙岭的西岭梁山上，待敌人一到猛而击之。四月的某一天，果然有矿警十一个由墙子路直奔沙厂而去。还没有到后沙岭，矿警遇见了马广清等三人在地里做活，便问：“前头有八路军没有？”马广清回答：“没有。”敌人可不知道马广清就是向八路军报信的人（马广清是民兵班长）。敌人不识计策，继续往前去，一进后沙峪西梁，我十三团猛起猛击，打的个敌人措手不及，活捉矿警七名，得枪七支，另有一个逃走，其中一个受伤。

石峨村消灭特务四名

石峨村是塘子公社的最大一个村，抗战时期，鬼子在此安下据点，维持会也在这村。1944年秋季某天，我民兵王华林、刘华和佚名侦查员扮作卖猪的进入本村，并通过石峨村我地下干部，了解了维持会的情况，他们就去汉奸特务住所，这时屋内四名特务正在吸大烟。王华林、刘华冲了进去，举起手榴弹，当场炸死一名，其余三名没有立即炸死，但不久就死了。事后王华林、刘华和侦查员三人逃出石峨村，并且砸坏敌人的自行车一辆。

大义灭亲，扑杀特务

一特务在伪军中做事，1944年的某天，他到姑妈家去，他的表弟姓冷（谈者不知名字）是个共产党员，就把此事告诉了村干部刘华。于是他们商量以后捉住了此特务，并把他活埋掉。为人民解除了一大害。这种大义灭亲，为了人民事业打破亲属圈子的共产主义风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五、无人区调查报告

无人区调查报告

密云县地，群山环绕，白河横贯，地区环境利于游击活动。由于长期遭受敌人的破坏，特别是日寇侵略华北以后，密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上终年自然灾害，1937年发生了反交粮纳税，部分人出外谋业，有的干脆出门投奔八路军游击队去了。

1940年前，敌人大肆组织地方伙会，企图笼络人心，镇压当地人民反抗斗争，但由于山区人民有着高度的斗争意志，对敌人恨之入骨。见敌人就打，经过一年之久，敌人一分钱也未得到。

1940年前，白乙化同志曾在1939年来山区一次，后来又来过一次，虽然时间不久，但由于白乙化部队纪律好，深受山区人民的欢迎，给山区人民撒下了游击斗争的种籽。随即白乙化领导的革命游击队出现，并创立山区革命根据地。1941年开始大搞游击活动，坚决抗战，反对投降，卖国日寇和敌伪地方部队勾结共同统治山区人民，整年逼迫老百姓交粮纳税，一年之内每人合击钱三百元（当时），钱还不要就得要粮，可是农民们终年收成还不足抵税。当地伪保甲长也全是地主恶霸，他们都抽大烟，终日与敌伪勾结镇压人民。这时候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安，生活在提心吊胆、终日不安之中。就在这时候白乙化部队和白河游击队就开始活跃起来，而当地青壮年又为保家卫国打击鬼子投身革命，光张家坟一个大行政村（包括周围若干个自然村在内）就有80余人自愿参加白乙化部队和白河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后来成为白乙化部队一个营。

1941——1942年敌人大举进山扫荡，敌人花上很大兵力企图把游击队一网打尽。由于敌强我弱，经过两年的斗争，我军当时有延安来的一部分知识青年爱国进步分子，以及不少地下党组织干部在斗争中牺牲了，或被捕了。

敌人千方百计地为消灭革命游击种籽。1942年开始就惨无人道的向山区人民发动进攻，实行“三光”政策，并将鹿皮关至嘉峪关长达10公里的范围划成“无人区”，除了实行“抢光、烧光、杀光”以外，还对老百姓的庄家实行“片光”政策。1942——1944年连片三年，见物就抢个光，见屋就烧，见人就杀。张家坟南北个村老百姓见自己的房子烧了，敌人走了，回村重建，建了敌人又来，又烧了，前后多达8次。敌人开始一个月扫荡一次，后来变成一个星期扫一次，搞得遍山村庄片瓦不剩，鸡犬不留。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全区域四百多户，致千个老百姓被杀有40%，剩下的被逼绕山奔走，出外找亲友，无投奔依靠者还是占大部分，他们只有设法转移居址，深山峪谷，隐藏山洞，白天不出，夜晚活动，坚持斗争，保持与游击队、白乙化部队取得联系。

山区人民并没有因此而丧失斗志，相反的千方百计地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游击队的影响下，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与敌人的斗争。党组织发动山区人民在深山偏僻区里耕种，采集野果、野草、野菜、树叶子等野生植物当粮食充饥，以此保证坚持对敌斗争。

尽管敌人如何残酷，在党的领导下，各地自卫队仍像雨后春笋般陆续建立起来，并直接由“武委会”领导。在生产时是农民，在战斗时时全民皆兵，妇女有妇救会，儿童有儿童团组织，没有枪用土炮，地雷、手榴弹、木棍、石头、剪刀等等，各个组织都担任过站岗放哨，带路送信、担架运输、锄奸防特，妇女还给游击队做饭送水、做鞋补袜、缝衣纳衣，在自己的组织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还作了许多的对敌斗争的群众工作。白乙化入山以后，军民关系良好。因此在1941年，党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坚决反对日寇侵略，党就在原伪五区的赵家坑南部高山峪谷“孙仙洞”设立了秘密兵工厂。该地四周高山纵云，树草丛生，敌不不易发觉，或发觉了也不易进入的地方，各方游击武装部队武器损坏了全交由该厂负责修理。同时还用旧铁、石头挖空制造地雷、手榴弹供给部队和自卫团使用，后来在反无人区的斗争之中，这个工厂大批生产的地雷、手榴弹到处使用，而且成为反敌扫荡斗争中的主要武器。

武委会是反无人区斗争中的一个地方武装，即各种对敌斗争的武装性的组织的总机关，全称叫“抗日武装委员会”。他直接领导了抗日自卫队，并设立爆炸小组和射击小组，在敌人来前的布设地雷全由爆炸小组负责，射击组负责站岗放哨，瞭望风声，布设的地方主要是敌人必经之关口，必查之地方，预计敌人要去的或者跟敌人利益相关的地方都暗里设下地雷，并在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如路过的山地边插上“此有地雷”或“此地无雷”的标志旗，敌人看了很恼怒，就去拔，一拔就响，响了敌人就更恼怒了，见一个拔一个，结果拔一个就响一个，而且都有炸死几个。几次之后，敌人就学乖了，也就束手无策，袖手旁观。其次自卫队爆炸组也摸透了敌人的心思，表面上插了旗，实际无雷，但敌人还是真的会回避，这是敌人在咱地雷网中跟我走，不允许敌人自由自在的乱动，其中有炸死汉奸的，为敌人带路的，专门收查的敌人，被俘敌人和过路敌人。

在敌人加强无人区的控制下，我方白乙化部队常常在耕种季节和收货时配合山地人民耕种收割，并在1942年——1943年间在广大地区实行减租减息，一般是三分息减去二分剩一分，交租折钱一分利算，对折减租，对反对抗战的少数地主的买事清算付酬，把地主的粮食、依附于、用具、牲畜等等没收清算，分配给少吃少穿的贫苦农民。如当时张家坟等大村里就有10%的地主被减租减息和被清算，给农民一个莫大的鼓舞，因此当时年轻人纷纷投奔白乙化、白河游击队，这绝不是偶然的。如张家坟的邓老太太一家连自己的丈夫在内前后参军七个人。整个山区到处可以碰到烈属和军属，已经成为革命的圣地了。

除此以外，各村还有村长领导群众隐蔽斗争，“粮秣”就是专门组织群众筹粮筹款为游击队、八路军运粮送粮的组织，宁肯自己少吃些，也不让战士饿着。因此在敌人布防下经常派人黑夜偷偷摸摸出山区搞粮草，又黑夜摸进山，不辞辛苦的克服困难。

敌人在无人区，不是常大批来，而是常常派了伪装老百姓的敌人，暗探走遍各地看动静，再回去策划，有多至几百，少至几十的敌人。而我方由于组织的严密，在敌人重要据点四合堂，张家坟是敌人必经之要口，在这些重要地区敌人摸不清的地方设立岗哨，如当时的横岭、柏山、西梁等等大山上，估计敌人是易通过之山路，旁边高山上都有自卫队、儿童团站岗，见敌人来了，就以高喊一声为信号。另一山岗听到喊声，随着也高喊一声，一岗传一岗，山下同志们和老乡们闻声就迅速分散隐蔽，隐藏物资。1944年4月，有一次敌人前来搜山，我老乡们闻声往山洞躲，敌人正路过洞前时，洞内时张家坟的郑若怀家媳妇，她抱的一个孩子要哭，里面还有不少重要干部，如当时地委的同志和区长正清、财政科长等等，这位妇女觉悟高，用毛巾堵住孩子的嘴不让其哭出声来，保全了全体干部的和老乡的生命。还设了联络站，往往也是由自卫队员和儿童队员来担任，主要是及时传达上级党委和游击队之间的密令、信件，密切山内外的联系。

就这样，斗争了三年多，直至1945年才彻底胜利，日寇投降后山区人民重回祖国的怀抱，各地区已全部掌握在我们手里，以后的发展就在党的领导下逐步为重建家园而奋斗了。

邓老太太一家

邓老太太名玉芬，她的一家在抗战期间共十一口人，住在密云县张家坟村的朱头岭村，只有三间草房，两间破棚子，六、七亩沙子地，一年的收成一冬就吃完了，向财主借债，利上加利，越过日子越苦，财主常常逼债，日子不好熬。儿子们在童年就先后离家给人家扛活放牛羊，但日子仍然很苦，想起那时候真没有穷人活的路。

1940年4月（阴历），白乙化领导的十团到了这边的山区，拨开云雾见了青天，人的心眼也活了也亮堂了。人人都知道，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打走日本鬼子没有好日子。同年六月李瑞征带队到张家坟附近开辟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很多人觉悟到要想活下去就得参军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就在同年六月马上组织起来白马关游击队，起初16个人，年底发展到60余人，任永海当队长。邓老太太大儿子（29岁）任永全从他扛活的财主家（白马关黑泉）赶到了家，同在家的二弟永水（24岁）立刻参加了白马关游击队，邓老太太说他俩走的好，在外边找一条活路吧！邓老太太三儿子任永平在二道沟扛活早就见过八路军，听说两个哥哥参加了游击队，他急着也要去，可是已经使了财主家的钱，不给做活财主是不答应的。九月底敌人疯狂的进行扫荡，地主藏在山洞里叫他送粮食下田，时常有生命危险，又是九月寒天，仅有一个薄破的被子住在山洞，心想受这苦给财主卖命，于是回家，在年底到张家坟参加了白马关游击队。三儿子（22岁）一走家里就更不好过了，四儿还在白马关扛活，五儿13、4岁，六儿5、6岁，几个儿子连名字也没给起，一家都是老老小小。队伍一来就愿意住在老太太家里，老太太对队伍就像对自己儿子一样，问冷问热，做饭洗衣，照顾伤员，翻山越岭送情报。

1941年10月，四儿从白马关回到家。我们部队供给处负责人之一高云龙了解他们的家庭，把一些工作交给他们做。四儿、五儿就风里雨里不分昼夜送情报，运送衣服、粮草、枪械和弹药。1942年正月15正式入伍。他俩把这事告诉了老太太。老太太说他哥俩去一个吧，可是谁愿意留在家里呢，两人都参军了。同年，张家坟附近化为无人区，他们一家搬到后布庄，老头宗武和四儿、五儿回家种田，再把日常用的东西往后布庄运去一些好件。他们就和任永海、任永棚等八个人住在白梯子郭士忠的三间房。敌人听说后，一百多人穿着便衣，把枪械藏在柴草内，装打柴的，在傍晚包围了村子，宗武和五儿、永棚正在外面推碾子，其余三人都在屋子里面休息。敌人布置好之后，机枪、步枪、炮就响成一片了。三人忙往房子里面跑，五儿腿受伤倒在地下不能动弹，疼的直叫唤，宗武年迈刚想跳过院子外的小沟，不幸，胸部中弹倒在路边，白粗布衬衫都染红了，当场牺牲。永棚急忙跑到屋子里，见永海正靠着被褥躺着：“永海了不得啦，我们被包围了。”兴许是敌人打误会了……枪弹全朝这房子打，他站起来一看，敌人已经下山坡了，他匆匆取出文件来，又拿起两颗手榴弹，看他们几个把文件烧完，他这才对大家说：“你们没关系，别害怕，我死也不叫敌人抓活的。”只见他提着手榴弹冲了出去，一出院子就打了一个，急忙往房后跑又响了一个。敌人已经到眼前了，他不幸脑部中弹牺牲了。

敌人冲进了院子叫一个个脱光了走出来，我们出去一个绑一个，把房子全反过来了也没找到什么，看着烧过的灰抓了两把，弄的一手黑灰，气的敌人大声骂斥。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五儿伤重呻吟不止，敌人想带去这个活口，叫带路人去背，带路的人不背，敌人不死心把他强架在驴的身上，五儿痛的撑不住，日本鬼子恼了一枪打中腰部，当场牺牲。到了马营，立即审问，首先问永棚和四儿。

“打死的是任永海吗？”

“不是任永海！”

“不是任永海是谁？”

“那我不知道。”敌人又问了些别的问题，四儿一口咬定不知道，敌人没有得到什么。 敌人又开始实施惨无人道的刑法，又灌凉水，又拿刺刀刺，浑身混打，一边动刑一边逼供，直折磨的浑身是血，才被拖回屋子里，披上衣服都沾身上了。后来又一次审问，仍然使敌人失望了，只好把他送到古北口关起来。一天半碗饭，连口水都喝不上，央求他只能喝口洗脸水。有一天敌人给他们做了半桶干饭，还做了汤,到这里根本也没有这样好的招待。他俩非常奇怪，不知道敌人卖的什么药，耍的什么把戏，心里最多也不过是个死，死也比在家好受，他们吃了好几大碗。马营守备队长井上特来古北口看他们枪杀，可是下午两点多马营来电话说有任务，只好回去了。

古北口的长官要杀害他们俩，敌人把他们绑到野外，走在路上正碰见三县宪兵司令员，不让杀，谁也不知又安的什么心。马营守备队长井上到马营一看没杀，气的直跺脚，眼红的要出来像两个火珠子，急的直叫唤。又把他们送到热河，在路上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在热河高等法院被判决：“治安违法国事犯”，判了12年刑，后送到鞍山大狱，在狱中作苦工，搬铁石筛沙子什么活都得干。四儿在狱中是个硬汉子，别人叫看狱的都叫老爷，他偏不称呼，竟挨打受罚，又考虑家事。194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去世，埋葬在鞍山三台子。

永全、永水都很勇敢，时常受到表扬，一次在大杨树沟满洲兵3连包围我们白乙化的一部分部队，我们后退，敌人火力封锁，几乎把我们打散了，敌人压过来，任永海和一排长被敌人截住不能指挥，情况很是紧急，永全等人迅速跑到山上去，掩护后退，他打死了好几个敌人，敌人被压制回去，使我们迅速转移了。1942年春，白河游击队在平谷北山上营村和日军偶然相遇，但是敌少我多，又后路太明显不宜后退，战斗马上打响了，永全肚子被打破，去平谷渔利山休养三个多月，后来又被敌人包围，伤还没好，一跑伤口就破，途中牺牲。永木是机枪手当过班长，因为复虑家破人亡，军队生活又苦。1943年离开部队回家，后来有病而死。三儿在1943年与日军打仗被俘于昌平，1945年回到家。

大哥在1946年7月参加了县支队。他是自愿报名的，打仗特别勇敢，在河北庄立了大功，那是与傅作义十二连打，敌人一连分三个小队，我军把它包围后，消灭敌人一个小队，缴获敌人美式机枪两架，冲锋枪两支，六零炮两门，被评为模范。1947年攻打伙会的炮楼时，他首先勇敢的冲上去，不幸肚子中枪肠子流出来，还有口气，过家门口被送到医院，没等换药就牺牲了。战斗结束消灭敌人19个，打下了炮楼。

七儿七岁就死了，二儿的妻子等二儿子一死也就改嫁了.邓老太太的婆婆在白梯子遭袭的后一年（1943年）也去世了。

这就是老太太的一家。

臭水坑事件

臭水坑位于密云县西部，大牛圈正北的山梁上，这是个四面环山、山高谷深形式极为险要的地带。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所有县机关、卫生所、后勤部、基干部、供给处等都集中在这里。凶残的日伪军得知此消息后，便集中了附近各个据点的1600多名兵力，围攻臭水坑，制造了人人皆知的、永不会忘记的大惨案——臭水坑事件。

1942年农历2月初四的拂晓，活动在昌延怀和丰滦密联合县的十团长王亢率领第五连的一、二排，从臭水坑东北的山头上，越过头道沟和二路沟，奔向莲花瓣村，准备伏击抢窃老百姓的日伪军行军途中，突然发现敌人气势汹汹地向臭水坑直奔而来。由于众寡悬殊，敌军打出一颗手榴弹和一梭子机关枪子弹后，折回了原出发地。敌军随即分三路向臭水坑进犯：第一路敌人沿臭水坑西北的二道沟猛攻；敌人第二路沿臭水坑正北的头道沟直冲上来的，并排在头道沟以东的龙潭沟，是敌人进攻的第三路。在王亢团长的英明领导下，我军暂时截住了敌人的三路猖狂进攻。这时，敌人为了堵塞我军及县机关人员在臭水坑南口的撤退，就分一支队伍沿臭水坑西部山地绕到其南口要塞，即我方向南撤走的唯一出口，然后敌军南北加攻，步步为营，压制过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我军决定全部突围撤走，王亢团长带领第一、二排，在敌军力量薄弱的第一路——二道沟突围，向毡毛峪方向撤走了。与此同时，我军第五连第三排也掩护县机关工作人员从南口撤退，一部分在臭水坑中部引诱敌人深入，英勇抵抗，另一部分则在南口要塞两侧的山洞里隐藏起来。等敌人撤走之后，他们才从山洞出来。敌人进而压制，逼近了我五连三排的阵地，形成短兵相接的情势。在众寡悬殊的不利情况下，我军打出了最后一颗子弹，英雄不屈地调压跳崖牺牲了。

历时10 个小时左右的战斗，在下午3点钟以敌军的撤退而结束了。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和汉奸特务走狗们，给我们留下了目无忍视、耳不忍闻的惨相。我军及县工作人员二百多名当中，除七、八十人逃出，七、八十人被俘外，其余全部遇难。在烈士之中，有白涤非县长，丰滦密供给处乔处长、卫生所过队长以及管理员陈云葛等。野兽们还把白县长的头从身体上割下来带回滦平县，以示群众和讨好上级。被捕的有救国会付主任、崔子玉、编辑员张事如何卫生所张医生。现在仍工作在山区的电台队长王兆瑞及邓志顺、赵福、曹迂让、邢如增、崔福昌等，是当时从虎口逃出的几员。除此之外，敌人还把我县机关，特别是供给处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全部抢走了。

这次，我方损失严重，但它却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普遍愤怒，使人民进一步看清了敌人的狰狞面目和我军英勇、顽强、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和至死不屈、百折不回的英雄气概。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参军热潮，也播下了革命的种籽。因此，至今这里的人民都是中心卫国、一心革命。现在他们正以冲天赶紧建设着山区，山区的面貌越来越美了。

炸弹厂

梨树沟有个张振国（名张全恩）是土匪头，他手下有16、7个人，20多支枪。1940年白司令（白乙化）过来时想把这股土匪改编了，张振国拒绝了，白司令说：“那么你就组织游击队吧，你还当队长。”后来这支队伍接受了改编。1941年白司令牺牲，王亢当队长。就在同年4月（以下皆为阴历）在水家堡西山吴座楼的山沟盖起了几间小房，29个工作人员。设备极为简陋。最初的炸弹厂就是这样诞生了。张振国被派组织这个工作，他有一个干兄弟姓朱，会做炸弹，又从潮河东把各庄把姓朱德师傅找来，做炸弹离不开铁水，于是又从白河南天桥峪把郭省汇找来；从西梁子把郭省望找来化铁水。后来他年迈眼花，行动不便，由他儿子郭宝祥代替了。经过几次实验，炸弹做的很成功。于是就小规模的生产供给部队。1942年（4月王团长曾到炸弹厂参观过，不久他们全部从新编制了，也就在这一年张振国因任人抢劫，作恶不小，被我们枪杀惩办。）

1943年4月，延庆北山有分区司令部。司令部有供给处处长姓朱，共分三部分，成衣局、修枪所、炸弹厂。供给处有300多人，后来修枪所和炸弹厂就合并了，有170多人，化铁水做炸弹、手榴弹、地雷等种类。煤铁多来自老百姓那里，铁锅、庙里面的钟、坏了的农具都用来化铁水。煤要从延庆、怀柔、沙城等地远来，每一次运都是百八十个梁子秘密的运来这个炸弹厂，使用大炉，每日可出一千多个手榴弹，400～500个地雷。炸弹厂和军队的编制一样，有组长、股长（班长）所生产的炸弹供给十团和40团等使用。

这个炸弹厂，敌人是知道的，他们恨透了，几次围攻骚扰都彻底的失败了。其,1943年的六、七月有一次规模最大，被我司令部打退，1944年7月敌人大进攻，我们已安全的转移了，敌人走之后，我们又回来了。那时候条件艰难，用铁瓷碗、盆做饭，住在山洞里，但仍然坚持斗争，敌人一走又马上坚持生产，有力的支援了我部队的对敌人作战。

小西天惨案（又名二八惨案）

小西天位于密云县的西部，和怀柔县只有一个横垠之隔，翻过这个横垠，有一条东西长达20余里的大沟，这道沟荆棘丛生，道路艰险，很少有人走过。沟的东头，山崖陡峭，树荫盖天，里面有人活动，外面很难发现。小西天的20多户人家，搬到这里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因为小西天已经成了敌人划为的无人区，所以他们才被迫隐居在这里，沟的西头往南一拐，就是后山堡的伪警察所。

后山堡有个特务名叫董春荣，他原本是我方的地下人员，还常常活动在这个地区，因而他对地势山形非常熟悉，后来投敌叛变了革命，成了敌人的忠实走狗。当他发现了树林里住着人的时候，就马上报告了后山堡伪军所。

1944年农历的十月初九，刚刚吃过早饭，敌人的警察所长牛长（外号牛扒皮）领了伪军一百来人，从西沟口沿沟而上，包围了我住在树林里的11户老百姓，共抓走了三十多口人，人们整整在这里饿了二天二夜。在这三十多人中间，有两名年轻的妇女，即李素平（我军人家属）和邓芝兰。敌人强迫他们跟伪警察结婚。当时他们就假意答应了，所以敌人允许他们暂时住在后山堡的亲戚家，就这样，他们借筹备结婚用品为名，趁机逃走了。在被捕的人群中，还有孙贵生的妹妹，年方14岁，因长得俊俏而被匪徒李春元暗藏起来了，企图等女方年满15岁结婚，到1945年日本投降了，后山堡解放了，匪徒又甜又美的梦落了空。

1944年10月11日，是个悲惨难忘的日子。这天早晨，警察所的暴徒们，将35名无辜而又手无寸铁的良民赶到了东山坡的一块平地上，受难的人们看出了敌人的企图，便紧紧地靠在一起，其中一部分妇女，用被子盖住了头和带来的小孩，野兽们哪里注意这些情况，便端枪向敌人扫射，人们应声倒下了，野兽们进行了检查。他们确信这些人都被打死，所以扬长而去了。可是，就在这死人堆里还有八个人还在呼吸。这时当敌人扫射时，人们都横七竖八的应声倒下了，死的压住了活的，用被子盖头的妇女和小孩们，大部分都因被子能防弹而没有死命。野兽们走后，没有死的八个人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待心神稳定之后，就站起来逃走了。其中一个人在逃跑的路上踏响了我们为敌人装备的地雷而牺牲了。

这次惨案连同踏雷而死的，共计28人，因此也叫小西天“二八惨案”。主使小西天惨案的野兽特务头子董春荣，匪首牛扒皮等，在解放后都落入了法网，依法判处了死刑。

小西天惨案歌

咱们丰滦密，抗战四、五年，巩固地区靠大山。

提起大山山连山，惨案出在小西天。

十一月二十七日被敌围，围到后山铺，牛狼问一番。

他洋爸爸把他夸，坚决第一数着他，围来烦人你办他。

我们百姓下决心，找个甲长李洪春。

李洪春不是人，不但不保提婚姻。

我们父女贞洁心，就让死了也不跟。

西红台——板桥峪惨案

事情发生在1944年7月10日（农历），地点是西红台峪板桥峪。伪军刘涵队、崔家队、彭明队、特务队、张宪队住在西湾子，西湾子逃出来的四户人家经常住在鸡爪子沟。人们天天放哨，以防敌人偷袭。初十那天早晨5点钟左右，伪军沿白河岸的石路，企图到西红台板桥峪捕捉无辜老百姓，当隐蔽在鸡爪子沟的人们发现敌人的尖兵声时，立即散开并嘱托郭吉洪往板桥峪送信。中午，天阴雾起对面看不见人，敌人在龙门沟捉住了余永恒的妻子和小孩，并用刺刀刺死了余永恒的妻子，把孩子撕成两半扔到河里。郭吉洪没有把信送到，敌人到西红台与板桥峪，一共捕走了15个人，用机枪向这些被捕者扫射。一共牺牲了11个，四人未死，一个8岁的小孩，是一个给敌人背东西的刘瑞田冒着危险拉去的。他那对小孩说：“敌人问你时，你只说我是拉毛驴送东西的。”因此得了活命，另外三个人（一个老太太、两个小孩）都受了伤，趴在死人身边一动未动。等敌人走之后，才爬起来逃走。敌人走时把村中的财物抢劫一空，并放火烧了全村的房子。

这批敌人12日，又到对峪讨伐，同样杀死了七个无辜的老百姓。

党员只身炸敌车

1945年的夏天，将要被消灭的日本鬼子，为了进行垂死挣扎，集中了大批军队，疯狂的同我延庆、怀柔两县的解放区进行扫荡，我们的地方武装为了更好地配合正规军消灭敌人，便把延庆的民兵集中起来，担任破坏敌人交通线的任务。有一天，上级来了命令，要在晚上炸掉由张家口来的一列军用车，但是这个时候，敌人在沿路的炮楼上增加了人，封锁的更严了，因此使我们的活动更加困难，任务虽然艰巨，但是又必须完成，民兵大队长共产党员穆桂成同志就挺身而出说：“我去，向党保证不完成任务不回来！”

天，渐渐地黑了，没等别人催他，他就背起十多斤重的一箱炸药，装上雷管，带上9丈多长的麻绳，便单人独马地向铁道出发了。这时敌人不断的由炮楼里向铁路旁打炮，穆桂成费了好大的劲，才到铁路边，他悄悄的把炸药埋在铁轨下面，接上麻绳，就躲在铁道下边的土坡后头。等了好久，东方都渐渐地发白了，可是火车还不来。他想天一亮，任务就不好完成了，想到这里不由得有点紧张起来，但又想起入党的宣誓，想到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这时心情又定下来。不久，铁道嗡嗡的响了，一列很长的火车正向这边开来。当火车开到埋伏圈的时候，他猛地一拉绳，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炸翻了，大批的军用物资都烧起来了，炸死了很多敌人，没有被炸死的也乱作一团，趁这个时候穆桂成回到了营地。由于这列火车被炸毁，给我们的主力部队提供了很好的支援，使我们很快地粉碎了敌人的计划。

战争结束以后 ，穆桂成担任了支部书记。几年以来，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他领导了群众战胜了自然灾害，获得了丰收。群众都说他，过去是英雄，现在是模范，领导办法好，亲自带头干。

日本制造无人区和执行的“四光”政策

从1941年开始， 日本把半城子西北，史庄子、邵家子、谷石峪、陈家峪、阳坡地、栗树园、东沟和西驼骨等山区，方圆40多里地划为无人区。在无人区凡是能喘气的都不能留，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把青苗刮光的“四光”政策。当地人民编了一首民歌：

小小的日本，来到我这边。

先烧东驼骨，后烧栗树园。

烧的老百姓，叫苦又连天。

没有房子住，山崖里头钻。

冻得老百姓，浑身大颤颤。

上下黑圈全烧光，你看多可怜。

1939年八路军来到了这无人区，1940年建立了党的组织。从此这里便成了八路军的家里，成为八路军的根据地。

八路军出现在山区，日本视为是最大的仇敌。从1940年开始，日本鬼子对无人区进行残酷的“扫荡”。扫荡最严重的是东沟。因为东沟在长城以外，归满洲国管理。日本人要把东沟的人全赶到“部落”里，即“人圈”去。东沟的人不愿意离开祖国生活的地方，日本鬼子就防火烧毁东沟的全部房子，逼着他们搬家，也没有起很大作用。1941年又抢劫西驼骨，10月27日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从阳坡地烧起，东边至半城子，西边到栗树园、西驼骨，全部烧了。房子烧了，老百姓在党的领导下，又搭起窝棚，可是敌人来了又被烧掉，一年中有被烧二次房子。日本统治时期共被烧过七次。（史庄子、邵家子）在党的领导下，人们和自己的军队一起，同敌人英勇地进行斗争，反对敌人的扫荡，这样残酷的拉锯战斗就在无人区展开了。人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日本鬼子一来，大家全部散开，隐藏在山洞里，鬼子走了立刻又回来。从扫荡开始到日本投降为止，鬼子在特务的带领下，经常来搜山，只要捉住一个活人，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不是弄死就是带到人圈里去，或者带回据点去。

在无人区，从1940年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哪年也没断过烧房子。阳坡地、陈家峪等地1942年烧的最凶，仅火烧就烧了7次。陈家峪700度间房子，烧过以后只剩下7间半；古石峪等地又是1943年、1944年烧的最凶的地方，烧房子的时候，还叫治安沟的1100多人，把猪圈烧塌，石磨烧坏，老百姓往外跑时，把扔在河里的家具和窝棚草也给鬼子和特务捞出来烧了，烧过以后连2毛钱的东西都拾不起来。你盖几次，他就烧几次，有时候鬼子夜里来了，有些人来不及跑掉被捉住，日本鬼子就逼着他们烧掉自己和村里的房子，谁若不烧，鬼子就用刺刀挑。老百姓被鬼子糟蹋的躲在山里，有时十来天不敢回村里，在外面瞅着星星睡觉，遇到下大雨，头上直流水。坐在河里，大人都受不了，妇女、小孩更是难熬，冬天不知道要冻死多少人。

这样的生活前后过了十年左右，在这一带日本共进行过七次强化治安运动，抓当地老百姓去挖治安沟，修碉堡。治安沟1丈6尺宽，1丈5尺深，从石匣到东田各庄共25里长，沟旁几里长就是一个小炮楼，目的是为了阻止八路军的进攻和偷袭。

日本人最恨山区的老百姓，说他们个个通八路，所以每一次到山区见人就杀，即所谓的“杀光”，错杀不错放，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1个。

1942年9月17日，村外没来得及把信送到古石峪，日本就进村了，结果村里人只跑出去一半，另一半给堵住了。那天日本在村里整整践踏了一天。晚上回来时，只见房子全给烧了，有些刚耕起的高粱地给鬼子踩的溜平，地里尽是日本人的大皮鞋印子。郑福全村里地上有一双反扣着的鞋，走过去把它翻过来露出两只脚，原来是日本鬼子把郑三小倒着活埋了。郑福全跑到村口，对刚从沟里回来的郑三小父亲说了这件事。郑三小的父亲一边哭着，一边把他儿子从土里抠出来。

那天鬼子把古石峪和邻近三个村子的人共烧死十余个，刘福好、刘福顺、刘海顺等都是这次鬼子进村时被烧死的。日本鬼子走了，人们进村了。大人小孩看见家里这情形，都哭天喊地，一天没吃饭了，肚子饿的厉害，孩子饿的脸发白。可是人们刚做好饭，日本鬼子又来了，没有办法，只好跑到石匣（日本鬼子的据点）找亲戚。但是这里天天有查户口，查出生人全家都得受审，人们只得托人给保长、乡长送钱送礼，这才待下来。老人妇女小孩好歹安下来，青壮年又回到古石峪给八路军干事。

住了几天亲戚家又不准住了，说再不回去保长要把他们交给皇军，于是大家又托人送钱送礼，好容易瞒着鬼子叫不知道。几天后把家里人接回来安在山洞里。日本鬼子经常把无人区的百姓赶回据点，拷打审问八路军的情况，你一句话说不好，生命的危险就在眼前。古石峪是个20来户的村子，有一次就被抓走20多人，他们与其他各村被抓走的人分别被送到石匣、古北口、密云和半城子等地。在走路上，大伙走快了走慢了，都得挨揍。特务又沿途抓人，给他们扛子弹箱，“沉的有，沉的有”，鬼子看见扛的已经很沉了，又给你加上一箱。“沉的有，沉的有。”鬼子又给你加上第二箱。这次押到石匣去的共有六、七十口人，被打死的20余个，还有的人已经被鬼子打死了，扔在路上。

1942年9月间，在古石峪的战役中，日本方面死了一个军官和一个翻译。战后鬼子去找这两个死尸，加上他们又知道八路军有伤员在山沟里，于是他们就到处搜查。到了西驼骨，鬼子看见周承山问：“你们的太君与翻译官的死尸在哪里，八路军的死尸在哪里。”

“太君与翻译官的死尸不知道，八路军的没有。”周承山虽然是西坨骨的人，这儿的情况也确实不知道，照实说了。

时值冬天，周承山穿的是棉衣，日本鬼子就把干草放在他的棉衣里，叫他脱下来，用火点着干草，一边烧一边问他知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

他说：“不知道。”

说话的声音还没落地，鬼子的刺刀就从他的胸脯处刺进了半截，再问，还是“不知道”。随着他的话音，鬼子的刺刀，全部扎进了他的胸膛。一个口外姓李的到这儿来找他的姐姐，没想到刚到这儿就被鬼子抓去，问他这儿有没有八路军，他怎么知道，因此回答说不知道，没走二里路远，就被日本鬼子一刺刀扎死了。

另一次日本鬼子抓走栗树园的郑銮宽等三人，硬叫他们带路去找八路军的伤员。他们不去，日本鬼子就赶着他们三人向前走，眼看一里路远的地方，就是藏着伤民的山洞，他们三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就站着不走了，说“这儿没藏八路军的伤员，不知道八路军的伤员藏在哪儿。”

“不说就揍，看你说不说。”打的三个人死去活来，最后又用大石头压在他们的身上，结果除中间的一个人因能透点气没压死外，其他两个人全被压死了。

古石峪战斗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到了阳坡地，人们紧跑慢跑，还是让日本抓住了20几个人，鬼子把人们集中在一起，问“八路军的伤员都藏在哪里了，把日本太君和一个翻译官都藏在哪儿去了？”结果谁也没说话，鬼子就动手打人了。鼓大恩、夏元文和另外两个分别姓杨和姓彭的给鬼子先毒打，然后用柴火把他们围起来烧，就这样三个人被活活烧死了。

鬼子想用这种方法吓唬大家，可是大家还是没有说话，几个日本人上前把一个姓张的妇女扒的精光，逼问他太君埋在哪里了，他始终没说一句话，鬼子又把剩下的15、6个人的棉裤扒下，反绑在头上，光着屁股站了一夜，寒冬腊月的天气，冻的人打哆嗦。

日本人残杀老百姓的事实实在说不完，一次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打仗。有六个鬼子逃跑了，追赶上来的八路军机枪手把他们打死在草丛里，当时老百姓挖了个坑就把这6个日本鬼子全埋了。第二天日本鬼子下来找尸体，逼着七、八个老百姓把六个日本的死尸挖出来，野蛮的日本鬼子反过来把这七、八个老百姓埋在这个坑里。

1942年旧历八月初七头甸子战役后，日本鬼子返回来找死尸，在二道沟烧死了20多个老百姓。王朝满全家4个人也藏在离家不远的洞子里，日本人看见他全家的东西还放的很整齐，就是找不着人，于是一个特务便高声叫道：“乡亲们回家吧，日本人走了！”王朝满全家信以为真，就从洞子里出来，刚出洞口就被日本鬼子的刺刀全挑了。

日本鬼子每到一处，除了“喘热气”的一起杀光一个不留外，除了连老鼠洞也要翻个底朝天外，除了连两角钱的东西都捡不起来烧光外，还外加一个把青苗片光让老百姓饿死的政策。每次来片青苗的时候，都是日本鬼子、伪警察、满洲队和口外抓来的老百姓，青苗被过三次火。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为止，每次都是日本鬼子端着枪，强迫老百姓和满洲队去割，每到一处，就抓当地老百姓，逼着他们去割自己用汗水种植出来的庄稼。有一回日本鬼子叫翻译官告诉东沟的人，限他们在三天内把东沟的青苗片光，否则就把全村的房子烧光，把所有的人砍光。

1942年以后日本大规模的烧房子，第一次烧房子以后，庄稼已经成熟了，日本鬼子就带来很多人割庄稼。到了地里逼着人们割庄稼，且把它堆起来，然后纵火烧毁；第二次是在1946年6月间，庄稼长得一人高，都放红茵了，日本拿着大刀，逼着口外农民组成的满洲队，用刀割，就这样把快要到手的庄稼片完了；第三次是在1944年7月间，也正是玉米快要抽穗的时候，又给日本人把庄家全片光了。受害的老百姓活到今天的，都深恶痛绝的说：“日本鬼子不是个东西，残害老百姓不能生活，现在日本政府还敌视我们国家，岸信介要是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要打死他。”

白马关和下营惨案

白马关和下营都在无人区，日本鬼子对两地实施了残酷的“四光”政策，即烧光、抢光、杀光和把青苗片光。

1941年，日本到了白马关，大部分人没能逃成。有十八个妇女在场上打谷子，被日本人包围了，四周燃起火来，谁要往外面跑，日本鬼子就用刺刀往火里挑，有的妇女还抱着小孩在里面，结果连大人和小孩都给活活烧死了；有的妇女正怀孕，肚皮被火烧裂开，小孩都露了出来，这一次就活活烧死了十八个人。

同年，日本到下营去“扫荡”。下营的老百姓也没来得及跑出去，全被日本包围住了。鬼子把被困的老百姓集中起来，强迫他们挖坑，当坑挖好的时候，日本鬼子就叫他们自己把眼睛给蒙起来，并且命令他们跪在坑上，不跪的立即用刺刀挑死；跪下的人，日本鬼子手执锋利的大刀，一下就把头给砍掉了。这次一共砍死十几个人。日本鬼子走后，家里的人都出来认亲人，因为被砍得人都被砍了头，不容易认出来，不仅如此，被砍的人的头和身子都分开很远。

从无人区被抓走被鬼子带到据点，什么灌辣椒水、灌煤油、灌凉水、把头按在猪食缸里，最后再吊起来拷打，这些在日本鬼子的据点里，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而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了。

六、抗日斗争概况调查报告

地理条件分析

密云县位于北京北面，相距80余华里。在抗日战争时期，密云这块地区处于伪满、伪蒙、伪华北地区之交界地带，敌人对这一地带的统治较弱，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三个伪政权之间的矛盾，开辟平北。在密云县城北面长城以外的白河两岸，群山连绵，松柏是果木丛生，山高陡峭，道路险阻，行走不便，这种地理环境，只能进行小部队和游击队的广泛活动，不适于现代化部队作战，这就为我党在这儿开辟平北，进行游击战争，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有利条件。

在当时北面为我平西抗日根据地，东面为冀东抗日根据地，只要搞定了这块地区，就可以把平西、冀东连为一体成为我平西冀东的结合部。从冀东到平西进行工作的干部都可以在这儿休息，第三是直接威胁古北口、北京、承德与京古路各军事要点的一把尖刀。

根据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分析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在这儿建立根据地的重大意义。

平北抗日根据地未开辟前山区人民抗粮抗税斗争

密云县境内，长城以外，多为山地，多高山峻岭，土地极少，多为沙坑，土地贫瘠，作物生长不良。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块梯田和河谷平地分布在白河、潮河、渭水河、南道木河沿岸，每逢收获时，往往河水泛滥，十年九灾，淹没两岸农田，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两岸人烟稀少，村小民贫，山区人民主要依靠果木为主，到夏秋两季，把果品木料运往国外，换取粮食糊口，冬春两季，主要以树叶和野菜充饥，由于生活这么苦，有的人会全身发肿，面部破裂出黑水，甚至十七、八岁的姑娘都穿不上裤子，因此有“穷山恶水缺粮县，糠菜半年粮”的说法。

同时古北口是个重要军事基地，所以历来战争频繁，再加上疾病，更是民不聊生。这里从“九一八”开始后不久，就归伪满统治；在伪满统治时期，苛捐杂税尤其繁重，每人每年要出三百多元伪币还得折实物，如“统捐”每户要订户口牌，连狗都得带牌，反正一切动产不动产均得评估价钱按期纳税。由于天灾人祸，人民生活更是悲惨，无法生活下去了，就组织伙会武装抗粮抗税，反抗日伪证统治，如：1938年底四合堂、对营子的警察所派负责税局事务的特务赵龙子（滦平县人）王新成（四营子人）带四、五个警察到密云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桦树岭、小梁子、冷风甸子、对家河一带收税，规定每户五十块，最少的人家也得拿三十块，人们由于生活贫穷，无法交齐。甲长、排长回来后，人们就纷纷议论抗粮抗税，一个子儿都不交。两周期满，敌人派警察来收税，人们都抗拒不变，警察把王永丰捆走，当天晚上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桦树岭、小梁子、冷风甸子、对家河人民正式武装起来，当时有20多个人，二十多支大枪，一把手枪，并派李山、张连春、王连生等四人，连夜追到庙梁子，从后墙爬进去，敏捷的穿到了屋里，用枪对着还没穿上裤子的警察说：不准动，你们是死，还是不放我们的人回去？”几个警察连动都不敢动，脑袋缩到被窝里，魂不附体，言不成语的连大气都不敢出，来人随即把王永峰从火坑中救出来了。

回来后就组织伙会并选王永峰、孙长志、张连生为领导。大家集体开会决议，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并按地的多少出钱，到外面买枪，以加强武装力量。

为了战斗方面，把妇女、小孩全部送到关内，武装的人们同吃同住，日夜在对家河站岗放哨监视坏人和敌人的行动。因为对家河是敌人来这儿收税的必经之道。就这样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敌人听到了这儿武装抗粮抗税，声势浩大，一直没来这儿搜刮。

1940年4月，挺进军十团在团长白乙化的率领下，来到了这一带地区，出来那天他就说：“有枪这很好！咱们就组织地方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起来，齐心抗日救国。”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地方游击队，首任队长是孙长志，广泛活动在头道沟、二道沟等地。1940年6月与孙兆义率领的白河游击队合编成白河游击队，队长孙兆义，副队长孙守立。

这次自发的抗粮抗税的武装斗争，说明了我密云县山区人民坚强的斗争意志，尤其是接受党和十团的正确领导下更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是开辟平北、坚持平北抗日游击战的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9年，平西地委根据客观的有利条件，为了扩大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并把这两个根据地有机的连接在一起，直接威胁北平，切断关内和东北的日伪联系，就明确的提出了巩固扩大平西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三大任务。党的这个号召得到了广大军民的拥护。这三个人物几乎人人皆知，并且编成了舞曲广泛宣传，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挺进局的三大任务，第一个，第一个巩固扩大平西，要努力要努力。

挺进军的三大任务，第二个，第二个冀东游击战争，冀东游击战要坚持。

挺进军的三大任务，第三个，第三个，欢迎开辟平北，欢迎开辟平北根据地，根据地。”

平西军政委根据党的这个方针，在1940年3月派遣了挺进局的七团和十团的一部分来到了平北。在石塘路的一个战斗占大大的打击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初步的奠定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同年4月十团的另一部分由白乙化团长率领来到东北，扎下了抗日救国的根子。当时白乙化对游击队员这样说过：“我们这一次来，再也不走了，要坚持和敌人拼到底，敌人可以把东西抢光，可以把东西房子烧光，可以把山林烧光，然而他烧不完山上的石头，我们就在这山里喝敌人周旋。”4月29日，丰滦密联合县宣布成立，王森首任县长。从此平北抗日根据地正式建立了。随着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党也非常重视武装建设和政权建设。十团来平北之后，就派出了干部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武装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1、武装建设：

平北人民在日伪反动政权的统治下食不能饱，衣不蔽体，实在活不下去，走反抗敌人的道路便是他们唯一的生路。在党的领导下和组织下，先后成立了白马关、古北口、四海、白河等抗日游击队。

①白马关抗日游击队，1940年初十团派李瑞珍同志到白河沿岸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向群众学习又向群众宣传说：“参加游击队打鬼子抗日救国，就有饭吃、有衣穿。张家坟、柳树沟、横岭根、彭家崖和猪头领等村的任永海、朱连岗、郑泽安、任永丰、王永海、任永泉、任永水、郑若瑞、许景华、孙庆陆、孙庆秀、孙庆才、王朝生、李一山、任连瑞、任宗姜等十六人，在李瑞珍的领导下于1940年6月在猪头领举起了抗日救国的革命红旗，李瑞珍为参谋，任永海为队长，任永丰为一班班长，孙庆才为二班班长。”

一个贫农出身的郑泽安，那年才十六岁，给人家放牛。当他听到参加游击队的消息以后，就只穿一件单衣光着屁股连夜跑到猪头岭，向李参谋要求，我要参加游击队。李参谋说他年纪小，劝他回家，他说啥也不走了。起初，这支游击队只有十五支大枪，没有一粒子弹，每个人只有四个手榴弹，纵然武器简陋，子弹缺乏，可是士气旺盛。到同年年底，就发展到一百多人，例如有一天就有十五个人来参加。从游击队成立的那一天起到年底有6个月就和敌人发生了大小八次战斗。在这多次的斗争中，都表现了他们坚强勇敢不怕牺牲奋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起初因为历史短，武器又差，子弹少，作战经验不足，而避免和敌人发生大的战斗。其主要的任务是锄奸防特。

1940年地主陆石顺活埋了我们八路军一个伤病员，这支游击队就一连剿了他家两次，最后捉住他时，把他砸死在四合堂。1940年8月从南方来了一个特务，假装卖席的，宣传八路军的坏话，说八路军红眼睛绿鼻子，满嘴獠牙，见房就烧，见财就抢，见人就杀。游击队捉住他后，把他处死在四合堂，四合堂有个地主明叫王献洲，伪甲长，天天给玻璃庙的敌人送情报，后来把他杀死在北对峪沟口。另外，在1940年7月，在大峪摩岭处死了一个藏枪不交，并且宣传游击队坏话的地主王树达。

②古北口游击队。这支队伍是在1940年7月成立的，参谋长是师军，队长是万富。

③四海游击队：这支队伍1940年7月成立于怀柔的西山，赵立业是参谋长，队长是张立生。

④白河游击队：这支队伍于1940年8月在峪和庄成立，它的前身是二道沟，三道沟一带的自发的抗粮抗税的农民武装。1940年10月十团来平北后就收编为地方游击队，同年8月编为白河游击队，队长是孙兆义和孙守立。

⑤北方游击队：这支队伍原为袁水为首的落草“土匪”，经我争取的结果，于1941年2月改编为北方游击队，队长是袁水，后来又改编为十团的侦察连。

以上这5个游击队，除四海游击队活动在延昌怀地区外，其余的都活动在丰滦密地区。

在成立和斗争的过程中，经过了两次大的改编。

第一次改编是1940年12月底，地点是小家堡子，白马关游击队合古北口游击队被改编为丰滦密游击大队，大队长师军，指导员刘天游，古北口游击队为第一中队，白马关游击队为第二中队。

第二次改编是1941年2月，在赶河厂、白马关游击队、古北口游击队和四海游击队一起改编为十团的二营，营长是赵立业，教导员是刘天游；古北口游击队为二营四连，白马关游击队为二营五连，四海游击队为二营六连，同年六月（夏天）北方游击队也改编为十团侦察连，成为敌人心脏中的快刀，成为根据地的柱石。

2.政权建设：

十团开辟了平北根据地以后，不但在武装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根据地里建立了一整套的抗日政权和抗日组织。1940年4月29日，丰滦密联合县宣布成立了，县长是王森。同时在丰滦密设立了区政府，当时的二道沟、三道沟、莲花瓣一带为一区，白马关为二区；张家坟一带为五区，四合堂一带为八区。在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不管县政权或区政权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是随军移动，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办公，石块是凳子，膝盖是桌子。在1940年6月前后，十团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政权救国会，儿童团和自卫团军，设置村长、支书、中队长、班长等干部。这些这些政权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级和宗教信仰，只要是拥护抗日的都可以参加，不管地主、富农只要不反对抗日而且愿意抗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些抗日政权在巩固根据地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反扫荡的斗争中，有力的支援了八路军，给日伪以致命的打击。

白乙化的英勇斗争

白乙化带领的十团，1940年4月来平北以后，在武装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工作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更以英勇、果断、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只要敌人听到老十团白乙化的白字就已胆惧三分了。

（一）出色的游击战术

挺进军第十团接受了开辟平北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后，于1940年3月、四月份两批先后向平北进军，到敌后开辟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十团团长白乙化同志在平西经过有名的“沿河歼灭战”和“粉碎十路的围攻”，战后对巩固平西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白乙化”“白大胡子”“白大个子”“小白龙”我们亲爱的团长——白乙化的名字广传平西平北。敌人听了心惊胆怕，不敢轻易对阵，甚至一听“白大胡子”来了，就望风而逃，人民听了他的名字，就有信心，有了力量，有了希望。白乙化同志于1940年4月进军平北、延庆川一带，敌人只敢尾追，不敢对阵。白乙化根据党和毛主席的游击战术，于4月末某一天埋伏在向平北府邸进军途中的沙塘沟，预期歼灭300人，缴获步枪百支，给了敌人一个下马威，更振奋了我平北军民的抗日必胜的信心。以后如“南天门遭遇战斗”“冯家峪歼灭战（另有专门叙述）”“琉璃庙子强攻战”“抱怨岭的埋伏战”“客秋七十八天反扫荡战”的彻底胜利。短短八、九个月就把丰滦密从敌人血手中夺了回来，打击了日伪，拯救了无数同胞，动摇了满洲国的半壁江山，切断了敌伪关内外的联系，完成了三位一体的任务。其中有一次白团长巧妙的避开敌人的尾追，于1940年6月利用调虎离山计以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拔掉了四对营子，五对营子据点，还用步枪打落敌机一架，这一战斗行动，破事敌军兵力向这儿集中，但十团却轻轻地抄回白马关，以充足的时间休整兵力。乙化同志在战斗中十分勇敢，且多计谋，常常是敌人据点的不迷客。如有一天夜里，他亲自带领十多名战士，偷偷摸摸的到敌人据点旁，几十颗手榴弹像暴雨一般的落到炮楼下，霎时炮楼就飞上了天。所以弄得丰滦密一带大小据点的日伪军心惊胆寒，一听“大胡子”来了，就不敢轻易出动抢掠。

（二）冯家峪歼灭战斗

冯家峪战斗发生在1940年12月初（农历），日本老牌关东军共126人，准备到冯家峪、西口外进行扫荡。我军十团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第一营营长王亢和教导员方成带领四个连和游击队去冯家峪伏击敌人，游击队在西山，一营埋伏在东山，四连由连长于得水带领埋伏在梯子峪担任冲锋。天刚拂晓，敌人高傲的进入我军伏击圈，这时以三枪为令，我军大炮、手枪、手榴弹齐发，枪声、杀生震天，四连战士在连长于得水的带领下，如猛虎一般向敌人冲锋。这时前面的敌人大部分被消灭，只有一个敌人把一挺重机枪架在一块大石头上作垂死挣扎。我四连战士一连四次冲锋，大部分牺牲，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但敌人的机枪到底被我一战士夺了过来。战斗从拂晓开始一直打到天黑。126名敌人被我军击毙的有106名，只有20名侥幸逃脱，我军这次缴获机枪三挺，步枪更多，最后敌人增援，我军方才撤退。这次战斗以我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当时这个消息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这次战斗消灭了敌人最精锐的部队一百多人，使敌人大为震惊，同时也振奋了我军民的抗日斗争和胜利的信心。

（三）鹿皮关战役（又名马营战役）

1941年正月初八，我团全体战士和全部游击大队抓抓在鹿皮关附近，一营和十团团部住在赶河厂，三营住在石塘路，游击大队驻在马营，同时伪军（讨伐队）160多人住在距鹿皮关20余里以北的张家坟。正月初七，白乙化团长写了一封假情报：在鹿皮关住着20多个游击队，他们的枪又坏，又没有作战经验，一击即溃。这封假情报嘱托一个老百姓给张家坟的敌人送去，敌人信以为真，第二天就南下，鹿皮关正月初八这天，我军游击大队第一中队埋伏在大关北山，第二中队埋伏在大关南山，一、三营计划以降棚山压下来。早上九点多钟，敌人在四十八盘兵分两路，一路由石门沟向北山的长城峪移动，这一路也是我军所未预料到的，敌人另一路顺沟之下，这一路敌人我们看的清清楚楚，我游击大队第一中队没有放在岗哨，根本没有发现头顶上的敌人，可是南山上的战士看的清清楚楚，他们心急，“啪！啪！”放了两枪，第一中队全体战士被压到山下，他们只得后退到南山和第二中队会和，正在这时，白团长带领三营的两个连，从降棚山以雷霆万钧置之势压了下来，把敌人压进了城墙的楼子上。南山我第一、二游击中队集中火力向沿沟直下的敌人扫荡这股敌人只得钻到城墙楼子上去，刚刚凑巧，王方带着一营从赶河厂赶到马营河北，从前面兜上来，在这个紧张的气都透不过来的时候，白团长从警卫员手中夺过指挥旗，挺起胸膛，毫不隐蔽，高呼：“冲啊！王亢赶快冲啊！”藏着的敌人发现了我军指挥员的目标——白团长，开枪射击，这一枪正中白团长太阳穴处，血也没流就光荣牺牲了。战斗的激烈，也没有更多的敌人知道白团长牺牲，战斗局势直转直下，敌人占的两个抢楼自被我军围的风雨不透。在向敌人发起了冲锋的号声后，我一营全体战斗高唱：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

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响，

要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日本强盗杀光，努力奋斗，杀！”

当日击毙敌人几十人，俘虏四十多人，其中还有一个姓鹿的小队长。战争从早上九点起一直打到天黑，这天晚上我们继续包围着敌人。天亮前，敌人三三两两逃跑，我张家坟自卫军，手无寸铁，见残敌逃跑，就大声喊：“站住！把枪放下！不准动！要不就砸你的脑袋！”敌人由于在我们的痛击下，已经惊慌失措，胆裂魂飞，听到这么一吼，慌忙把枪挂在树上，趴在地上就擒。就这样，张家坟自卫军缴获一支手枪。水泉峪自卫军缴获了敌人六支大枪。水泉峪自卫军缴获一支手枪，棒河崖自卫军缴获一架轻机枪。鹿皮关一天一夜的战斗，全歼灭了敌人，我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四）石城追悼会：

在鹿皮关的战斗中，白乙化英勇的牺牲了，然而他永远活在平北人们的心中。到今天提起小白龙，大人、小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鹿皮关战斗的进展中，很少有人知道白团长的牺牲，都传说白团长挂了花，休养去了。

1941年3月，在石城召开了一个丰滦密全县军、政、民追悼大会，当人们听说白团长和牺牲时，真是晴天霹雳，悲痛万分，到会的五、六千人无不痛哭。在大会上，王亢（以后的十团团长）才山参谋长和王森县长都讲了话。他们哭的几乎讲不出来，在这儿我们不得回忆一下乙化同志战斗的一生。

（五）白乙化的简历：

白团长，姓白、名乙化，字野鹤，东北辽宁省辽阳县人，享年30，乙化同志生于1912年（民六）辽阳石场峪村。幼年时，曾读过私塾，其父亲在吉林省某机关任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薪金菲薄，家境贫困。1921年，乙化年方十岁，家母于当年除夕夜逝世，别人家高高兴兴，送旧迎新，乙化同志却悲痛万分，为母守灵。家中只有长辈叔叔。姐姐年方十六，因而孤苦贫穷，生活悲惨至极，稍长有大志，聪明过人。十三岁就能写一首好诗，写一手好字。乡里都以白才子称呼他，当年姐死，继母主持家务，不久，父亲带继母远游，乙化同志开始自立生活。

次年，得到师友资助，入辽阳中学读书，曾因三次闹学潮被开除。1928年受“五卅”惨案的刺激，及日军侵略东北阴谋的加紧，即立志武装反抗，保卫中华，决然入沈阳东北军校教导队。十月毕业，入讲武堂。不久，因鼓励反动军阀内战，不参加军阀混战，被学校当局发觉。1929年秋天，逃至北平。这时，其父亲收入较多，嘱咐他继续求学，考入北平中国大学预科，攻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阶段中，乙化同志读了不少关于马克思的著作，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了认识，立志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1930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进攻东北，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之危。消息传到后，少数同学垂头丧气，乙化独自下定决心抗敌，拯救中华。他写道“余愿得偿矣，杀敌在今朝”，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不畏惧、不迟延，联合同志，发动一部分抗日爱国青年组织义勇军，把抗日的气质高举辽西，奋起进攻辽阳，热北、锦西等地，连战连捷。凌阳苦战二年弹尽粮绝，失去后援，退至关内。塘沽协定签订后，被当时军阀缴械，返回北平写稿为生，复入中大政治系，从事领导学生运动，广受同学尊敬，被选为学生会主席。1935年毕业，留校任职员，参加“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领导民族先锋队和东北青年工作，1936年秋季，前往绥西东北垦区工作，开河渠，筑堤防，黄河套里，乌拉山旁。汗洒田园血流江场。当时“东北垦区”是一个特殊的组织，里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东北志士，革命青年，还有更多的落后农民，都是出身、成分不同，来自不同的地区。所以，在开垦的动机上，有的为了分土地发洋财，有的为了抗日救国，但是更有的为了革命，这样的垦区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缩影。当时，乙化同志抛弃了西服鞋履，放下了大学生的架子和人们一样挖渠种地。当时，他在1937年5月的垦区歌中写道：

“乌拉山旁，黄河套里，开辟我们的新天地，

吃饭就得作工，作工必须努力，

不受剥削，不分阶级，

镰刀锄头是战胜一切的武器，

我们今天流汗，明天流血，

结成了铁的队伍，我们要打回老家去。”

乌拉山旁的原野上，响彻了自由人们的歌声。由于这样，乙化同志曾荣获垦区“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同时，乙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垦区老太太小孩子，对他的亲热，像自己家里人一样。所有的人们，像一个人一样，黄河套里的垦区变成了自由人们的新天地，人们都愉快的劳动着。同时，军事政治的加紧教育，行动上的纪律严肃，为挺进军十团培养了无数坚强的富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通晓军事，尤其游击战术的领导干部，所以这些人，也恰好成了整个部队的典型。在乙化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随时准备踏上抗日的战场，走向革命的征途。

1936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我党发动全面抗战，卢沟桥的炮声惊醒了中国的人民，抗日的烽火点燃了真个中国。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除了那些汉奸汪精卫、王揖唐之流，又有谁甘心做人家嘴上的鱼肉呢？为了不作人家的奴隶，不受人家的宰割，乙化同志就在乌拉山旁，黄河套里率领一群革命青年，高扬起抗日的大旗，像“铁流”里的英雄，组织垦区暴动（又名晋西暴动），组织抗日先锋队，任司令。

紧接着抗日先锋队，渡过了怒浪澎湃的黄河，他们这支抗日健儿也像汹涌的怒浪，白乙化同志带领，踏过风沙无边的大漠和一个多月不见人烟的荒芜无际的蒙古草原，迈上了抗日的征途。在漫长的征途中，乙化常这样鼓励着战士们：“同志们！大家肯抗日，明天肯抗日。现在总算实现了我们的夙愿，大家有本事干吧！”

部队长途经过陕北，辗转于晋绥各地，偏关失平，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反共投降政策，国军纷纷南逃，先锋队独自北进迎敌。当地人的铁蹄踏进河曲时，先锋队也正驻防河曲。河曲一带的部队，除了警备六团（八路军）还往前线开拔。河曲县的警察队向**（原文如此）的骑兵，都像蚂蟥似的度过黄河。战局是非常迫近了，远处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我们如何行动？大家的心里也拿不定主意，有的主张留在河曲，坚持这地区的工作。有的主张转移，随何**（原文如此）的军队退过黄河去。“同志们，还是那句话，今天也肯抗日，明天也肯抗日。现在，日本鬼子真来了，有的同志慌了，神都要走，我不同意这意见。抗日，就得拿出抗日的决心！我们要坚决的和鬼子在这儿拼一下！”坚决果敢的乙化同志越到紧要关头，越显出他的坚决与果敢。

于是，在煤窑沟的地方，作了和鬼子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战斗取得大胜，有力的打击了敌人，保卫了晋西北。

乙化同志，激战三军，乘胜利向前，莫退后，挺进雁北与八路军主力军三五九旅汇合了。这群爱国青年，听闻十年内战中的老红军的那些英勇斗争的事迹，时时都在渴望着亲近他们。今天真的会面了，就像远离家乡的孩子，一旦又投到母亲的怀抱，那是多么的喜欢，多么的幸运啊！兄弟部队随即配合粉碎了敌人对雁北的围攻。在这样半年的生活中，聪明的乙化同志在战斗中与工作上，学习了老红军很多的领导与指挥艺术。这样，使这支部队的成员得到了不小的进步。

一九三九年转平西，与抗联合并，任副司令。

原来“抗联”是一个干部缺乏、领导脆弱、抗日热潮高涨的亟待整理的民众武装，“先锋队”是一个短小精悍、人才齐全、前途无限、正待发展的一个部队。抗联与先锋队的合并，是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合并后，由于干部的充实强健，尤其在白乙化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不数月，已经成为一支新生力量的革命武装，成为平西主力部队之一。在这期间，白乙化同志曾指挥过有名的“沿河歼灭战”，配合粉碎过“十路围攻扫荡”的大胜利，对保卫平西，巩固与扩大平西上屡建奇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白乙化同志成为平西老百姓所拥护爱戴的领袖之一。这就不是偶然的。

1940年改编为挺进军十团，白乙化任团长，1940年春为长城挺进军三位一体的任务。“开辟平北，创造新根据地”，率领挺进平北，路经沙塘沟入埋伏，歼灭三百余名，又建奇功，声震平北，在冀察、热辽等地“白大胡子”“小白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万恶的日本关东军，提起大胡子也胆战心惊。从1940年春开始，短短的八、九个月的功夫，大大小小的百余次战斗，有名的“沙塘沟战斗”“白马关歼灭战”“鹿皮关战斗”（又名马营战斗）。每次均亲临战场，进在先，退在后，坚定顽强，有力的打击了敌伪，拯救了无数同胞，动摇了满洲国的半壁山河，于1940年4月29日建立了丰滦密联合县，开辟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到平北后，曾在军事行动的同时，建立了白马关、白河、四海、古北口、北方等游击队，后又改成丰滦密游击大队；其后又改编成十团二营，增强了十团武装力量，广泛的开展了敌后游击战。

乙化同志，身高七尺，大胡子，头发倒长，身材魁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十分豪爽，慈祥如父母，平易近人，且在仪表上找不出与战士有特殊的地方，穿的衣服与战士们一样，外人根本看不出他是个领导干部，同战士们一起吃大伙房的饭，行军不骑马，战斗时亲临火线，不断鼓舞战士们冲锋，真是“与战士同甘共苦”，这句话对乙化同志时当之无愧的。不但这样，他更能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下情，不断为战斗解决困难，因此有战士伸出大拇指说：“你看咱们领头的……”深刻地表现了战士对首长的爱戴。

乙化同志，更是多才多艺，有胆略，意志顽强，不后退，不悲观于失败，不满足于现状，越困难越坚强，越复杂越坚定，勇往直前，雷厉风行，就是在临死前一分钟还高呼“王亢冲锋”！平时又常常说：“说打就打，说干就干，一干就得干到底！”王亢同志回忆说：“别人愿意干的，自己去干，别人怕干的自己去干，实事求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 在战斗之余和战斗之中常常教育同志们说：“健全自己，影响别人。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流血是我们的义务”，这就是乙化同志的名言，也是他的革命人生观。

据当时十团政委的通讯员郑泽安和白乙化同志的通讯员任永丰谈到：“白团长不仅能指挥我军，而且能指挥，神出鬼没，精通游击战术。”他说：“不打也罢，要打，必须打胜仗，更不打赔本仗！”他的部队，更是纪律严明，不住民房，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民兵一致，更重要的是乙化同志有一颗永远忠于党的心，因此在他领导下的十团战无不胜。不幸与1940年正月初八（2月4日）下午四时，在“鹿皮关战役”（又名马营战役）中壮烈牺牲，为我国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但是，其精神与世长存，也是活在平北人民心中的一面永远不倒的红旗。

在追悼白乙化的军政民大会上，全体军政人员和老百姓并不只是悲痛，他们把悲痛化为力量，学习白乙化的品质，坚定革命信心，以更大的力量打击敌人。正如全体军政民所唱的追悼白乙化的歌曲一样：

共产党的模范党员，

奋斗十余年，不畏惧，不迟延，

遭受困难艰险，不退后，直向前，

站在抗战最前线，创造平北呀！

昼夜奔忙，壮烈牺牲鹿皮关，

你不要哭泣，更不要悲观。

要学习他坚定勇敢，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

建设丰滦密，同钢一样，

坚持华北游击战，

驱逐驱逐日寇鸭绿江边，

驱逐日寇鸭绿江边。

这首歌表明了广大人民和军政人员的决心——坚决消灭日本鬼子。

1941年正月初八——1943年六月间的大战役

由于1940年4月，我挺进军十团像一把尖刀插入了敌人的心脏——平北地区，所以很快就于1940年4月29日在赶河厂、四对营子、五对营子、琉璃庙、南天门和白马关为中心建立了丰滦密联合县，创建了丰滦密根据地，广泛的组织了底层抗日民主政权和白河等五个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的发动了群众，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如冯家峪歼灭战的胜利，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和增强了我抗日军民的斗争意志和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1年正月初八的鹿皮关战役中，我十团团长白乙化同志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了，这是平北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我平北人民把悲观化为了不可战胜的力量，接过先烈手中的红旗继续为抗日救国而英勇奋斗。当年二月王亢担任十团团长，政治委员吴涛，参谋长才山，第一营营长冯克武，教导员方成，同事把丰滦密游击大队改编为十团二营，营长赵立业，教导员刘天游，第三营长翟飞，副营长师军，教导员王波。还有北方游击队改编成的侦察连，由白河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特务连。

这支在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抗日部队，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与平北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开展了更辉煌的游击战争，由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火。尤其是1940年的春季大扫荡开始到1945年七次强化治安和大扫荡中，我十团和人民群众给了敌人以有力的反击，从1940年正月初八至1943年6月打了不少胜仗，为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白杈战役

1941年春季大扫荡以来，敌人为了便于运兵进行扫荡，到处强迫老百姓修筑公路，这年七月敌人押运一批民工趣图修通琉璃庙至大水峪的汽车路。我十团三营海参谋侦查好了地形以后，三营在营长师军的指挥下，于1941年7月的一天拂晓，神不知鬼不觉的埋伏于公路两旁的山坡上庄稼地里，到早晨五点左右，敌人押着民工预期进入了我埋伏圈，营长以一枪为令，公路两旁的庄稼地里，突然飞出雨点般的手榴弹和枪弹，敌人受到这一突然打击以后，惊慌失措，背头转向，来不及摘下倒背上的大枪，准备对抗。这时，我军冲锋号声响彻山谷，全体战士到公路上，给敌人以痛击。

这次战斗历时二十分钟，打死打伤敌人三十余名，被俘四十余名，我军受伤三名，缴获机枪四挺，手枪七支，步枪数支。

经过这次战斗的胜利，给予敌人以打击和教训，这条公路一直没有敢再修。直到1943年十团撤到延庆川时才修。这次战役历史仅仅二十多分钟，战果却很大，完全符合毛主席所指示的速决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原则。

（二）向阳村战役

1942年2月，我军十团和四十团的一部分共4个连，一千多人，后方医院等，驻扎在离向阳村十里外的孤山，因驻扎已有两个多月。后来，敌人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从龙关赤城、张家坟口调来伪满军一千来人，日军三百人，准备向向阳村的我军进攻。

我军得悉敌人进攻消息后，埋伏在向阳村附近西山头上，准备保护我后方机关。拂晓四点左右，敌人开始向孤山移动，敌军来到埋伏圈附近。我军就与敌人的先头部队打上了，同时也摸不透我军有多少，更没料到会受到伏击。敌人疯狂的向西山头冲三次，均被我军的强大火力给压下去了，后来敌人又炮轰我阵地，在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数次冲锋，也被打退。

这次战役从早上四点多钟开始一直打到深夜，敌人慌忙撤退，结果打死打上二百多名，我军伤十多名。

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但保证了我后方机关的安全，而且迫使敌人附各小据点撤走，距离向阳村五里地的刁窝据点的敌人，都不敢轻易出来烧杀抢掠。

（三）古石峪战役

1942年冬季，敌人正在大举向我根据地扫荡，我平北根据地在平北地委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坚壁清野，大摆地雷战，同时正式部队也给敌人以多次的打击，开展了规模壮大的反扫荡战。

1942年冬，我军驻在石坡沟，派三区区长余海龙到古石峪探查敌情，余由于粗心大意，情况没查明白，把驻守在古石峪的一百多鬼子说成是讨伐队。一天晚上，十团长王亢率领三个连从石坡沟出发，跑步直奔古石峪，计划第三联抢古石峪北山，第一联抢占南山，二连在沟口阻击敌人。到目的地以后，三连一拥直攻南山，路经上峪，遇着十二个日军，先头部队首先消灭了这几个鬼子。这时敌人抢占了南山。我三连还未在南山站住脚，北山有鬼子的七个岗哨，被一连消灭。战斗从早上八点一直进行到傍晚，这期间，三连曾冲锋数次，结果两个多班和连长的英勇杀敌，战到最后，为人民光荣牺牲了。

战斗结果，消灭了鬼子三十八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二十余支。

（四）“一撮毛”歼灭战

1943年，敌人开始大规模扫荡，我后方机关受到很大的损失，大小惨案不断出现，这是抗战相持阶段的后期，也是最艰苦的阶段，也是我军反攻的开始。但是，敌人的凶残，并没有征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勤劳勇敢的平北人民。他们反而给了敌人以狠狠的打击，同事正规军开始了局部的反攻，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全力以赴，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平北的一撮毛歼灭战，就是其中一次值得赞颂的胜仗。

提起一撮毛战役，在平北密云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说十团打得好，打得妙。这次战役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3年4月，十团在团长王亢的率领下，进驻白马关川附近的一撮毛等，王亢利用了巧妙的游击战术，指挥敌人进我埋伏圈，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

一天傍晚，王亢团长写好了一封情报，上面的大意是：在白马关川一带有一支建立不久的游击队，武器低劣，弹药不足，作战经验不足，也无岗哨。请今明两天速来歼灭。同时嘱托送信的老百姓，不要说我军大部队在此，更不要透露我军的部署。

敌人接到情报以后，于当天半夜突然进军一撮毛。当时十团全体指战员虽精神上、物质上给了充分的准备，但在时间尚估计敌人会在第二天的拂晓进攻。没料到敌人会当天进攻一撮毛。所以敌人像一群蚂蟥一样一拥包围了一撮毛村，使我军特务连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时，王亢团长指挥第一营又从外面包围了敌人。经过一夜激战，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损失极大，溃不成军，仓皇撤退。我第一营迅速占领了一撮毛附近的一个小山坡，敌人集合了残兵败将，向小山梁冲锋。我军在小山梁的守军被冲下来，但是由于王亢指挥英明，命令三连从高山担任突击队，从上向下一拥冲到小山梁上，开始了一场激战，双方弹药已尽。三连战士用枪托。石头打击敌人。最后干脆丢了枪与敌人摔跤，甚至抱着敌人跳崖同死，不让敌人活一个。

战斗至此，已经告一段落，我军开始打扫战场，当时一营有一个排长身负重伤，团部李瑞珍参谋（原白马关游击队的组织者）非常关怀战士，带领通讯员前去看望，李参谋刚从山顶奔到沟底时，敌人从对面山梁后面穿过来，举枪打死了李参谋和通讯员。这位被张家坟一带人民所敬爱的李参谋，光荣的为祖国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这八个鬼子慌慌张张向沟口逃跑，企图逃命。但出乎意料之外，我特务连（大队）早已堵住了沟口。敌人回头向村子逃窜，王亢团长命令三营八连杜连长发起冲锋。到村头，向院里投了一颗手榴弹，但敌人却无一枪还击。战士们进屋搜索，发现敌人已经无一颗子弹了，四挺机关枪架在墙根毫无用处，八个敌人被三连击毙七名，活捉一名。

这次歼灭战十团参加两个营，一千多人。敌人参加一个中队，一百多人，结果缴获机枪四挺，手枪一支，望远镜一架，步枪百余支。

（五）香水峪战役

1943年6月，十团得悉敌人——伪满洲军一个团要路经香水峪，我军出发两个连（一营一连和三连），由于参谋长赵立业，副参谋长师军指挥，埋伏在香水峪东西山脚的庄稼地里。上午十点左右，敌人一个前卫连从兵马营出发，从南向北进军，敌人刚走到半沟，我军就发起冲锋。经过四个钟头的激战，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前卫连，缴获重迫击炮一门，轻机枪三挺和敌人一个连的全部武装和装备。

我军根据毛主席的不打消耗战，要执行速决战的原则，迅速转移。

总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部撤走，敌后方是空虚的，有一些战斗力不强的满洲军队，讨伐队和警察队，这就是我平北抗日军民开展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是我军开始积蓄力量，准备局部反攻和大反攻，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扫荡和反扫荡

日军和伪军对我平北根据地的扫荡是极端残酷和疯狂的，而且是经常性的。正如老百姓所说的：敌人的扫荡时三天两天来，由于我平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敌人非常恐慌，就下决心集中兵力。从1941年秋季开始疯狂的向我进攻，企图消灭我平北抗日革命势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敌人凶残的创造无人区和人圈（又称部落）进行统治；然而这并没有使中华民族屈服，只不过更激怒了人民反抗的怒潮，坚决的展开了反无人区反人圈的斗争。

（一）敌人的扫荡和残酷统治

1940年，在平北境内广泛的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和武装力量，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平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就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从1941年7月开始，敌人对白马关川进攻极多，集中了伪满“西南地区特种工作指导队”“大同学院学生”“西南地区包围司令部”和大批日军对我大举进攻。建立交通网，广泛修公路，企图彻底摧毁我长城外的巩固区，并在我中心区四合堂建立据点，且实行步步为营的“梳篦清缴”的政策，逐步缩小包围圈。用“铁臂合围”的方法围攻我军，使得我军无法在关外站脚。同时在这秋季大扫荡中，敌人广下据点，据张家坟公社四合堂大队长王永海（原白马关游击队员）谈到：当时敌人仅在二、五、八区境内，就有琉璃庙子、四合堂、马营、石佛、下营、四季蓉子、榆树底下、古棚沟、长哨营、古石沟门。塘河口、后山堡等据点，每隔据点之间最远不过二十里地。

1941年冬季起，到1942年3月的五个月中，敌人大兵广布长城外，如：

日本关东军驻兵马营、平城子、石佛。

华北军驻扎在古北口、白马关、四合堂。

伪满军驻水峪、一道河、后山堡。

密云警备队驻东各庄、西各庄。

同时，对该地区更加变本加厉，各据点互相配合，每天每夜出发扫荡。干部群众被捕牺牲的不少，有的竟投敌为奸，各区部撤部了。平川东部白马关川和山区绝大多数地区损失殆尽（后恢复不少）。敌人的口号是：剩下一个八路军也不撤军，军队特务到处活动，企图使我军无喘息时间。

1941年至1942年敌人在大扫荡的同时，划无人区和修人圈。我根据地发生很大变化，敌人企图隔绝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彻底摧毁平北根据地。

（二）敌人划无人区和对无人区的残酷统治

1941年至1942年中，敌人从板城子到渤海共达120里，南北由白道峪到于营子，我五、七、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八个区和四、十一区的一部分山地被划为无人区，现张家坟人民公社的张家坟、水泉峪、头道沟、二道沟、小西天、莲花瓣等地都是当时的无人区。

敌人在无人区实行的残酷的“三光”政策，不断地进山搜捕，见房就烧，见物就抢，见人就杀，被杀干部和群众达431人，被捕1112人，其中最惨的是“七烈营事件”和“小西天惨案”。“七烈营事件”中，敌人杀死我无辜百姓28名，烧房25581间，如张家坟的民房一个月内烧了就盖，盖了又被烧，反复四次，最后连砖墙都被拆了。周围本来有茂密的果木林和参天松柏，敌人扫荡时，全被砍光，连山披上的野草柴也被烧光，周围一片凄惨景象。更毒辣的是1942年、1943年、1944年连片三年青苗，企图把我抗日军民困死在山区，但我军民在党的“把无人区变成少人区，把无人区变成多人区”的指示下，坚守山关，除抗日政府从关内运来粮食外，仍在敌人难以发觉的地方种起庄稼来，粉碎了敌人的残酷政策和可耻的阴谋。

（三）修部落和对部落的统治

1941年至1942年的两年中，敌人在大扫荡的同时广修人圈。敌人在我推出地区实行集家并村，修筑部落，把群众赶进部落，在我十二、十三、十六区初试成功，随即向南推进。

在关外，人圈主要分布：四合堂、西湾子、白庙子、杈合堡、南达岑、东湾子、石家塘、东南沟、向阳寨子、古董沟、孙家营、石坡沟、榆树底下、石坡根、后山堡、枣树林、积务岑等。

根据张家坟公社西湾子的调查，人圈（敌人叫部落，百姓叫人圈）的修筑和内部情况时这样的。

1941年7月，关外庄稼成熟了，快要收割的时候，正逢日伪大讨伐，敌人来了以后，全村男女老少把家中粮食财务全部运到山上坚壁起来了。八月十五日，当地我政权决定全村人回村收庄稼。

回村以后，敌人发良民证，就是良民。同事强迫全村老百姓于1941年8月廿日开始修大甸子部落。

1942年正月十五日开始，敌人强迫全村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修筑部落，稍有怠慢，轻则挨打，重则以通八路论罪。尤其是主持修部落的金刚（高丽人），无人不恨。

人圈里四方形，前后各有大门，大门关上又设小便门，门边设门楼，日夜有讨伐队站岗。人圈四角近旁设炮楼，上设扇形枪眼，可以向四周扫射，楼下层驻有讨伐队。上层设岗哨，四周围墙上每隔一步多设一枪眼，东西和南北山头各修一个炮楼，以控制整个部落。

在人圈中的人民在敌人的统治下，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

人们早八点开门，下午地点关门，回来晚的，轻则挨打，重则送四合堂、琉璃庙子警察所拷打审问，甚至处死。人圈内有严重的特务组织，可以随便以“经济犯”“运输犯”等犯罪条款任意拷打、任意杀人。进入人圈后规定十里外的地不许种，且有外界隔绝关系，各户之间不许相互往来、开会、讨论。人圈中有部落长、排长、甲长，排甲长对部落长负责，部落长直接与敌人联系，进行残酷统治人圈内的人民。十七岁以上、三十以下的男子编入伪自卫团，整夜巡逻，不能睡觉。青少年又组织团员队，进行军训，白天还得“勤劳奉献”，同时，每天（时间不定）敌人大锣一敲，妇女们都得手持火棍、锄头、镰刀、菜刀集合训练，进行军事演习。

其次税收严重，房租每年每户十八元，每年每户换一次户口牌子，交税八角。每头驴五角，骡子八角，连狗也得带铜牌，这洋三角，每年得交地亩捐，每亩征收实物八十斤，果木还交花税，还有其他杂税，以供给讨伐队文书如甲长的薪水，同时对我进行经济封锁，统治货币，不许过境，严格地实行一切生活必需品一律配给的政策，如煤油、火柴、针线、布匹等等。每年每人只配给白布三尺。群众每天两顿稀饭也喝不上，尽吃野菜。人们冬无冬衣，夏无夏衣，大人小孩都赤身裸体，只在下面围一块布，甚至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

再其次，敌人对人民进行汉化教育，每天早晨全体集合，向满洲国三鞠躬，同时宣传八路军叫马猴子，红眼睛绿鼻子，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在敌人小学课本上有这样的句子：

红蓝白黑满地黄，

我爱我国旗，

国旗郎朗朗。

跳跳跳，日军来到，

八路军落荒而逃。

敌人虽然划无人区地带，修人圈（部落）进行残酷的统治，但我平北抗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人圈和无人区的伟大斗争。

（四）根据地人民反扫荡的英勇斗争

1.无人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没有被敌人的残酷统治所吓倒，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不分男女老少，都有效的组织起来和游击队，八路军一起和敌人周转山头，展开殊死的战斗。

①敌人在无人区进行烧杀抢掠的时候，我十团和游击队主动出击，伏歼敌人，如1940年12月的冯家峪战斗，1941年正月的鹿皮关战斗，1943年的香水峪战斗等等。这些都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

②无人区村庄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自卫军（13岁至50岁），儿童团、妇女救会，团结互助，集体耕种。在高山站岗放哨，给八路军游击队大陆、送信、送粮，甚至直接参加战斗。例如张家坟村的自卫队员平时每月出差22个，紧张时期每月出差28个之多。张家坟的儿童团，有一个团给游击队一天送过二十八次信。老汉和妇女们在高山顶上设置通讯网，得前敌来消息，就连击山石或高喊为信号，一岗传一岗，使得敌人来回扑个空。他们在1941年正月还奋勇的缴获敌人的步枪等英勇行动。

③党号召根据地人民把无人区变成少人区，少人区变成多人区。无人区的人民群众踊跃回乡坚持斗争，在山沟里挖地窖、修兵站、粮站和通讯站。集体生活，军政民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居住，很多人为了掩护大家的生命财产，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子女。例如1942年4月的七烈营韩丙方、任宗学、任宗芳、任宗山、任宗玉、任永刚、孙长瑞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吐露一点消息，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又如1944年春天敌人扫荡时，张家坟村郑若怀媳妇儿抱了个孩子和丰滦密联合县的财政干部和“粮秣干部”，还有地委一些同志一块躲在老虎滩里。这时，敌人经过洞口不远，可是小孩子要哭，郑热怀媳妇儿为了包户干部，用手紧紧捂住孩子的嘴，几乎把孩子捂死。

④军民合作开展的游击战、地雷战。在残酷的斗争中，军民之间结下了血肉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如白乙化团长向战士们教导的话“军民是鱼和水的关系，没有民的支持，军就不能活动。老百姓如果没有军队的保护就得过亡国奴的生活。1943年的扩军运动中，张家坟村的邓老太太把七个儿子和自己的丈夫都送上了抗战的最前线，正式由于军民的血肉关系，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平北的游击战争才开展的非常活跃，到处打击敌人，特别是反扫荡中的地雷战。地雷战是我们最拿手的战术，也是敌人最为头疼的战术，我们第一次下地雷时，插上小红旗，上面写着“此处有地雷”专门炸鬼子汉奸走狗”的字样，敌人看了认为只不过是八路军的政治宣传，便又羞又怒的命令部下一一拔去，当红旗拔下的时候便轰隆隆的响了起来，鬼子汉奸早已坐了飞机上了天。后来埋地雷时，我们就采取真真假假，真假虚实，给敌人炸的昏头昏脑、不知所措。大路旁、小路旁、山沟里、山坡上、村边道上、门前门后到处有我们的地雷。敌人进村后，最爱烧房子，我们就在柴火堆下放了地雷，等敌人拿柴时又炸了他。敌人到村庄后最爱抢粮、抢财物，我们就在粮食堆里埋下地雷，待敌人抢粮时地雷又响了，敌人片青苗时，我们早在地头埋下地雷。总之敌人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地雷响，敌人要拿什么东西，什么地方就有雷，敌人在我们的地雷网中送命的很多，敌人怕的不敢再路上走，敌人走路的时候踏着石头慢慢地移动，可是敌人哪里知道石头上也有我们的石雷。当地人走向石头的时候，更厉害的石雷说不定把他们炸成千块万块。

⑤在武装反击的时候，我们还向敌人展开了政治攻势，瓦解敌伪组织，争取伪军反正，孤立敌人；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坚决彻底的产出特务汉奸走狗，除掉敌人耳目和爪牙。

⑥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中，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也难免有人动摇变节或是对胜利失去信心，因而表现出严重的右倾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在全体军政人员和人民中进行中华民族的气节教育。

总之，在敌人残酷的扫荡中，我根据地无人区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斗争，其斗争方式极为丰富，这些斗争使我们的力量一天天扩大，使敌人的幻想归于破灭。

2.敌人在人圈区花了很大的力量，布了很多的兵力，修建了很多据点，而且这些据点相距很近，有电话网和岗哨网，敌人自认人圈是自己政治力量较强的地区，然而那里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无人区的人民一样同敌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因此，人圈区托着很多的敌人，成为敌人身上的疮瘤。

①在人圈区，敌人的统治力量较强些，我军大部队的活动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就是规模较大的游击队在那里也有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小规模的战斗组织。这个组织规模小，行动方便，几遍随时打击敌人，也可在人圈区隐蔽。这个组织是战斗组织，也是政权组织，因为区、乡的工作人员都是游击队员，随军作战，随军移动，随军办公，这种组织大家所熟知的“武工队”。例如西湾子、四合堂一带经常有游击队的活动，他们有事住在山沟里，有事也住在人圈附近，他们往往成为日伪头子家庭的不速之客。老百姓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而敌人却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②敌人在圈里实行野蛮的奴隶统治，设置一套伪组织，如部落长、甲长、排长等，实际上有些日伪政权系两面政权，甚至完全为我们做工作。纵然敌人有自己的伪统治组织，布有严密的军警特务，而我们抗日政权组织在人圈里继续存在。如西湾子人圈里的抗日组织自卫军、妇救会，有村长、中队长、支书、班长等等。一般虽在白天不能公开活动，可是夜里经常开会，进行抗日宣传。

③人圈内的人民自始至终没有在敌人的屠刀下屈服，没有中断过对敌斗争。例如1941年4月——6月敌人实行集家并村的时候，西湾子全村的老百姓都逃亡在山里，把粮食财务都坚壁起来，在山里过日子，敌伪对这些逃亡山里的人民见一个抓一个，抓着就活不了了，西湾子人民到山里以后，并没有和八路军游击队失去联系。他们经常开会讨论如何开展对敌斗争，黑夜白天轮流站岗放哨，监测敌人的活动。在粮末委员会委员王均合和共产党员刘臣的负责和帮助下，黑夜到没有敌人住的村子里背坚壁起来的粮食。有一天，背粮食的人正在摸索前进，人们踏着石头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敌人听到响声后就朝发出响声的地方放枪，背粮的人们机智的把石块往对面的山上扔，敌人就朝对面的山上扫射。这时，背粮的人就趁机逃跑。西湾子全村人就这样的和敌人捉迷藏，把背出来的粮食供给八路军游击队。西湾子人民这种斗争的事实说明了我广大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他们不愿在敌人的野蛮统治之下作亡国奴，大力支援我军抗战，冒着生命危险给八路军送军粮，跟敌人兜圈子，使敌人毫无办法。秋天到了，他们辛辛苦苦播下的种子，培育起来的庄稼眼看就要熟了，西湾子全村人民在党和政府“回山收粮，坚持斗争”的号召下回到了村里，忍过人圈里的奴隶生活，待机反抗。

敌人在人圈里无恶不作，伪军小队长杨羔子更使出了压迫人民的各种手段，为广大村民所痛恨。西湾子村长刘臣利用杨羔子和伪警察中队长之间的矛盾，把杨羔子狠狠的揍了一顿。当时伪中队长向刘臣说：“怎么样了？”刘臣说：“给我狠狠揍，揍死这个坏东西！”接着就是一阵重重的鞭子，毒打杨羔子为人圈中的人们除害解恨。

人圈中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和侮辱更加严重，可是妇女们的斗争劲头也更大。他们忍受痛苦和饥饿，冒着生命危险给八路军游击队做军鞋，送军粮。西湾子的人们白天想办法派人出外等候，晚上妇女们把准备好的军鞋、军粮从人圈中的水道眼塞出去。白天出外的人这时候到人圈的墙根下，把军鞋、军粮送给八路军和游击队，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人圈里的小孩们也没有在敌人的压迫下屈服。相反的，他们很勇敢很机智的和敌人斗争。人圈里的日伪军好吃好喝好玩，好抽大烟，并且互相偷子弹。小孩就利用这些弱点，事先商量好，有的孩子给敌人买糖弄吃的，斗敌人玩；有的孩子下手偷敌人的子弹，然后又机智的利用白天外出打柴的机会把子弹送去圈外的八路军和游击队。

敌人特务杨国忠经常活动在四合堂、西湾子一带，专门探听情报任意捕人、杀人，他是这一带人民眼中的钉子。西湾子人终于合力把这个特务抓住，送给我地下政府依法处死。这件事是这样的，我游击队员王永海参加游击队后，转战敌人的心脏之中，作战非常勇敢，使敌人非常害怕。敌人下决心想办法捕杀他，1945年5月的一天，王永海到二平台给游击队员买点肉。晚上路过家门口，就回去休息休息。不想一觉正好睡到早上五点多钟，这时天已经大量，他慌忙起床要走正好和特务杨国忠碰了个头儿，特务认出了他是王永海，就给绑了起来，并到西湾子人圈的甲长家，甲长心里慌张，表面上假作镇静，向特务说：“这下我担保跑不了，先放开。”还请特务上炕抽大烟，早已是垂涎三尺。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就答应先把王永海放下，王永海向趁机在特务抽大烟时在门后拿了一把大菜刀，准备把特务杀死。这时甲长不要他这么做，自己暗暗派任永红（村长）张成海部落长到西湾子沟底的窝棚里给游击队送信，这时游击队长孙守富和区委书记快步跑到了西湾子把特务杨国忠捉了起来，带到北对峪沟枪决了。

在西湾子的人圈里还有这么一件事，就是内外联系，袭击人圈里的敌人。1944年6月住在西湾子的伪军居顺队外出扫荡去了。人圈里只留下两个“团员队”，共计83人。西湾子人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游击队。当天晚上月光下我游击队包围了西湾子人圈，两个团员队一枪没打全部向我缴械投降，刘臣还在这里缴获了一个伪军的一支大枪，送给了区政府。这次袭击缴获了团员队的全部武器，83名团员队全部被俘。

集家并村，搞人圈是敌人在扫荡中最残酷的手段之一，但是人圈中人们的心，敌人永远也无法征服。人们不但没被征服，而且同敌人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其中很多人献出了亲生的子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正是他们的鲜血才最后打败了日寇，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写下了光辉灿烂的抗日斗争的诗篇。

注解：

1.这份材料中所写的内容，全是由张家坟人民公社张家坟大队长朱连福（原白马关游击队员、班长，后十团二营五连机枪排长）民兵连长郑泽安（白马关游击队员、十团政委吴涛同志的通讯员（6年）后担任通讯排长、二营某连连长）生产队长任荣亮（白马关游击队员）和白庙子大队长王永海（白马关游击队员、十团战士）炊事员刘臣（原我西湾子部落中历任村长、中队长、支部书记等职）和密云水库密云支队政委郑凤文（山东人，从1938年开始到乙化同志牺牲时一直是乙化同志的通讯员）所供给的。

2.材料中所写的年限均为农历。

3.人圈一部分另有专门材料，因而从简叙述。

七、怒吼的山谷

总的概况

抗战前，该区都是地主把持的政权，组织武装，保护地主利益，经济也被地主所垄断。人民在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过着悲惨的生活。

1938年5月间，邓宋支队三百余人来到本区。后又到兴隆县。于1939年二、三月间回平西。由于我军纪律严明，沿途又消灭了很多反动武装，因此那个在臂膀上戴有八路军记好的，在人民群众中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和深刻的印象，并且邓宋支队离开此地区后，留下了12个人专门作地下工作。因而为我党在此地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从1938年5月以后，此地就有地下党活动。地下党在此地区发展组织，培养抗日干部，宣传党的政策，对人民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促使人民觉悟，发动广大人民参加抗日。

1940年，曾由李满盈带来些东北军队，改编号称“八路军”的果于春土匪营，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建立县政权、区政权和村政权。又建立了人民武装——县支队、区基干队、村民兵队，开展了抗日斗争。

从1940年起，我党的“抗日救国，团结各阶层一致对外，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总口号逐渐深入人心，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热忱。这时像老头队、儿童团、妇救会、青年救国会等抗日组织先后成立。

在党的领导下，反对了日本帝国主义从1941年开始以来的几次强化治安，粉碎了鬼子的多次扫荡。不怕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对贵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1944年，当为了更好地发动广大人民抗日，进行了减租减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党的领导下，伟大的抗日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人们的死敌蒋介石却夺取了人民的胜利果实，于1945年底国民党匪徒来到了石匣，建立了伪政权，并且于1946年7月组织了反动的地主武装——伙会。这样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进行了反蒋斗争，消灭国民党匪军及伙会的斗争。同时在根据地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在1946年6月进行了土地改革，平分了地主的部分土地，对地主进行斗争，但并不彻底。在1946年7月进行复查，在1947年春土地法大纲颁布时，又进行了土地大平分，彻底打掉了地主的气焰，满足了人民的土地要求，农民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1948年时，获得新生的人民，不管老人、儿童、妇女、青年都以极大的热忱支援北京的解放工作。

抗日前概况

抗日前，这一带都是地主政权、地主武装、地主垄断的农业经济。那时候，刘柱桥、刘继盘、刘同云等大地主在政治、经济上都有很大势力，黄各庄的大地主朱子贤成立了第十区，并成立了58人的保卫团。他们表面上说是保卫人民，实际上是保卫地主。这一带地主以石匣为大本营建立政权。路薄全、冯国华、冯继武等都先后做过官（区长）。这个官府里都是他们的亲朋或拜把子兄弟。官员多数是国民党党员，东田各庄的地主刘柱桥，有很多土地除本村170多户人家只有几户不是种的他的地，其余都是种他的地。外村还有不少种他的土地的。地主王瑞亭开香铺，有香厂7个，这一带27个香磨，他家占有25个水转香磨。之外，有好多地在石匣都开有香铺等垄断物资，投机倒把。

（一）地主的敲诈和剥削

关于地主收：地主一般在秋后收租。那时候，一亩地最少收2斗租，一般收五、六斗，而实产每亩一般是9斗左右。这样交租后只剩粮无几了。那时候还有出现在租种地的前一年，先交租钱2——5元。要是没有钱就甭想种地，所以只有中等户人家才能种上这种租地，而贫农是不可能种上这种租地的。地主收租要好租，不要带糠皮碎米的，若有这些都用风扬过再交。地主收租用的斗很大，斗用树条编成，有很大伸缩性，这样一斗就有一斗一、二。

关于高利贷：高利贷一般三分利，也有五分利的，对农民剥削很重。一般地主都放高利贷，叫“印子钱”。受这种剥削的都是因急事要用钱，譬如红白喜事、生孩子等，只好向地主求借，但地主借给你时，先要把一年利息扣去印子钱，利极高，有十个月是一年、有一个月是一年的利息等，借贷时要用土地、房子等财产作抵押，这样往往使借债者破产。另外地主还想种种办法使农民破产。如东田各庄破产的达四、五十户，程度各有不同。

（二）关于地主敲诈

地主还想其他点子剥削农民，如给农民出点事或者农民自己遇事时要托地主作，地主就趁此机会向农民盘剥，向你要钱，否则他就不替你做事。一般的都得送礼，有送钱，有送物的，穷人钱物皆无就给地主送工（即替地主作活不要一点工钱），如果什么都不送就到处想法找你事敲诈你。那时候人民连一句正直的话都不能说，说了就有祸，如王凤洲见到大地主刘柱桥在地里强奸了他的外甥女（她在刘柱桥地里摘豆角）。就说：“他妈的，还是五爷呢（指刘柱桥）干出这样的事来！”这样王凤州被刘柱桥指着骂了一顿，把王家种刘家的地（十多亩）和房子都要回去了。

除了地主残酷的压榨以外，还有国民党不断要钱粮草豆，还经常闹土匪残害人民，又有地方捐地放款，以前是一亩地二毛钱，后来增加到一块二毛钱。另外，还有反动道会门（德国善会）残害人民。

人民生活情况：由于上述原因，人民生活极端痛苦，如东田各庄170度户人家长期要饭的就有12户，吃饭常有问题的达70%。在当时人民还不断的外逃，东田各庄因无法生活外逃达20多户。一遇见荒年逃荒的人更多。如有一年是荒年，在东田各庄到地主那打放饭粥的就有三千多人。地主为了收买人心，所实行的放饭是一种手段，每天放一次，一次一人只有一勺稀饭。那时候人民很少吃到粮食，长年累月的吃野菜、树叶、糠，在山区的人常常煮水果或山果吃。

日本之滔天罪行

（一）四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片青苗光

1942年日本军队大量开入这一地区，石匣、密云县城兵力大增，并开始向我山区扫荡。在扫荡中，日本鬼子实行了残酷的四光政策，罪恶滔天。我党于1938年在本区进行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工作人员大多在大岭一带，敌人一来，我工作人员、军队以及老百姓就烧杀抢掠。在1942年至1943年中，日本鬼子更为凶狂，仅在大岭、白龙潭、黄土坡、西沟等处就先后烧房30次之多，但越烧仇恨越大。一次、两次烧了，敌人走了以后，老百姓回来就到山里伐木重新盖起来，高粱秆没有了就用树枝顶替。日本鬼子来了就又给烧了。这时老百姓就大屋里盖起小屋，在日本烧掉房剩下的墙里搭起帐篷，住在里面，军民坚持斗争。后来日本发现了，就住区民工连墙也挖掉了，这时老百姓又在地下挖地窖，连这个鬼子也给捣毁了。后来有的老百姓就搬到山洞里去住，鬼子抢东西就更为厉害，能带走的都给带走，不能带走的也给捣毁，牛羊赶走，锅碗砸碎，所有的粮食、牲畜、家具、什物一扫而光，连一只小猫也给打死。仅在西沟、上庄、转山会三个小时，自日本扫荡以来就抢走了二十几头牛、七头骡子、七十多头猪，羊更是不计其数，仅有一次就抢走一百多只，连小鸡都给抢光，粮食更难以计数。

日本残杀中国人民凶恶至极，每次扫荡都有老百姓遭受屠杀，不管峪惨案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这次惨案发生在1945年旧历8月初一。案件发生的前一天有一个叫陈颖的汉奸到不管峪勒索财物（如抢小鸡等），被群众捉住了，送往朱家湾的途中跑掉了。第二天陈英和另外两个特务（一个是王显其，一个是张水厚）带领日本军四百多人在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来到不管峪，群众大部分逃走，只捉住十几个人（有的是在地里捉住的：农民正在翻白薯秧子，敌人来时没能跑掉），从这十几个人中逃出8个人（他们认为可疑，或与八路军有联系），把这八个人拉到不管峪庙后进行残杀。第一个被杀的是刀永刚，就这事刀福田、刀克明、佟起太、刀连江、刀连兴、王宽林和刀刘氏都遭残杀。在残杀时把衣服掀开，从胸部和腹部刺人，其中两人没有被刺死：一个是刀克明，一个是佟起太。刀克明从腹部被斜刺两刀，就倒下了，为了不叫鬼子发觉他用胳膊堵住伤口撞死，咬紧牙关一点声音也没出，以至于死过去四次，敌人杀完后还检查了6次，把戴的草帽用脚踢走了，并检查胳膊，刀克明因流血过多而没有被日本军发觉。佟起太也是因装死而脱险。死者的尸体群众都不敢入殓，夜间把尸体放进棺材，第二天再山头上站着岗把遇难者的尸体埋下去。刀克明的酒后只剩个皮包骨，一直躺了八天八夜才恢复知觉。在这次事件中还有刀刘氏的儿媳，她怕像婆婆那样死去，抱着自己的儿子跳河，被人捞上来以后，小孩已死，大人得救。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的残酷程度是空前的，其残暴已登极峰，这时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仇恨。在日本三光政策下，老百姓不还是把庄家抢时间种上，但是日本鬼子把这些青苗给片光了，使老百姓没有粮食吃。

（二）强化治安：

为了加强控制，1941年日本开始制造无人区，把潮河以东有花花园、大脚峪、务龙山、坡头、大树洼、关门、吉家营、苏家峪、寨子沟、大梁、干峪沟、东西湾、大岭、龙潭沟等十六、七个村子都划为无人区。这些村子都在山沟边缘区，我们经常活动，敌人不大敢去，就实行集家并村，把这些村子的人都圈到山下去住。但是没有一个人下去。敌人来了，男女老幼都跑到山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入山洞里，敌人把房子烧掉，老百姓就重新盖起来，是在没有房就到山洞里去住。日本为了断绝老百姓的粮食，把青苗都片了，政府发来粮食。日本鬼子在这划为无人区的地方见人就杀，仅在1945年在西沟、上庄、小不管峪等村一次被杀的就有果久志、果凤才、刘进福、于占江、刘同维、陈尙富等人，敌人越烧杀，人民仇恨也越大，尽管日本在这一带制造无人区，但始终这里没有成为无人区，敌来我走，敌走我来，和日本鬼子周旋。

1944年，日本为了封锁我们的活动，开始挖大沟，由新庄起经石匣、柳树沟、不老屯、燕落、董各庄、户部庄直奔白河。六十多里长的大沟，沟深就有两丈多，要去大量民工，差不多各村60%的农民都要去，日本鬼子监工，看见谁挖的慢一点就用皮鞭毒打，你若跑了，鬼子便抓回来，用枪刺死。有些民工在这次挖大沟中被鬼子杀死了。鬼子挖了沟，并且在有道口的地方绣上炮楼，实行封锁。

1944年，日本鬼子大量的修建炮楼。在山头或交通要道等处都建立了大炮楼。其中三丈多的大炮楼就有下回、大窝铺、柳树沟、不老屯、燕落、户部庄等处，小的炮楼不计其数，在大炮楼之间都有好多个小炮楼。在修这些大炮楼中，大部分农民都要去，民工必须从早到晚劳动，人民生活又很苦，挖沟去没有粮食，带一些干粮都是野菜和树叶，吃的肚子都肿了，还得从早到晚给鬼子修炮楼，因而死的不少。民工有时去晚了，就挨打，有的为了避免鬼子的毒打，去晚了一到那里就往人群里跑，叫鬼子不知道谁来晚了，但鬼子不管是谁，用枪往人群里打，每次都要打死一两个人。

日本鬼子的刑法更为残酷，有灌三仙汤（即煤油、辣椒水、凉水）、压模子、猪鬃探马眼、坐煤球、洋狗圈、地窖、香烧、热水烫、饿、冻、顶大梁等等残酷残害中国人民。1943年，陈尚富（家穷而坚强）被日本捕去了，敌人问他，但他什么都不说。日本就用拷打、压模子、灌凉水等刑法，但是他什么秘密都没有暴露。日本鬼子向各村要一二人给他出探，并且要所到村子保长开的条子，老百姓谁也不给鬼子探情况，每村都有各村保长的戳子，到晚间就开个条给鬼子送去。在1944年的春天东庄钱二喜，是个十二、三岁的儿童，给鬼子出探，晚间送条时说什么情况都没有，鬼子就用热水烫他，后来用香给烧死了。同样李殿峰也是因为没给鬼子出探，鬼子用洋狗把他的肚子咬了11个洞，同一年北庄鬼子要去很多民工，事先问有八路没有，都说没有，鬼子就把大量压在民工的头上，若弯一弯腰鬼子就毒打。1945年，日本鬼子出发到上庄，把刘国伟圈去，鬼子问他情况，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敌人，日本鬼子就总把他带着，不给饭吃，后来他饿的没办法了，就把自己棉袄上的棉花给吃掉了，连这个鬼子看到了也不让吃，最后鬼子把他活埋了。日本鬼子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写不尽、说不完的。

在与日本鬼子的斗争中，我们大量破坏鬼子的电线、电线杆被砍到，电线被卷走，日本鬼子就叫老百姓传电话，从东庄到北庄再到葡萄园，长达14里路，每隔十步远就有一个老百姓传递情况，人们管他叫电话线。

（三）奴化教育：

在教育方面，日本川本定雄为伪县长顾问，派汉奸杨密书掌管教育，训练教师，对学生宣传新民精，灌输奴化思想，有些只是讲日本天皇万岁。

在1942年——1943年间，日本组织了“新民会”，其成员大部分是城市流氓和亲日汉奸，他们宣传“亚洲新秩序”“东亚共荣国”“中日合作”宣传日本强大等“新民会”、铁路队、宪县队和翻译组成了“宣抚班”，他们到各村把老百姓圈起来开会，进行奴化宣传，并张贴反动漫画。此外，他们还进行欺骗宣传说：“老百姓忙了一年，粮食不叫共匪抢去，把粮食送到石匣去，那里“新民会”有组织收管，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去领。”有很多老百姓受了骗，敌人把粮食扣了这样款，那样捐，就不给了，群众受了骗，第二年就不给敌人了。“新民会”还训练青年，18——25岁的青年，起初训练2——3月（每年），后来改为一个月。

为了使中国人成为驯服的亡国奴，日本还利用了“万国道德会”，当时在石匣由林文彬、苏燕臣负责，入“万国道德会”的就发给证章和证明书，证明他已经是“好人”“中国良民”。日本利用这些反动会道门和“教育事业”来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进行奴化教育。我党向群众进行教育，揭露了敌人的欺骗宣传。

（四）特务、汉奸组织及其活动：

日本鬼子为了收集情报，组织了很多汉奸特务组织，其中有棍儿团，1418特务组织还利用了“一贯道”。

棍儿团是在各村子成立的。他们的任务是站岗、放哨，专门看八路军，给鬼子送情报，他们都带一条棍子，棍子有6尺长，头上安上花枪头，病友一个倒钩。棍儿团大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靠近敌人的，他们把情报告诉敌人，定一部分是离敌人远一点的拉锯地方，棍儿团就被我们利用，鬼子来了，就告诉我们，我们若在那村，等我们走了以后，他们才告诉鬼子。

1418特务组织是由日本鬼子和警备队组成的。这种武装特务组织更为凶恶，他们抓去的人大部分交给鬼子，没有一个能活的，我们逮住1418特务，处置也比别的严重。

鬼子还利用一贯道来收集情报，一贯道徒开完会以后，鬼子就留下人吃果子。在吃果子中，鬼子就问八路情况，一贯道成了汉奸组织。

（五）抓华工：

日本鬼子经常抓老百姓到东北去作苦工，鬼子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欺骗，一种是抓。在东田各庄一次就骗去20多个人弄到东北密山县煤窑里去作苦工，南香峪村只有三十几户，日本鬼子就抓去七十多个老百姓去作苦工，仅仅跑回一个人。

（六）两件大事：

①苍术会事件：1942年旧历9月上旬，我基干队（当时基干队是配合地方工作干部开辟工作的）接受了新的任务，护送东分区的大学生到平西去学习。大学生是刚毕业参加抗日工作的，一共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个女同学，基干队在李跃廷的领导下往平西去送，学生和基干队共48人。到了转山会夜间就住在那里，当时村子里有汉奸报告了敌人，第二天清晨我军顺着山沟往东南走。日本鬼子就从东南路围过来，我又转向北口，敌人也给堵住了。西南和东北又都是大山，基干队和敌人开始激战，基干队和大学生壮烈牺牲，只跑掉了一个基干队，名字叫方子章，还有一个女学生被捕，其余46人全部殉难。

②庄头峪四竿顶事件：1945年7-8月间，我平密兴政府在庄头峪已经住了二三天，但是这个村子汉奸很多，并且距离敌人很近，隔潮河就是楼子峪据点。我们应该很快离开这里，但当时县长正在移交工作，旧县长王森向新任县长江卓移交手续，住了二三天。当时村中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汉奸早已经报告给了日本人。为了争取时间，他又杀羊请旧县长吃饭，这是晚间。当时四区干部有王免曾建议早点离开这里，四区干部并且先走了，留下了交通员方子章，当时县政府有工作人员六七十人，有基干队一个连一百多人，在这天夜里敌人就从密云县城、石匣、兴隆，北到承德抽掉了日本鬼子和满洲队2千多人，在四周山上包围了，天明枪声打响，我们开始突围，但各个山上都有敌人把守。县长把文件都烧了，并准备不叫敌人抓活的，战斗一直在进行。这时交通员方子章四处找出路，后来把县长从一个敌人较少的地方领出去了。战斗打到下午二点才结束。我基干队牺牲30多人，财粮科科长王林自被捕，后来敌人又追捕了一天。战斗结束后，敌人登报大肆宣传，说我县政府和一连基干队全部被消灭。

人民生活之痛苦：在日本鬼子残酷统治与扫荡下，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灾难。敌人在山区边缘制造无人区，房子烧掉，东西抢走，牛羊赶走，锅碗砸碎，并且残酷的屠杀中国人民，使用了世界上少有的惨无人道的刑罚。但是人民并没有屈服，敌人越烧杀，人民仇恨越大，敌人就把青苗给片了，粮食给抢走了，粮食不够吃，就吃果子、草籽、树叶、野菜等，有时候把头都吃肿了。没有房子就住山洞。政府按季节把救济粮弄到这地方，领导人民同日本鬼子斗争。日本鬼子还大量的要民工，在山下的一些村子，百分之历史的老百姓都给要去，修炮楼、挖沟，从早到晚如同牛马一样，打的粮食很少，大部分叫鬼子抢去，老百姓只能吃些树叶，野菜，吃的肚子都肿了，因而死的人很多。

党领导东田各庄公社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根据地开辟和发展状况

我平兴密县政府成立之后，领导广大军民进行抗日斗争，东田各庄公社等一带也在平兴密县政府领导下进行斗争。从1938年起就在此地从事开辟工作，到1940年在东田各庄公社一带建立了区政权。最初的区长是刘长城。当时由于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区政府地址不定，随时准备迁移。一个区中包括很多小区。区的范围不定，如果开辟的地方多，这个区就大，如果开辟的范围小，区就小些。每个区包括许多存，在村子里建立了区政权。当时管理一个村的叫办事员，管理几个村的叫中心办事员。

政权建立的同时，也建立了武装组织即基干队。基干队相当于区政府的警卫连，它的任务是保卫区政权和地方正权配合地方工作人员进行工作。最初的基干队队长是李跃进，活动的范围只限于本区，一般不外出。从1941年到1944年叫基干队，1945年以后就叫做区小队。地方工作人员都受到他们的保护。情况紧急时就跟他们一起活动，情况缓和时就单独活动。他们不仅肩负着保卫地方的职责，还负责其他的一些工作，如向伪保长要东西等。往往趁夜间把敌人区某村包围起来，然后由负责人找着伪保长，把我所要的东西向他说，布置好立即撤走。

当时民兵在武装斗争中起主要作用。1938年根据地开辟以后，当时在村子里就设有办事员和中心办事员。他们也是民兵，但没有公开活动。到1940年和1941年，民兵组织大量的发展起来。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双方拉锯的战区，像东田各庄附近，这些村是双方争战之地。敌人常去威胁群众，进行反动宣传，并组织汉奸特务进行活动。而我常常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启发其爱国主义热情。在这里组织了民兵，但没有发给枪支。另一种是老根据地，像东庄一带。我党教导群众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一般青壮年都热烈参加民兵，绝大部分青壮年都组织起来了，并且都渐渐武装起来了。他们都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走向斗争的最前线，很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些精明能干的被挑入基干队，再挑入正规军，因而民兵是我八路军之策源地。民兵的作用在以后详谈。

不但青壮年参加了抗日斗争，党还把妇女、小孩、老头都组织起来了。老年人也激于爱国义愤，组织了老头队，专门负责保护收藏东西，隐藏文件。妇女组织了妇救会，做鞋袜支援武装斗争。小孩组织了儿童团，白天站岗送信，在斗争中贡献了一份力量。

党还着手培养干部。当时的报国会由进步青年组成，党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水平。这些青年的主要任务是向群众宣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过一个时期的培养和锻炼后，就要到县、区、部队里去工作。还开设训练班把进步骨干分子集中在一起进行短期训练。例如1943年时，在大岑有15个人受训十天，领导这次受训的是李子光，江东负责讲课。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让培养对象直接跟着区长、助理员。区长、助理员在办事、谈话时，他们也就从里面得到了教益和锻炼。后来这些人有回本地工作的，有留在区里工作的。

除了以上培养方式以外，还有其他方式。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动并组织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除了组织老头队、青年报国会、妇救会、儿童团以外，特别注重发展武装力量，组织民兵之外，对一些土匪军也加以改造，使之参与抗战。

由于消灭了地主阶级，冀东有一部分专以保护地主利益的地方武装力量，无依无靠，不得不投向我们。我党对他进行改造，作为抗日力量（以后派李满营去做教导员）。他表面上打着八路军的旗号，但是他的土匪本性还未改变过来，所以实质上还不是八路军。以后由冀东来东田各庄公社一带活动时，更是变本加厉，不接受李满盈的教导。匪首（营长）果玉春欲害死李满盈。李不得不返回冀东领两营八路军，借着封官名义，把果玉春及三名匪连长引至白龙潭庙消灭掉。而把三百余名土匪军加以改造编制后带回冀东。此事发生在1940年。

（二）补叙根据地之开辟

1938年5月间，邓（华）宋（时轮）支队三百余人，由平西挺进本区，在石匣缴获敌人三分所的全部枪支。由于我军纪律严明，不打人不骂人，群众都不害怕，种田地、做买卖正常进行。我军在群众中初步留下了好印象和好影响。

5月18日的夜间，我军进行破交工作，烧毁了陈各庄西头的二十五孔桥，之后到太师屯一带驻扎。五月二十几号，等来支队在关外兴隆县将军关和满洲军交战，我军牺牲一名连长，活捉敌人几十个。取得胜利，此后军队回平西，同时留下十二人作地下工作，于东田各庄公社一带。

当时我军力量较小，只搞些秘密活动，慢慢地在群众中扎了根。以后力量渐渐发展起来，建立了政权，武装力量，大力组织群众，在组织群众的过程中，其中很主要的一方面是宣传教育。

宣传教育的内容：主要进行民族气节的教育，宣传我党的各项政策，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团结各阶层，一致对外，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至今大山里的石头上，还有这些口号的遗迹。此外，还教育群众努力生产。

宣传教育的方式：以开群众会的主要形式，会开的很经常。把抗日救国的精神在大会上贯彻下去。另外还用小报作宣传，当时此区有个小报叫“抗日救国报”（根据地能开群众会，半根据地就不能开群众会）。

（三）党领导军民抗日斗争：

1.游击队、民兵之武装斗争：

①概说民兵之作用：

抗日战争时民兵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配合工作人员开会站岗、放哨，时刻警戒敌人，并经常痛击敌人。如趁黑夜摸入敌人据点，放几枪让敌人一夜不能睡。长抓特务汉奸坏蛋、地痞流氓这一类人。把敌人的耳朵割掉，使敌人成两耳不通风的聋子，得不到情报，破坏敌人交通，扒汽车路、拆桥砍电线杆子等。

民兵常常打敌人，捉特务，使小股敌人不敢进村。民兵包围地方干部，常掩护群众避开敌人。正规军来这里休整，民兵作警械工作。大岑、西沟等地都是我储藏公粮及其他东西之地，也依靠民兵保护。民兵常护送公粮、鞋袜等。他们参加生产，保卫春种秋收，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

③民兵配合游击队几次打击敌人：

何明灯、李满盈带领一个连在1944年春季驻扎在盧头，企图一举围歼我军队，当敌人来到时我得消息后，立即占据二道沟埌上，居高临下监视敌人的行动。敌人大队就向埌上走去。这是微有月光的夜晚，当敌人走到半山腰里，我能够较清楚的看到敌人时便向敌群众放了一阵子枪。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只有一个连和一些民兵，而敌人就有一二千人，武器也好。我立即转移，敌人扑了个空。事后得知我向敌人打枪时，把鬼子的总指挥巴中尖打死了。巴中尖是鬼子中非常有权力的人。密云、平谷一带都归他统辖，此次致命，实为大害被除。以后日本在石匣开了个追悼会，而同时我方却在山地里开了个庆功会。

1944年十来个月尖，何明灯、李满盈带有一个连，几次想在夜间攻破敌人北庄据点，但是未未成功。我连队领导人和民兵商量办法，决定诱敌出家消灭之。一方面和北庄地下工作人员商量，派三个侦查员先进入北庄。等敌人离开北庄承虚击之。由李满盈等负责写了三丰内容相同的信（都说有四名穿便衣的八路军，只有两支枪）。第一封给东庄送去，鬼子不信；第二封给卫子峪送去，鬼子还不信，第三封给西沟送去，鬼子相信了，出发十六个鬼子，留下两个鬼子和五个警卫连看守楼子。

去西沟要经过白毛峪，我一个连和民兵就先埋伏好，待敌人一到猛而击之，当场打死十五名，跑一名，但跑的敌人也在半途中被击毙。我军赶至北庄打炮楼不下，便用火烧之，同事打开敌人仓库，把粮食东西运走。此时敌人的援军赶到。我和敌人打了一阵子便撤走。这次共消灭鬼子十六名，并获取了粮食东西等胜利品，获得胜利。

1944年，陈宿阁领导的三十多民兵，两次避开了敌人。

第一次：民兵三十多人在卫子峪宿营，睡了一小会，便起身到张子路去。敌人得知消息后，连夜赶来，北庄来了二百鬼子，葡萄园来二百鬼子，结果扑了个空。

第二次：这些民兵在干峪沟住了三天，又到卫子峪去，晚上睡一小会，便起来开个会（那时候每天都开会）。会后立即离开卫子峪准备到白龙潭大石湖去。这时，坏人向敌人报告，说卫子峪有民兵，敌人又从葡萄园、北庄各来两个连，企图一举消灭我民兵。结果两下鬼子碰了头，但不知道是自己人，于是葡萄园鬼子问：“你是谁？”北庄鬼子答：“我是八连的。”(我八路军的义勇军队也叫八连)“我就是要打你八连的！”北庄鬼子又喊：“我是五连的。”“我就是要打你五连的。”于是两下鬼子对打起来。打了半天才知道是自己人在打自己人，结果敌人死了五个，伤三十多个。这次我虽没动一枪一刀，却使敌人伤亡不小。

2.民兵队敌斗争的经验和方法：

①放哨：应用暗号放哨。把日本人叫作羊，县防队叫牛，警察队叫狗，我放哨时，“如果发现敌人到哪个村子去，便大喊：“羊来了！羊到那个村子去了！狗来了……”这样敌人听到后，也不知道其意何在。我自己人就可以作对付敌人的准备了。

再就是连天哨。我站岗人发现敌人，立即大呼，另一个山上的岗哨也接着大呼。一个接着一个，立即传开去，五分钟能传七八十里地，群众一听，立即准备隐蔽或对付敌人。

②麻雀战：敌人如果很多，他们在休息或者把我们的人包围着的时候，我便四处放枪，使敌人力量分散。这样便于打击敌人和解围。

③地雷战：使敌人寸步难行，在山沟里、山坡上、屋子、箱子、灶台上都放上地雷。敌人一来，一推门，地雷响了。去做饭吃，地雷响了。在山里走路，到处可以看到“注意地雷，专炸鬼子！”“小心地雷！”使敌人寸步难行，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有丧命的危险。因而，他们往前排着队走，半天走不过一个小山沟。

④向敌人进攻之战术：敌人在山坡上，向我射击，我向敌人冲锋时，把人分成许多小群，每三人一组，排列的形状是*形的，冲锋时身子斜着，避免挂彩，这样做使我之伤亡大大减少，这就是三三制战术。

敌人居高临下，并且把一片开阔地封锁着时，我向敌人冲锋可采用“蚊跑战术”，跑过的轨道大致的呈现为“Z字形”，这样敌人无论怎样准的射击，也不易打着我。因为当敌人刚一瞄准，我就斜冲向前一段路，当敌人刚向我新到之地点一瞄准，我又写冲过一段路，故此战术可以避免伤亡。

⑤行军探敌情：夜晚行军，我带路尖兵，可先把耳朵附在地上细听，能够听到二三里地以外的声音。此时敌人也可以判断出来。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路上、平地，而山地，特别是拐弯很多的地方并不适用。

⑥每住一地观察地形，打仗时注意休息：我军每到一地，先看看地形，哪里是易攻之地，哪里是易退之地，准备胜利，但也要防备万一。当敌人趁夜间摸进来时，我就布置一部分人作掩护，把重力撤退，如果所驻防之地，无退却之地形，千万不能驻，不然容易吃大亏。在各敌人交手时，注意休息，不能一个劲的打下去。以为这样容易疲军，特别是众寡悬殊的时候，我休息时，一枪不打，敌人不敢轻易进攻我。因为鬼子的命“也不是盐换的”。待我民兵休息过来后（大概一个多钟头以后），再和敌人周旋。

⑦避开强敌。民兵和日本周旋，由于敌人力量过大，我不能和敌人硬拼，便想办法避开敌人。但是大雪遍地，你一走过去便留下了脚印。敌人就就会顺着脚印跟踪。如果不想法子就会很快被敌人追上，即使追不上，也吃不上饭。结果还是免不了被敌人追上，怎么办呢？我就把鞋倒着穿，敌人一看呀，向那个方向去了——结果敌人向反方向追去，越走越远，我便避开了敌人。

⑧隐迹：万一被敌人包围了，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又恰巧是大雪天，不易逃脱就把棉衣反过来，因为也是白色的，和雪一样，不易被敌人锁定目标。这时候，就开始向敌围攻最弱点爬，往往能够脱险。如果爬不走了，就干脆趴在雪地里不动，敌就不能或不易发现我。

⑨环境色之保护作用：我民兵会根据季节的不同，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如青草长起来时，就穿绿色的衣服；雪天穿白色衣服，并在行军时头上常插树枝。当敌机一到，我民兵站住不动，敌以为是排小数呢，嗡嗡一阵后便走了，这样可以避免敌机的扫射。

⑩不上当：敌人的走狗，如有的保长，他们请你吃好的，还用美女诱骗，这样他便会采取两个方法陷害你。第一个是用反动武装来抢你，第二种是软方法，譬如他给你美女，你上当了，他就抓住你的手背说：“你们还干这种事，见你长官去！”于是他借此，破坏我们的名誉，在群众中乱造谣。敌人利用这些手腕，我们不能上当。

有时，他请你吃饭去，往往在饭里下毒，有经验的先把饭喂给狗吃，狗一死就证明这家伙没存好心，你就可以对付他了。

3.地下党之斗争：

①抗日战争时，北庄地下党之活动概况：北庄是日本之据点，我地下工作人员，打入敌人的维持会里进行活动，专门监视敌人的行动。一有情况，立即送信外出，敌人的一举一动，我地下工作人员看的极为清楚。鬼子要群众在东面二个栅子门站岗，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使站岗的为我服务。康福贵和王献就是北庄的地下工作者。康福贵写好信（情报）由王献交给站岗的送出去，一早一晚，每天两次，如果情况紧急，可以多送几次，除了送情报以外，还要弄些子弹、机油灯军用品送出去。

②设计消灭特务：

有个特务叫李国良，二十多岁，穿着日本服装，常打人骂人，非常坏，我地下工作者王献对日本小队长说“李国良非常坏，常常玩牌，什么活也不做……”日本便不叫李国良吃饭，我地下工作人员把他引至南沟，由许善民负责把他活埋掉。此事和一下几个事情都是发生在东田各庄人民公社北庄，年代约在1943年至1944年间。

我工作人员在二道河被日本抓至石匣，要他们领着抓干部。后又拉到北庄，北庄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知道了此事，便设法与这两个人联系，但其中周家进已经叛变，投降了敌人。王献等设法把叛徒引至小庄附近的高粱地里活埋，把山林救了出去。

北庄鬼子二分所有个姓杨的特务，专门探取我八路军的情况，探完后留个底子，我北庄地下工作人员趁杨特务外出，便把他所收集到的材料转出北庄，由姓刘的和王献等设法把杨特务引至卫子峪活埋掉。

北庄有个日本翻译官姓常的，非常之坏，我想把他干掉，但他不出门。有一次他出探，我们三人跟于其后，到北庄后岑上打了他一锄头。但没有死，逃回了北庄。此事发生后，鬼子烧北庄群众房子十四间，陈万礼及其母亲被烧死。

康自然住在北庄，管北庄、暖泉会。朱家湾。西沟、大岑等十六个大村，表面上是鬼子的乡长，而实际上是为我办事，常常抗捐。敌人要什么东西，他总是先和我工作人员商量，以取得应对敌人的策略。鬼子要粮，他说“老百姓都没得吃，哪里有粮食？”他常常请鬼子吃饭、喝酒，通过这个手段来拉拢鬼子，以后鬼子发现他和八路军有联系，被鬼子活埋，他的孙子康福贵是北庄的我方地下工作人员。

有一次，趁鬼子都离开北庄，我民兵四人，工作人员二人和几个群众共十几个人进入敌人碉堡，把鬼子山国和一个翻译逮住，用毛巾把敌人的嘴塞住，然后装在麻袋里弄出去活埋掉。此事年代不详。

党领导群众向鬼子展开斗争：

①前面已经谈过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鬼子顾东顾不了西，同时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想征服中国人民也不过是一场奇幻异梦罢了。东田各庄一带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像狮子一样怒吼了。他们组织了青年报国会、老头队、妇救会、儿童团身。身强力壮的青年人都参加了民兵、基干队、正规军，走向斗争的最前线，从老到幼，从男到女，都组织起来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有救了，群众白天生产（由民兵站岗），夜晚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日以继夜地进行着斗争，群众轮流站岗放哨，运公粮，送鞋袜，送鸡毛信、暗号信等，当时真正是无家不出兵，人人皆战士。

②破坏电线杆：

事情发生在1944年，我们的任务是破交，有民兵30人，群众七、八十人，站好队，排列在从石匣到北庄的电线杆子两旁（北庄、石匣是鬼子的二两大据点），事先准备好，计划好，就来个明打明的破交工作，到夜间，指挥人员大喊：“一营冲锋！二营前进！”使得敌人摸不到头脑，到底多少人。敌人看着我们拆电线，拆大桥，不敢出据点，其实我们只有百八十人，而且大部分人是群众，这次破交工作获得了巨大成功。

③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我群众在抗日斗争中发扬了中国人民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许多人因为坚贞不屈，宁死不向鬼子泄露秘密，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向敌人送情报，也有多少人忍饥挨饿在人迹寥寥的山里坚持斗争，许多人为了保家卫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陈尚富家里很穷，1943年被敌人抓去，他是我们跑情报的人，鬼子怎么样问，他都不说，敌人用灌凉水，压模子等都得不到一点东西，结果被鬼子活埋在北庄。

果久志站岗放哨，敌人来到跟前没能跑掉，鬼子问他有八路军吗？他始终说不知道，结果被敌人刺死（事情发生在1944年西沟村的某个地方）。

大岑徐文慧的母亲爱护八路军，如同自家人一样，给军队做饭烧水，常把最好的食物留给军队吃，军队一出去打仗，她就挂念。家里经常藏文件，为大家做了很多事。

（四）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刘长城

第二区长刘长城1942年被鬼子捕去（在塘子公社被捕），日本给他财务、美女，还引诱他做官，只要他投降。这样一直搞了半年多，他都不上当，始终坚强不屈，从不为高官厚禄，金钱美女所诱惑，结果被鬼子活埋。

在殉难时，鬼子为了吓唬群众，开了个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活埋他，一边埋土一边问话。翻译问他投降不投降，他便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我只知道抗日救国！”并且说：“我是中国人，不像你甘心做亡国奴！”把这个翻译官骂的狗血淋头，以致使得翻译官羞耻的留下了污浊的汉奸眼泪。而鬼子想吓唬群众，使群众看到此种恐怖情景后不敢再抗日。但许多父老乡亲们被刘长城坚强不屈、为国尽忠的英雄形象所感动，流下眼泪。这简直就是一堂政治教育课，群众受到一次巨大的锻炼和教训。以后，英雄英勇就义的事迹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你现在到密云去，随便问到一个年纪大的人都知道这个事。

东庄大生产运动

1943年春天，东庄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当时的口号是“不荒一寸地”。为了实现这一口号，农民组织了生产互助组，互助组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期互助组，东庄当时有四个长期互助组，其中三个互助组由农民组成，一个互助组由民兵组成。这些互助组一年四季都不解散，在组的农民成年换工。另一类是短期互助组，当时东庄的贫农和中农，除了参加长期互助组之外的一部分，其余的在农忙季节，全都组成了短期互助组，自由换工，解决劳动力问题。由于日本鬼子残酷扫荡，农民不能安宁的生产，为了不荒土地，民兵站岗，农民不分白天黑夜抢种田地。鬼子一来，农民就跑；鬼子走后，农民立即回乡生产，哪怕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也得把地种下。由于顽强的劳动，东庄的人民实现了不荒一寸土地的口号。

除了生产以外，政府还奖励农民垦荒。当时规定，新开的荒地头三年至五年不用交公粮，至于三年至五年后是否交公粮，还需根据田亩的收成来决定。开荒的措施在东庄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东庄原有土地约900亩，仅仅在1943年一年，就开出荒地80亩。另外，政府还奖励发展牲畜绿化荒山。由于日本鬼子的残酷扫荡，东庄的牲畜几乎被鬼子赶尽。为了发展生产，必须解决牲畜问题。为了解决农民发展牲畜的困难，政府发了一批贷款，让农民买种繁殖牲畜。在1943年以后，东庄的牲畜很快要绝迹的情况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在绿化荒山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东庄农民除了平时绿化荒山外，还开展了绿化荒山运动周。在运动周中，有一天，东庄男女老少一起出动，在西河套一天就种了30亩地木林。

由于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但解决了农民的生活问题，而且大大的支援了抗日战争。东庄一带在未开展生产运动之前，经常依靠政府救济。大生产运动开展以后，不但救济金大为减少，而且交公粮的农民大大增加了。

土地政策在东庄

（一）增加工资

1944年6月，党的增资政策在东庄实施。

东庄当时有长工40人，他们终年给地主干活，挣得的钱别说养活父母，有时连自己的口粮也糊不上。身上穿的不是衣不蔽体，就是补丁加补丁。除了长工以外，到了农忙季节，地主还另雇工人。仅王勉斋、刘子云、张子仁三家地主，在农忙季节每天得雇40余人。当时穷人多，为了糊口，在地主家找活干的人也多。一年腊月，一个农民问地主刘子云：“大爷现在还不雇活？”刘子云说：“别忙！关上门顺水沟也有人进来找活干。”这样，地主有工可雇，于是尽量压低工资。当时长工干一个月的活，只能拿到一、两斗米，如果地主刻薄一点，长工连一、两斗度米也拿不到。

党的增资政策，给雇工带来了幸福。40多名长工在区政府的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向地主进行增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说理斗争。首先由政府召开有长工和地主参加的会议，讲明政府的增资政策，然后由工会同地主算账，按比例增加工资（已长工原先所拿工资的数目为基础）。这时虽然是以说理的方式进行斗争，但长工的态度非常坚决，如果地主不增加工资，长工就不给他干活，参军去。经过坚决的斗争，增资工作于七月份顺利结束。

由于增资政策的实施，雇工的工资普。李殿峰在增资后的一年中，除了拿到原来应拿的工资外，还拿到了增资后应拿的八斗玉。另外，地主看到政府为穷人撑腰，于是他对雇工也比过去“客气”了。总之，经过增资运动，雇工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都有了提高。

（二）减租减息

1944年7月，减租减息政策在东庄实施。

当时由区政府派专人到农会指导工作，由农会具体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的原则是地主减租（减租是二五减租，减息是二分息，即利息不得超过二分），农民交租交。减租减息是采说理斗争方。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减租减息工作结束。

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使农民的处境大大好转。原先，共90多户人家，其中租地主地种的农民就有四、五。每亩地只能收粮食九斗左右，而交租就得花去五、六斗。一遇到荒年，农民除了交租外，更是一无所获；有的交不起租，往往把自己一点土地押给地主。因长年交不起，押给地主的土地也成了地主的土地，在交息方面，70多户中、贫中向地主借债的不下于30户。地主向外借出金钱和粮食，利息一般是三分，最高的高到五六分。借钱有指地借钱，指房借钱（凭田产和房产借钱），一旦还不起时，就连本带息直滚，一滚，往往滚的家破人亡。如钱永安因借地主刘子云的债无法还清，只得把自己的四亩地交给地主，全家外出讨饭，地主放高利贷，其中有一种叫做“印子钱”，农民有急事，如死人向地主借钱时，得按一月当一年或十月算一年向地主交息。在借钱的同时，还得先扣一年的利息。地主残酷的剥削，使得民不聊生。

减租减息后，因交租交息而家破人亡的事情没有了。如果不遇荒年，农民的生活勉强过得去了。

减租减息后，为了打击地主恶霸的气焰，紧接着又来了个清算复仇（欠债的还债，欠钱的还钱）。

（三）土地改革

在土改前，东庄的土地问题极端严重的。本庄那时共有900亩地，刘子云、王勉斋、张子仁三家地主就占土地400亩左右。另外，九家富农约占地330亩。12户地富共占土地700多亩，80多户中贫雇农只占土地100多亩。由此，解决土地问题是农民的迫切要求。

1946年，“五四”指示下达后，东庄开始土地改革。当时方针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富农献地，拿出地主部分土。根据这个方针，贫雇农以及中农，一起向地主进行土地斗争，在斗争中，农民的热情非常高，态度非常坚决，特别是贫雇农，表现更为突出。

经过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被分出160多亩，富农也自动献出了一部分土地。这样，雇农及部分贫农的土地问题解决了，另外还从地主家里拿出了一部分房子，这些房子全部分给缺房的雇农，因而部分雇农的住房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土改后买卖土地的现象减少了，因而农村的阶级变化也减少了。

土改后又进行了一次复查工作。

（四）土地平分

1947年，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东庄开展了土地平分运动。

土地平分权由贫农团掌握，贫农团由贫农组成，其中也有中农参加。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下，参加斗争的农民比任何时期都广泛斗争，积极性也比任何时候都高。地主刘子云剥削农民数他最残酷，在一次大会上，农民斗他，他还不老实。农民恼极了，于是你一拳，他一拳几下就把他给打死了。在斗完地主之后，就将他扫地出门，把他的土地、家产全部没收。同时也把富农的土地拿出来，地主，富农的土地放在一起，平均分给缺地的农民（地主、富农也分得和农民相同的一部分）。另外，从地主家里拿出来的农具、家产，也按农民的需要分给农民（地主分得和农民相同的一份）。

经过土地平分，东庄的每个人都有了一亩三分至一亩四的土地，没有农具和房子的农民，也分得了农具和房子。从此，东庄的农民彻底摆脱了封建剥削，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

人民与伙会国民党的斗争

（一）伙会的组成及发展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来到了石匣，接收日本“投降”，并且组织反动政权。那时，土地改革中被平分的地主、富农都纷纷逃到了石匣。东田各庄大地主刘柱桥于1946年7月开始组织伙会，其成员是地主、富农和坏分子，还有部分受胁迫的人。王安君乡长、李庆元乡副，一共十多个人，由大地主刘柱桥出钱买十多支枪，伙会就逐渐武装起来了。到1946年底，伙会有枪100多支，只有一百二三十人，其方法有的是抓去的，有的是在石匣赶集的时候被扣下的，有的是受威胁去的，也有的是自愿去的坏分子。这样伙会就开始猖狂起来，对老百姓实行烧杀抢掠，特别是对我贫农团的干部更加厉害，摧残我干部家属。

（二）伙会的罪恶

1.地主刘贵桥带领伙会的进行反攻倒算复仇要租，并且把百姓分到的土地合成价钱，向老百姓要地钱。有的地主、富农还把做过他们长工的人给带到石匣押起来。

2.伙会是不发饷的，由伪乡政府划地盘，让伙会去抢。伙会抢粮：①1947年11月17日至27日，伙会和国民党进行大抢，在北庄、华子峪、朱家湾、东庄等地一带抢过我公粮12万斤左右。②1947年5月，在白龙潭抢了很多粮食。伙会抢东西：伙会在和禾木水峪有一次曾抢走所有牲畜五、六十头牛和四、五十头驴。③伙会什么都抢，连锅碗等都抢，如1947年11月大抢时，农民的东西都给抢空了，以致农民回家时见景而大哭。伙会还烧老百姓的房子，如禾木水峪被伙会和国民党军队烧了两次。

3.伙会经常外出抓干部，特别是贫农团的干部，如在1947年大抢的时候，残害了很多好人。朱家湾贫农团主席刘僧贵被伙会用铡刀铡死了，并将刘僧贵的头带回石匣挂在石匣城东门口以示众，真正残暴至极。这次伙会还杀死我卫子峪贫农团主席伍小瓣。第二天又到苍术会——当时我县政府正在那里，敌人又进行大烧大抢，这次抢烧持续了十天。伙会若抓不到干部时，就抓我干部家属，如在伙会未抓到王凤州时，就将他刚生下的孩子不久的老婆及孩子一起抓到石匣。正是冬天，给关了一冬天，小孩儿也被冻死了。后来花了好多东西。他老婆才出来，出来时已经不像个人了。

伙会抓丁：1947年5月以后，伙会抓丁最厉害。在1948年二、三月间，伙会在太师庄、太师屯、卢各庄、卢头、流河沟等十几个村庄，一次就抓去青年150多个。那时，每次抓丁都有一定数目，如果抓多了就卖壮丁，每个青年要卖五石米。1947年至1948年，这一带的青年差不多都给抓走了，只有些狗腿子给敌人送情报的人才没被抓去。

5.残杀我民兵和干部及惨无人道的刑法：在1947年五、六月间，赵士公合并16乡。伙会凶起来从1947年5月到1948年5月。赵士公所率领的伙会，曾杀死我民兵和干部一百四、五十名之多，仅在河南套子就杀死70多民兵。伙会若逮捕我方人员及百姓，经常以残酷的刑法，如进行毒打，灌三仙汤（冷水、煤油、辣椒水）压模子、猪鬃探马眼等惨无人道的刑法。

（三）人民和伙会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伙会进行了斗争，并创造了好多与伙会斗争的方法。

1.对伙会进行封锁：一方面我封锁物资，使敌人得不到东西，另一方面用地雷封锁潮河，使伙会过不得河。

2.敌人若进到我山区，我方在山上早就有好多放哨的，把敌人出发的消息告诉大家，让大家逃走，并把东西藏起来，到处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过来时一无所得，而得到的常常是几个人抬回去。

3.锄奸：起先在我区有些伙会的情报员能了解我方的一些情况，于是我就抓特务、汉奸，对伙会的亲友进行教育，利用他们叫他们给伙会送假的消息，也就是将我们过时的消息告诉敌人，并要他们带回敌人活动的消息，也就是将敌人想要干的事情告诉我。这样我们能得到敌人真实的消息。而敌人却失去了耳朵，使他无法活动了。

4.开伙会家属会：我开伙会家属会，先对他们讲解我宽大政策，对家属进行教育，要他们的亲人早早地弃暗投明。这样有好多的伙会就因此而跑回家。

5.教育伙会：我方人员经常到伙会据点不远处进行喊话，说明我宽大政策，叫他们及早弃暗投明。有时候，我们也送传军给伙会，宣传我政策。对于回家的伙会，就及时找他谈次话，再次说明我宽大政策，叫他们不要害怕，说明只要他们安分守己，好好的生，我就既往不咎。

6.利用保长社算账：保长到伙会据点里和伙会算账，交了很多钱粮，而伙会根本没账，都是装进自己的腰包。于是，保长就不再给伙会催粮、催草。伙会受到外逼里挤，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7.制造和利用敌人矛盾：如乡副李庆元因家仇打死亲叔叔李占清。这样我们就叫李占清的儿子李福源到县城里去告李庆元，没有钱就叫李庆元的仇敌刘永和花2亿法币，结果李庆元被压起来。同样，我制造伪乡长王安君和谍报队长周百录的矛盾，将王安君乡长押起来。

8.武装斗争：我经常对伙会作战，打击伙会，其中有这几次斗争：①1947年2月中旬，伙会到塔寺会，共有十几个，我民兵也只有十几个人。我民兵一打伙会，伙会就往石匣里跑，我民兵一直追过潮河，并且打伤四个伙会。②1947年3月中旬，区游击队民兵和县支队共70多人，在太师庄埌上打70多敌人，敌人被我打死一个，打伤十几个。当时有个叫李才的，是我区交通员。他哥在伙会里，兄弟两个互相叫对方投降，结果兄弟两个都被打死了。

在对伙会的斗争中，由于我党的领导，发动了广大人民，用封锁、除特和坚壁清野，使敌人不能出动，即使出动了也得不到东西，用保障算账，制造和利用敌人矛盾，教育伙会家属和教育伙会的方法，使敌人内部不断分化。对火会武装斗争来歼灭敌人和打掉敌人气焰，这样伙会逐渐瓦解。伙会有一百二、三十人，到1947年4月，只剩下十几个人。

（四）人民和国民党的军事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除了和地主，富农斗争，还和国民党进行斗争。

1.有一次，国民党有一个团，带着轻重机枪、火箭炮想到北庄去，当敌人进入我区三里时，到庙埌上，就被我70名兵打回去，并且打伤了几个敌人。

2.1946年时，在塘子南山上，敌人有一个团的兵力，而我只有县支队一个连，民兵30多人。由于敌人占有山头，人数又多，兵器弹药又好又足，对我很不利。看看就要败下来了，这时我队赶紧将黄衣服换下，黄帽翻过来戴着，变白色的帽子。这时我民兵队伍一枪也没打，往山头冲去，敌人不知怎么回事，就大败而逃。

3.国民党的特务谍报队，他们活动很狡猾，对人民也特别狠，也不好打。1947年2月某天，为了打谍报队，我区小队民兵30多人，在夜里人静时，从潮南不经过一个村庄，摸到陈子沟沟口，选好地理位置埋伏好，第二天，周百录带领四五十人来到陈子沟口就遭伏击，谍报队被我民兵打死七个，队长周百录被打掉了一个脚趾头。

（五）支援北京解放工作

1948年，东田各庄公社一带的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解放了的人民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支援北京解放的工作中。

1.后勤工作：

一定要解放北京的消息鼓舞着人心，干部积极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该区的干部都投入到后勤工作，积极组织和领导广大群众支援解放北京，并且干部也亲自参加运粮工作。

从男到女，从老至幼都行动起来。老头、妇女、青壮年都参加了运粮工作。全用自己的牲口一直把粮食运到为止，也有用车送的，本区的毛驴、骡子、马等几乎全部出动。当时禾木水峪共有毛驴二十六、七头，全部参加运粮工作。人们忙忙碌碌，日夜不休，白天夜晚的忙着送粮。群众的爱国热情由此可见，家家户户都做鞋，把做好了的鞋送给自己的军队。还做慰问袋，看护伤员，给伤员服药、烧茶、倒水、炖鸡子，做最可口的饭菜给他们吃，并且精神上安抚伤员，伤员们伤好后重赴前线英勇作战。当时，儿童团也非常活跃，他们演戏、慰问，还给军队带路，给解放军送茶水、鸡蛋……

2.上前线

本区有五十多个村就有一千五百多名民兵（一个团），和解放军配合投入到战斗，又组织了一个团的担架，有一千五百多人去前线，人民都自动的报名参加担架队。禾木水峪有三十九户人家，就有二十多人参加担架队。解放北京的光荣任务鼓舞着人们。

八、“部落”情况的调查报告

部落情况调查报告

1939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山区，蒋介石卖国贼实行不战求和政策，激起了华北广大地区人民的坚决反对。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号召联合一切可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山区人民热烈响应党中央号召，轰轰烈烈地开辟山区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战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和地方武装性部队。以致1941年以后，以白乙化为首的十团军队就像初升的太阳，以雷霆万钧势力磅礴于平北，平西广大土地上，它翅展着光明的前程，高举起山区抗日必胜的红旗，自始至终对敌斗争。事实证明，山区人民抗日斗争已经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事实，它将永远成为中国人民抗战八年的丰功伟绩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封建军事帝国日寇侵略成性

1939年以后，日寇陆续入侵山区，占领县城，分据山区要地，建立一套统治机构，蒋介石求和美国的政策更加促使了日寇的疯狂进攻。就在1940年以后，大肆在山区各地进行扫荡，实行空前的反动政策：抢光、烧光、杀光，破事山区人民提老扶幼，妻离子散，悲惨气氛笼罩着整个密云山区。

敌人为了疯狂进攻，扩大侵略，加强统治。在1941年后，半年就着手准备消灭山区人民抗日救国力量，因此在1942年开始大搞所谓的无人地带，把平北、平西广大地区造成悲凉的无人区，野蛮的对山区人民实行经济封锁，大片肥沃的土地全被日军破坏，所种庄稼全被破坏、铲光，掀起了广大地区由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热潮。

敌人并不满足这种无人地带的统治办法，还千方百计给山区人民造成更悲惨的境地。在1941年7月，日寇侵略密云县西北四合堂、大甸子、白庙子、西湾子等大片山地后，就到处拉人，要粮、要草，加强管制，组织所谓的部落（也可称为人圈），部落有部落长、甲长、排长等等级，部落长是管全部部落的人的一切活动，甲长也管全部落的人，但他无权全部落的事，只不过是部落长的一个帮手而已。排长管五到十户的人，甲长和排长对部落长负责，不得轻易决定事物，部落长直接对敌人负责，并能直接与敌人队长、连长谈话商量事务，一般普通日军士兵和宪兵无权威胁和任意打骂部落长。

在组织部落前，敌人为了召集逃散在外的老百姓做他们送柴、送水的奴隶，便对外逃的老百姓颁发证明书，只要回来就发一份证明书，就可以保证其生命安全。

敌人为了便于自己的统治起见，在1941年8月在大甸子、四合堂组织部落；1942年1月15日在白庙子组织部落，同年3月在西湾子组织部落。这些部落都是统一式样，四面高墙，底层三尺多宽，上顶二尺余，高达一丈多，前后两个门，门上设有小岗楼，有敌人把守，每天早上八点开门至下午四点关门，如果有违反就得挨打。挑水的还不能从大门进出，只允许从小便门出入。高墙四角还设炮楼，炮楼高出墙五、六尺，四壁有枪眼，高围墙正中开有一列枪眼口，围墙里特意修了专为部落老百姓居住的屋子。

白庙子部落有400多人，四合堂部落最大共100多户，近千人全都挤在一起，生活卫生条件差极差，部落内有人得病也无法医治，常有因疾病而死者也很。狡猾的敌人还千方百计压缩部落人民活动。在1943年7月，有个高岭人刚来到这里视察部落情况，强迫白庙子部落人民推去原建部落围墙，重建小的。

这一组织的部落长和少数甲长都由我方党组织指定由村长担任，例如四合堂部落长王正廷原是我方村长，甲长是北对峪的刘铁匠，这样维持了现状，利用这个职务，暗中保护地下党组织的一切活动和游击队的对敌斗争。

（二）日寇对部落的统治情况

在政治上，除个别部落长、甲长、排长的行政等级制度之外，日寇还设有教练制度，部落青壮年男女在听见锣声后，就手持木棍等伤人工具一起向高墙四周枪眼去，瞄准作战演习，妇女还要下操，每日早晨得像满洲军国旗连拜三次，动作迟缓和少拜的就要遭到敌人的殴打。

还设有青年团（也称团员队），有团长，下设班。正式团员队还有袖章，年龄在20至30岁的都得参加，每天都受军事训练，有火枪发老壮年，参加所谓的“自卫队”，有队长，是专为敌人站岗放哨的。正式队也有袖章，一切人出门还要做请假挂号的手续。夜间敌人在甲长的陪同下清查户口，在部落内部不得随便乱说、乱动，如果有被发现的不听话的，还要遭到毒打处罚。

在经济上，敌人首先实行部落与外地的经济封锁，外地物资不得入进。部落周围耕地可以种，但每年要交贺粮、花果指、地亩桶。牲口买卖税、统税（各样东西的税称），牲口牌每只五角，狗牌每只三角，门牌八角，骡子和马打火印每支八角，毛驴每只五角，一年换一次，修路等出钱也要部落人民负担。有的部落里甲长效忠日寇的每月要薪水支撑，事书也要钱，红书线等全得出。部落内的一切食用，如柴、粮、油、盐等等都是得配齐。

用钱有两种票，一是国内票，叫“大*禾式”，一尺长，五寸宽，上印宣统像，中国银行发；二是国外票，有满洲票、蒙江票，朝鲜票，日本金票，部落配给用票，只限于满洲，但还要预先出了定金才可以买。

部落内养的鸡、羊、猪，部落人民吃不到，还得为敌人养。部落人民收进的仅有一部分粮食，敌人还要随心所欲的去取。部落附近山地禾木，敌人可以任意砍折砍。卖牲口的被称为“经济犯”，不仅要没收事业，还要把人押起来。部落里的人折砍果树则要被称为“密输犯”。这些情况也确实常有发生。如白庙子部落原为我村长王金鼎，敌人借口王金鼎采了果，被判为“果实犯”，被敌杀害。这种手段迫使部落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无衣蔽体。部落外的房屋和牲口等等的财产全部被敌人抢光烧光，原地新生青苗凡被发掘的全被砍光，搞得部落外片瓦不生，鸡犬不留。企图灭绝部落外的人民，部落内的人民还得为敌人做苦工。例如，敌人士兵遣收时，要为他们运送笨重物资、武器等等。平时要为他们打扫院子。四合堂部落人民还被迫为敌在后山上盖了70多间房子，白庙子、西湾子部落人民被迫为敌人盖了七十多间住房。（包括部落人民住的）。

在文化上没有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相反常以反动野蛮成性的手段教育部落人民听从摆布。在西湾子部落还设有专读满洲书的学校，对儿童进行奴化教育，麻痹人民反抗斗争意志。

满洲教科书里有这样一段：

“红蓝白黑满地黄，

我爱我国旗，

国旗朗”

说“八路军是土匪，是马猴子，红胡子！

跳、跳、跳、跳、跳，国军来到，八路军望风而逃。”

（三）党的民主政权的活力鼓舞着群众性游击战争

党的民主政权的活力鼓舞着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永存和发展。在敌人加紧对部落统治的同时，我党地下民主县政府和山区（八区）区政府以强有力的生命领导着山区人民对敌斗争。山区人民始终有抗战必胜的信心，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是山区人民的革命的强烈意志。在1941年，各地游击队活动纷纷而起，党的县政府也早就成立。1940年成立县政府直接领导的游击支队，有百余人，专为保护县政府的流动游击队。1942年，区政府有30余人，组成的游击分队，专为保护区政府的流动游击队。他们的特点是：在战时随政府的迁移或转移为流动，都是与白乙化游击队或其部队有密切联系，有的在转移前或在迁移途中也仍有遇上敌人时，从而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等。例如1942年3月，县政府设在臭水坑，在未迁走前，突然受到敌人的包围。王亢部队和县游击队作了英勇的斗争。由于事先没有估计到有发生突如其来的敌人，因此造成严重的损失，死伤的军人、后勤人员和县政府工作干部达到100余人，这就是密云县抗日斗争历史上有名的“臭水坑事件”。

“臭水坑事件”以后，党为了接受教训，加强领导。1944年，把县游击支队合区游击分队都一律编成县大队。

山区人民对自己的县、区政府的领导下，并没有放松对敌斗争，相反地加强了对敌斗争，反抗部落统治。例如在我党领导下的游击队，经常在黑夜摸到四合堂的部落高墙下面，越墙进去联络，一些青壮年在老人的鼓舞下积极酝酿出走。我游击队经常趁夜敌人不妨防备，窃走部落内的青壮年。到1943年为止，我部落以外人就已经逐渐增加到占总人数的半数以上。他们一出部落，绝大部分成为游击队员，或者与游击队有着密切联系的人，部落内的群众也常常注意敌人内部动静，常常在深夜密密的与部落外的游击队通讯联系。

部落内的另一种有力的斗争，就是把敌人剩余的物资，如烟草、粮食、肉食等等或者自己享用的食物，宁愿自己少吃一些，节省下来，黑夜偷偷的送出部落，又偷偷的运进深山，支援游击队和部落外的群众食用。

部落外的另一种斗争方式，就是我们党对一些坚决反对抗战的或者认为做了对抗战有利的地主，采取不同程度的减租减息政策，一般的是“三一减息”“对折减息”。这对个别地方的人民群众坚持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除此以外，党和民主政权还利用敌人部落组织，加强对派进当部落长合和甲长以及部落内部之村长、中队长等干部的领导。当时四合堂部落长王正廷又是我村长，白庙子部落内部的我村长是王金鼎，后被污蔑为“果食犯”而遭到敌人的杀害；以后又有我方指定当时对抗日有信心的任永红（富农）任村长。但由于他的本质关系，不能坚持对敌斗争，表现有动摇，在暗里便把他撤换了（在土改时被群众打死），最后一个叫刘臣做被选为村长，在我党的指导下，他在部落内先后组织了村政权（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健全，有民政、调解、治安、财粮等专职办事人员），治安工作还专门成立了治安中队，有中队长数名，专门领导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事。

我党和民主政府，利用部落长和甲长在部落内的权利，有秩序的、有分别的掩护我游击队的从容活动。区政府常有人联络部落长和甲长，以及如何更灵活巧妙的对付敌人等重要指示。例如在1942年四合堂部落甲长刘铁匠就经常主动去区政府找齐区长汇报敌人的动态，齐区长也常常活动经过四合堂去找部落长和家长布置工作。一次，齐区长对他们说：“我们作他们的工作要善于与其作对应应付，在敌强我弱的时候，绝对以维持现状为主……”以后，部落长和甲长的活动就更勤了，在白庙子，西湾子等部落内部的村政权也同时加强了活动，常常趁敌不妨召开部落群会或少量干部会，研究如何及时地把粮食、食物支援山地游击队同志。四合堂是敌人经之要地，又是敌人重要的根据地，经常有外地捕去的同胞兄弟，在这里被毒打肉刑或被刺杀。1941年后半年至1942年上半年一段时间，敌人大肆烧杀最为严重。在四合堂村前，小杨沟边常常血流成河，死人堆积的地方最多一次被刺杀了20余人，不管路过良商人或我方通讯者，被见了都有可能遭其杀害，为了积极拯救良民和爱国同胞，党和民主政府必须及时利用部落长权力为我们大做好事，特别被敌人捕去的各种各样的人（良民、商人，我方游击队活动分子），要迅速营救脱险。

这时候，四合堂部落长王正廷是个50以上的人，能说会道，能写会算，他就受了党和民主政权的使命，自告奋勇，不怕敌人暗查，他当我方村长的活动，大胆无畏的进入四合堂敌人连部“自守”，为红八路村长，敌人被他的“自守”所迷，提出了三个条件：（1）不座八路村长，（2）不通八路，（3）为他们干事；王正廷假装满口答应，从此就坐稳了这把交椅，他就见义勇为的以所谓人道主义而出现在四合堂等地区，凡遇到敌人抓了一批一批到四合堂后。他就千方百计要保人，不管路途远近，不管是敌人如何抓人来的，他为了抱人给敌人写保证书的记录，就已经救出四百零三人，无保证书的保出的更是不计其数。王正廷在保证斗争中，与敌人交战的主要办法是：当时四合堂据点有连长赵清会，宪兵中队队长凡比特，还有少尉、教官等五官，凡是被捕人要杀要放全听这五个官的，因此王正廷就不找旁人，不是连长就是中队长，一次在连长厅堂里以吃糖占比“袭击”敌人说话漏洞，保出了四个同志。他又以“天理、国法、人情”出个字为主题，大讲起哲学论点，大谈其法律观点，大谈起人道之情，弄得敌人摸不清头脑，无言以对，语言絮絮，口吐白沫，击败敌人。有一次敌人步兵听五官唆使绑了郭景山等良民要杀，王正廷部落长阔步上前，手抓双官，声色俱厉地就出了两个人。一次敌人从四面八方不来的61人，毛驴十条，王正廷不怕人多，听说敌人抓来人就得赶去保。敌人见他去，也不必问了，谁都知道他去敌人连部不是为别的，只是为了保人。敌人不让他保，就在谈天理国法人情无理伤人，有害日本天国，触动敌人，软化敌人，结果61个人与毛驴10条全部被救出来，还救出了一个年迈18的小郭同志，他是我区长的通讯员，这些事例加起来，不胜枚举。

但是，这毕竟是个很不顺手的办法，也是冒险的一种办法，因此有时也会遇到难以得救的人。例如在1942年，由于敌人实行无人区和部落统治，使我方秘密联络工作和展开群众性游击活动遭到一定的困难，而且也有出现极为悲痛的事件。1942年5月，敌人在张家坟捕到任宗吴、任宗芳、任宗学（当过我村干部）、任宗山。年龄都在30岁以上，任宗刚最小，但也已经28岁了，曾做过卫队中队长，韩二炮，又名韩炳生，年37岁左右，黄土板地人。长瑞年30左右，龙潭沟人，都属于贫农家庭出身，生活终年清寒，他们诚恳朴实，有的与游击队都有密切联系，对敌人对自己队的同志有强烈的爱恨分明的思想，他们被捕到了四合堂，受尽了灌冷水、火烫、上吊等等严刑拷打，审问这七位同志，八路在哪里？有多少？他们始终只字未提。敌人恨之无法，部落长出面硬保，由于七位同志怕连累家眷而未获保出，无理的被判为死刑。韩二炮被连刺三刀后，仍坚持斗争，以极为轻视敌人的眼光望着敌人，并没有求救，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上，将永远记载在抗日斗争的历史上。后人为了纪念这七位为国壮烈牺牲的同志，刻了一块高2.5尺、宽1.5尺的石碑，上刻有不屈不挠四个大字。现在只要一提起七烈士，就能引起人们去回忆当年的情况来，当地人民习惯地称之为七烈士为“七烈营”。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法西斯强盗气势下坡

中国人民继续斗争，争取最后胜利。

1943年后期至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趋势越来越明显，苏军在东战场节节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抽调兵力占据中心城市，暂时放弃环境复杂的山地统治，抽走了一些驻山地兵力，余力不足。从1943年来，伪满军刘云清、袁俊山、赵洁会以及1944年秋天来了刘汉部队，至1945年来了摄忠部队，来配合日寇共管山地部落，一切伪公所所长及其行政职务，正职为中国人，副职均为日本人，其实实权全在副职手里。

这里敌人和地方伪军勾结在一起，继续为他们的生存而挣扎着，但任其怎么加强控制办法，其所谓斗争意志仍旧是越来越低沉了。白天不敢随便杀人了，伪军路过不敢逮人了，他们在夜晚放哨站岗，见部落外地有动静就集中兵力围上，但往往不得其果。1945年8月部分苏军胜利开距离四合堂200余里地的大高衡村后，万恶的敌人就在一个大雨连绵的白天，狼狈的从山区撤走了。

从此，山区人民死里逃生，重见太阳，黑暗永远过去，党山区组织立即着手接管山区。

（五）山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重建家园

1945年，日寇投降后，山区人民重回祖国的怀抱，立即解散了部落，山区人民重得自由，各自寻找自己的家址、子女，寻找自己的父母。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安定了民心。山区党委和区人民政府领导山区人民建立自己的村政府，选举自己的干部，着手领导山区人民恢复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山区人民的战争创伤基本治疗，农民有了自己的屋子。1946年进行全面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水平，人民的政治觉悟也有了显著提高。

1947年，背信弃义的蒋介石继续发动内战，但为了保证巩固解放区、保卫解放区的胜利果实，积极发动群众参军运动，支援前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山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建设山区，取得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取得了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公社化的胜利，取得了在文化上全民办校识字的胜利。

目前，山区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正气质勃勃地朝向社会主义奋勇前进。

偷子弹

1942年修成了白庙围子，有一些青壮年被迫当了敌人自卫团的团员，替敌人站岗放哨，但是他们的心都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有些进步团员和我们当地政府、军队取得了亲密联系，实际上监视了敌人。九云行、九老三、郑德来、瞎公鸡、于长群等人，他们都和白庙附近的儿童偷过敌人的子弹，给我们送情报，为我们工作。

八区公安队，共十几个人，他们十几支枪，子弹很少，就是当时到这边来过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每人才三发子弹，打起仗来太不够用了，多一些子弹太必要了。敌人汉奸队刘汉队在围子里怕累、怕冷，不愿意站岗放哨叫团员替，他们找地方休息去，夜间打牌喝酒，枪支乱放，进步的团员认为他们不但有偷子弹的必要性，也有了可能性。

偷子弹是从1942年冬天开始的，冬天夜长，夜晚的时候，刘汉队队员就在老百姓家打牌喝酒，团员时常跟着他们。汉奸队打起牌来，什么也不顾，把枪放在墙柜上，桌子上，他们在炕上打牌，也不会留神，更不会怀疑这些团员，于是有的团员看一会打牌，说几句客气话，然后悄悄背靠柜脸还看着他们打牌，手可轻轻的解开了子弹袋，摸出来一两盘捏在裤带上，乡下用的煤油灯很暗。又有一些人看打牌，柜子上没有亮，敌人一点也发觉不了，偷完了再照料一下才离开。第一次偷敌人子弹是团员们，但不知是哪一个，后来一些胆子大的人知道别人偷也跟着偷，开始偷的时候谁也不敢多偷，也没有个组织，全是自发的。一些十二、三的儿童，看别人偷了之后还可以卖钱，也就跟着偷起来，汉奸队也不检查子弹，更不怀疑团员和儿童，所以偷了好几次，敌人并没有发觉。把偷来的子弹埋在挖好的小坑里，有的藏在树上，有的放在房檐儿上和炕洞里等等，最初是把子弹装在裤筒里，背着柴架子像打柴的模样混出围子，送到十里以外的区里，区长和区队员高兴极了，他们惊奇地望着孩子们，称赞孩子们胆子大又都很机智。区长们问他们为什么偷，他们说偷来给八路军打鬼子。区长再三叮嘱他们要小心。后来团员们和孩子们渐渐商量活动，互相配合，每一次活动事先讨论，然后按照分工去偷，有的拿着花生、瓜子给敌人吃，一会儿端茶倒水，一会儿又点烟，几个人围住了灯光，一两个就去偷，偷完了，又把子弹带弄好先后离去。有一次郑小三站岗，汉奸队冻得受不了，都跑到炮楼底下去睡觉，机枪和小队长的手枪都放在岗楼上，他不会摆弄手枪，真着急。弄半天才把手枪的子弹全部卸下来，把机枪子弹也卸了下来，另外一大箱机枪子弹拆半天也取不出来。大家偷了子弹，到背人的地方聚齐，那个说我们偷几粒？这个说我们偷几粒，还有的说我们几个白干了，没偷着，说着笑着非常乐观。一统计一共200多发，只用了四五天的时间。这一次把子弹装在裤筒里，沉甸甸的走出围子，不多远就累得要命，他们正在休息，几个老汉跑来了说：“你们还摆货呢，围子里翻成了一团了。”他们知道信后，赶快把子弹送到了区里，把情况讲给区长。区长说：“你们太勇敢了，你们怕了吗？”他们说：“我们害什么怕？要害怕还不去偷呢。”接着，团员和儿童们就把他们想偷机枪的计划和偷了之后投军的计划告诉区长。区长说：“你们心想的太好了，可是咱们不能做，一来你们家都在围子里，你们跑了，家里人受害，二来敌人要进行报复，我们的部队和机关来不及转移会受损失，你们看这事儿是干不得吧。”经过这么一说，大家可就谁也不吱声了。临走时，区长再三叮嘱大家，可别再偷了。他们几个到了家发现从前埋过子弹的地方都被翻过了，幸好没出事。敌人发现子弹丢了之后，官说兵给卖了，打牌用了，凡是丢了子弹的士兵全都挨打。敌人自此加强了防备，这样活动难以下手，但是他们斗争的决心并没有忘记，仅四个多月就偷敌人子弹2000多发，使我部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九、对敌斗争

使敌人胆战心惊的八路军的军事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区进行抗战的军队有八路军、老十团、二连、三连、县大队和武装工作队、民兵自卫队等。当时我们的力量较敌人为弱，大部分活动时间都在夜里。斗争的形式是当遇见敌人大队时，就化整为零，转移目标，分散活动。遇到敌人小部队时，就立即化零为整，集中全力歼灭敌人，达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目。战斗地区辽阔无边，哪里有敌人，战斗就有可能在哪里打响，主要的战斗有古石峪战斗、大甸子等等。

党领导下的民兵组织——自卫队

日本侵略者将八路军的日常活动的地区——半城子以北至西坨骨万园30余里的地方，划为无人区，对无人区执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和把青苗片光，凡是喘气的东西都不准在无人区。

残酷的“四光”政策是在日本鬼子进行扫荡的时候进行的。为了反对鬼子的扫荡，粉碎敌人的“四光”政策，在党的领导下，老百姓组织了民兵，进行站岗放哨，参加人的年龄从18岁到45岁止。整天日夜站岗，监视敌人，保卫自己，发现敌人马上报告。这村告诉那村，那村又告诉另一村，人们互相报告，没等鬼子进村人们就做了充分的准。所以鬼子既要杀八路军，又要杀民兵自卫队，杀一切给八路军做事的人，杀一切仇恨日本鬼子、抵抗日本鬼子的人。

站岗放哨的民兵各在一个山头，相互距离很远，传达消息，多半是依靠信号，如在每个村子设数人专门给敌人送信外，在每个山头上还设有***。敌人来了，连续放倒三次，同时又通知街头的通讯员，通讯员将情况写在纸条上或口头表达。这事在当时称之为“人电话”，很顶用。日本鬼子一离开他的营地，人们就依靠“人电话”很快得知了情况。

我军巧计歼敌人

每次日本鬼子抓了我们八路军的办事员和群众，在临放时总这样说，如果遇见八路军，就马上报告情况。1942年夏天，我军一千余人住在果树园儿附近，我军叫一个老百姓到日本方面去送情报，说我们村来了三四个八路军，端着几支步枪。日本鬼子得知情况之后，立即派100余人前往果树园儿，并要送情报和老百姓带路。我军事先埋伏在路两旁的山沟里，日本鬼子进了我军伏击圈，我们等等到送信的老百姓走过之后，手榴弹机枪步枪等一起向敌人开火。一时冲杀声，日本鬼子的惨叫声混成一片。战斗只进行了半小时就结束了。打伤打死、活捉日本鬼78个人，缴获了很多武器，还打死了一个日本军官，只有20几个鬼子侥幸逃命。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只有一个受伤。战斗结束后，我们把日本鬼子的死尸就地埋下，把日军的军情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并且把我们的一个伤员藏在一个洞里。第二天早上，日军就来到了阳坡地，抓了20多个老百姓，逼问他的太君埋在什么地方，并追问我们的伤员藏在何处。可是老百姓谁也不说。日本鬼子搞了半天也没有得到半点消息，除了当场打人外，临走时，还把彭大恩、夏元文等四人绑在一块儿，周围点上火活活的给烧死了。然后吓唬说“谁不说刚才烧死的四个人就是谁的榜样。”可是仍然没有人说，几个日本鬼子又问一个姓张的妇女，并把她身上的衣服全脱光了。寒冬腊月，这个妇女被绑在外面的树上冻了一夜。

古石峪战斗

1942年冬天，我军知道敌人又要来上峪一带进行烧房子，当时我军王亢领导的师团的一、二、三连住在石坡沟一带。由于情况未探明，王亢率军直奔谷石峪，日本鬼子在上峪烧房子。我军一连顺利地占领了古石峪北山。二连留在山沟口阻击敌人，三连的任务是占领南山，而南山上有十余个鬼子，并有一架机枪。正当三连占领南山时遭到鬼子的袭击，第一次没有攻上去，一连攻了三次，终于攻上去了。三连在三次冲锋时，牺牲了20人，在第三次冲锋时，杨连长也英勇的牺牲了，而敌人一个班全部被歼灭。

那次战斗，敌人在上峪烧房子。黑烟铺满了天空，也看不清敌人，战斗从早上八点钟左右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左右，共打死、打伤敌人38个，缴获机枪一挺，步枪20余支。

上甸子自卫队两次捉鬼子的故事

1941年春，有一天晚上，八路军来到了上甸子，叫上甸子的自卫队把村前的电线杆子砍断了两根。第二天早晨自卫队就派人到古北口去报告日本宪兵队。如果不去报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要遭殃，全村的房子要被鬼子烧掉；去报告日本鬼子说昨晚来了八路军，把电线杆子砍断了，究竟来了多少人也不知道，明知是往西去了，却说成往北去了。鬼子听到消息后，就派了两个日本鬼子去调查。在去做报告的同时，自卫队也做好准备，当日本鬼子走到下甸子时。下甸子就把鬼子来的消息告诉给上甸子，上甸子自卫队派几个人埋伏在小桥旁边，当鬼子走到桥上，几个队员把鬼子抓进来，用石头砸死。把鬼子衣服脱下来抬到一边埋了，自卫队然后把枪支和衣服交给了区政府。

第二天又有两个日本鬼子从古北口到石匣去。路过上甸子村的时间是上午四点钟。上甸子离石匣40里路，天又不早，路又不熟，更怕遇见八路军。因此，就在上甸子村里要了两个牲口骑着走，并跟去两个牵牲口的人。自卫队事先计划好，要干掉这两个家伙，就约好两个牵牲口的从西山那条小路走，又赶紧派了几个自卫队员绕道而行走到鬼子的前边，埋伏在距离上甸子一、二里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坟墓的地方，刚到这个地方，几个自卫队员齐喊“别动！举起手来！”两个鬼子一看事情不妙，只得老老实实地举起手来，几个队员们趁机把两个鬼子从牲口上撅下来。两个鬼子四脚朝天的倒在地上，被我自卫队绑了起来，送到区政府临时办公地点，香水峪去了，交给政府依法惩办。

朱一顺打死三个鬼子的故事

朱一顺是高岭公社半城子村的人，年31岁。1940年12月27日（农历），来了四个日本鬼子。区工作队干部孟成玉在这里住，就令我们把四个鬼子绑起来，并且对我们说：“谁放了谁负责！”当我们五六个人正绑的时候，他们挣扎不叫捆，想跑，我首先按倒一个把他绑起来，其他几个人绑另一个，另外两个鬼子看事情不妙，开窗从窗子跑到院子里，可是外面两道大门关得紧紧的。我就急忙跑出去追，两个日本鬼子已经开第一道门，跑在外面的院子里。我首先在院子里摸到一根大棒子，站在墙根下，这时我看到院墙上有两个黑影想往外跑，我就狠狠朝他头上打了一棒，把鬼子打倒在地。我趁机把他按倒在地上，他还不老实，滚来滚去还想跑。等屋里几个人出来把他绑了，我才起来。这时累得我直喘气，又见另外一个想跳墙跑，我又打了他一棒子，把他打昏在地上，几个人又把他捆了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才发现全身都是血。

人民支持人民战争

尽管日本鬼子和特务对无人区的统治非常残酷，千方百计的想隔断八路军和人民的联系。但是广大人民是想尽一切办法，用所有只要能支援八路军的东西来帮助八路军，如给八路军送公粮、鞋子、袜子，不仅是一个地方这样做，而是很多地方这样做，解放区如此，未解放的地区也如此作。用京承公路上的北甸子村做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北甸子是无数同八路军建立血肉联系的村落中的一个，它在京承公路线上距离古北口十二华里的地方，敌人和特务经常来到这个村烧杀抢掠。一天中午来到这里有多到17次的。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人们支援八路军的活动一点也没受影响，除派老大爷、小孩儿经常给八路军送信外，还让妇女到各地市集上负责买油、盐、布匹、日用品，连当时敌人的统治古北口也成为买这些东西的好地方。

有一年阳历8月13日，人们在村东头庙里开群众大会，讨论给八路军送公粮、做鞋袜的事情。特务知道了消息，把日本鬼子带来，马上包围了，问开的是什么会？大家异口同声的说：“后天是8月15日，我们讨论送什么东西去慰劳你们。”鬼子信以为真，特务满意地笑着走了。

陈家峪有个叫郑朝茹的，家里地方不大，可是却藏着八路军的很多东西，文件，油印机、被服厂的机械及其他东西。

当鬼子要来时，八路军叫他们把东西藏起来。他们就出去找了一个山洞，把东西全部背来放在里面。日本鬼子走了，他又把东西捎回来，放在家里。除了天知道，地知道，他知道和八路军知道外，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情同骨肉的军民关系

在对敌斗争中，八路军和人民的关系如鱼和水的关系。老百姓为了掩护咱们的干部，有的豁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豁出了自己的妻女，有的豁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生动具体而感人的事迹简直是说不完。情同骨肉的军民关系从老百姓的讲述中，清楚明白的反映出来。

高岭公社彭大和的妻子说：“八路军的干部住我家时，叫我为母亲，我也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儿子看待，有时鬼子悄悄地进了村，我们八路军干部跑不出去了，就来到我家里，鬼子进来问这个是你的什么人，我说这是我什么人，那是我什么人，一边说又吩咐区干部给日本鬼子烧水端饭，就这样躲过了日本鬼子，把他们骗走了。”

“又有一次，我家住着玉泉（区长），”她想了一下，又想起这样一件事，说：“还有姓郑的姓吴的七八个干部在我家，日本鬼子一下悄悄地进了村，我就把家里的破衣一人给他们一件，把他们脱下的衣服和用具都给藏了起来，这样他们便化装成老百姓从屋后跑到山沟里去了。”

高岭公社有个许王氏老太太，说“一次区长在我们村，突然日本鬼子来了，区长往外跑，谁知被日本鬼子看见了，马上端着刺刀逼着问我，刚跑上山的是什么人？我说那是我儿子放羊的，我故意和他们磨蹭时间，等区长走远了。鬼子还是不信立马尾追区长，谁晓得区长为了轻快，把皮袄、子弹袋都挂在了东西梁上，鬼子回来看见了，差点没把我打死，但是区长毕竟还是跑了出去，我挨打也愿意。”正因为八路军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人民中生下了根，才能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常胜军，才被日本鬼子视为眼中钉心中刺而加以“扫荡”，由于人民的支持，八路军在对敌斗争中，越战越强，终于最后战胜敌人。

还有这样两个生动感人的事情：

一次战斗后东驼骨三十多个八路军伤员隐蔽在一个山洞里，日本鬼子知道这事情，就抓老百姓带路去找伤员，被抓的是郑罗成等三个人。鬼子拿着刺刀逼着他们带路，眼看再走一里路就到了隐蔽伤员的地方，于是他们三人站住说这里根本没有伤员，伤员究竟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鬼子就毒打他们三人，把他们打的死去活来，然后放一块板在他们身上，又将许多大石头放在他们身上，所以三个人就被压死二个，仅一个因能透气而活下来。但是八路军的三十多个伤员，却由于人民的自我牺牲，鬼子怎么也找不着。

另一个事情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初七日，区长米海连、税务所所长王超飞住在东湾村，特务知道了马上报告伙会，伙会决定夜里来抓人，这事又被村干部知道了，当晚他即不辞辛苦的、翻山越岭、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东湾村。区长他们睡的香甜呢，得到消息马上就离开了村子，安全的到达了山沟里。伙会扑了个空，什么人也没抓到。

八路军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主要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送情报

在敌人的残酷统治下，对敌人的斗争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为了经常及时地给八路军送情报，逃过敌人的视线，当时每村都有番号，送情报的人都不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如北甸子叫安村，敌人从情报上看到安村却不知道就是北甸子。

情报是用牛皮子写的，纸很厚，但却是很小的一块儿，字是很小很小的，经常送情报，可是敌人就是不知道。这除情报条小，形式隐蔽外，老百姓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使敌人根本不知道是主要的原因。例如将情报条藏在高粱秆里，把锄地的锄把拿下来，将情报塞在锄库里，然后把锄安上，装着上山锄地的样子，就把情报送去。有将情报藏在被子里、插在帽子里、放在袜子里，十几岁的小孩儿头上有辫子，就把情报夹在辫子里。在遇到敌人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把情报吃到肚子里去，有时被敌人捉住，情报未来得及吃下去的，至死也不承认自己是送情报的，更不说情报是送到什么地方去的。

一次北甸子，一位老大爷送情报，中途遇见特务，因为他事先知道了特务，所以他把情报条吃了，特务也断定他是送情报的，但苦于没有证据。只得凶狠地毒打老大爷，除此什么也没有得到。

老百姓除给八路军送情报，也给日本鬼子送情报，报告情况。如八路军，今天一个人也没来，说来了多来，叫他们提高警惕。八路军确实离开村子向南去了，报告说八路军有多少人向北去了；八路军一共来了几十、几百个人，报告说八路军的今天来的特别多，有几千、几万人。给敌人送情报竟是瞎说，搞得他们头昏脑胀，摸不清八路军的情况。日子长了，敌人知道我们的情报是假的，就揍我们送情报的人，但是只要买些酒肉什么的就安然无事了。

由于老百姓的情报工作搞得好，使我们更能掌握主动，利用有利时机来打击敌人。

抗日歌曲两首

一

民国二六年，华北起狼烟。

小小日本鬼，来到我这边。

先烧东坨骨，后烧果树园。

没有房子住，山窟窿里钻。

上下黑圈全烧光，烧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冻的老百姓浑身打颤颤，你看可怜不可怜。

二

小日本真白搭，带着老百姓去出发。大道两旁割庄稼，地主（按：庄稼人）也无法。镇上人，哈哈笑，跟着日本去击发。拔了白薯和甜瓜，怀里还抱着个大窝瓜。当天晚上到了家，他爸见了笑哈哈，到明天再去吧。

见了东西也要多多拿，见了毛驴也要拉，活该把财发。小日本和特务，大道两旁走的熟，遇到八路军打埋伏，打得直咕噜。镇上人抓了瞎，扔了白薯和甜瓜，田道沟里来回爬，直叫洋爸爸。夜晚摸黑回到家，回到家里骂他妈，发财另想办法吧。

（当地老百姓编）

注：镇上人指特务汉奸。

十、伙会情况调查报告

解放战争时期伙会组织情况（部分地区）

（一）伙会的成立及其性质

抗战胜利以后，老百姓都渴望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当时个别山区的干部，如农会干部已经公开了，并积极领导当地人进行生产的恢复工作，以医治战争的创伤。在个别老区实行了土改，农民得到了土地，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当地被斗的或将要被斗的地主、富农，为了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进行倒算报复。便于1946年，在顽军的支持下，组织了伙会。这个反动武装组织，他们不敢在本地进行活动，而是到外地敌人力量较雄厚的地方去发展，组织扩大力量。中农以上的成分来参加伙会的最多，如季庄原来270户，在火会成立时就从外地移来了200多户，后来这些户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伙会。伙会里还有的是被迫参加的贫农，如果不参加就得出四斗米，那时刚解放，老百姓生活很苦，吃了这顿没那顿，哪里还有什么米往外拿？伙会还把农民分得的土地折成钱向农民要钱，不出钱，不出粮就得参加，不参加命就没法保了。当时伙会活动在上下甸子到石驼骨一带，谷石峪也是伙会活动的据点。

（二）伙会的罪行

伙会成立以后就在地方进行猖狂的活动，找据点讨伐干部抓民兵，抓不着就抓干部的家属，还让伙会里的贫农去杀村干部，叫谁杀，谁不杀，就要了谁的命。贫农们认识的很清楚：干部是他们救命的恩人，吃水怎么能忘了打井的人呢？所以他们宁肯自己被杀，也不肯去找村干部。可是，如果干部被伙会里的中农以上的份子发现了，就要命了。当时在朱家湾有个贫农团主席刘僧贵被伙会发现后，用铡刀把头铡下来，把头拿到石匣挂在门上示众。伙会还经常在半夜三更到老百姓家抢东西，要钱、抓兵（壮丁）。1948年二、三月在太师屯、卢各庄等十个村子，一下就抓走了150多个青年。伙会有时还趁着老百姓不在家到老百姓家抢东西，等老百姓回家见到家景后就大哭。伙会用在老百姓家抢的钱买武器，强化组织，在人民中造谣、破坏、污蔑共产党，以模糊人们的眼睛，转移人们的视线，谁不出钱、不听他的话，他就说谁和八路军有联系。遭了这些的人，命就没法保了。伙会还经常到村子里去寻找可疑的人，找着了就带走审问、拷打，灌冷水、辣椒水、煤油。尽管这样也得不出什么东西，当时不知多少人都这样活活的被折磨死了；有的轻的找了保人，才可以放出去。

伙会的罪行并不比日本人轻，但人们却看得很清楚，日本的势力比伙会强的不知多少倍，最后都失败了，而伙会的寿命也不久了。

（三）人民与伙会的斗争

人民再也忍受不了伙会的敲诈勒索，对这个组织恨之入骨。在当时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向伙会进行斗争，抗税抗粮，并进行物资封锁，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当时还在朝河边埋下了地雷，不让敌人渡过潮河，河边的百姓少遭伙会的破坏。

那时我们山区还有专人放哨，发现敌人来了就大喊，让老百姓藏起来，把东西藏起来，并躲起来，实行坚壁清野。有时趁敌人不见时，就用棍棒打死几个。这样伙会进村后一无所得，而得到的却是往往抬几个回去。我们对伙会的亲戚进行利用，首先对他们进行教育，交代政策，利用他们传情报，把我方过时的情况传给敌人。而把敌人的实情转给我们，这样我们得到的是真情，而敌人却失去了耳朵。我们对伙会的家属也进行教育，让他们劝自己的亲人从伙会里转回家。当时就有不少的人从伙会里出来了。对从伙会里回来的人们，我们也进行教育，让他们安全生产，有时我们还派人到伙会据点去喊话，交代政策，以幻想涣散伙会的组织。

伙会的罪行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战胜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我党在解放区的政策是进行减租减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政策，没收地主土地，土地归农民所有。1946年，国民党向我解放区进行猖狂的进攻，部分地主恶霸，伪乡保长投到国民党方面，在顽军的支持下，于1947年组织了反动的伙会，其成员是被斗过的地主，部分富农、伪乡保长，其据点是以上、下甸子为中心，其次是香水峪、南香峪、北香峪、兵马营等地。

提起伙会，人人皆恨，老百姓尤其恨之入骨，上、下甸子是伙会的老窝。下河、香水峪、南香峪、北香峪、兵马营等地都是伙会的据点。

半城子以北，陈家峪、阳坡地、梨树园、古石峪、西驼骨等地都是伙会活动的地区，起初是这些地区的老百姓要这、要那，天天都要，甚至每天几次，把老百姓都要穷了。因此伙会天天都在这些地区抢东西，抓人、杀人，什么东西都抢，牛、羊、鸡、驴、粮食都抢光了，就拿家具，连压地用的石滚子都抢走了，老百姓家里连两毛钱的东西都没有了。老百姓把东西藏在地洞里，因为伙会都是当地的或是周围的地主、恶霸、伪乡保长，他们熟悉地理环境，把老百姓藏在地洞里的大部分粮食找出来拿去了，当时给八路军藏的军粮也损失很多。

老百姓听到伙会来的消息都跑，假如被伙会抓到，轻者被揍，重者送命。伙会抓着我们的干部，使用种种刑法严刑审问。1948年春天，阳坡地彭大庆（当时贫农团委员）被伙会抓去，把他压到伙会据点——下河村。用绳子绑着两只脚，拴在骡子的后面，鞭打骡子，拉着人到处跑，把他拖的全身没有一点好地方，然后放在河里泡，最后又把他打死，并且把他的媳妇儿用刺刀挑死。

1945年二五减租，张福来在清算复仇的会上控告了富正号（一个商号），他利用王牌特务王奎武，仗着日本洋爸爸，欺压人民，把一些地主、恶霸赶出来，在大会上让他们低头认罪。张福来又控告说：“伪保长、伪警察没有一个好东西。”张福来又担任了农会主任。1946年2月，我政府转移时没有随军一块儿撤出，同年7月，国民党13军来到了此地区。没有几天，国民党反动派就将张福来以反河东、河西、东关、北关和南关的党员干部全部逮捕。特务一看见张福兰就咬牙瞪瞪眼的说：“你是穷人，党的头子应该杀了你！”把张福来捆起来审问，要他坦白自首，此间地主恶霸和伪乡保长组织了伙会。七月中旬13军走后，张福来又落到伙会的魔手里了。其他的同志都被审了几次，由于他的坚强不屈，病人始终得不到什么东西，最后才被群众保了出来。

香水峪村，王政为两次被抓，第一次被日本鬼子抓，第二次是被伙会抓。第二次被抓的经过是：有一次晚上，八路军到香水峪召集了以王政为为首的六个村干部，要他们想办法弄点钱给八路军买油、盐、布等，然后送给八路军，结果只是几个村干部凑了点钱买了点东西送去。几天后，消息叫伙会知道了。伙会把王政为等六个人传到保队部里去，问他们给八路军办过哪些事情，拿过多少钱。假设不说一元罚十元，谁也不说谁就没有脑袋了。第二天又把他们押到伙会老窝——上甸子，进行审问。问他们当过八路军什么官儿，给八路军做过什么事情，给八路军拿过几次钱，谁也不说。再问你们喜欢吃什么，热的是灼红了的铁棍，冷的是麻绳沾冷水，喝的是辣椒水、煤油，干的是石灰，有的是……晚上又把他们押到炮楼底下，最后没人答应拿十元钱才被村里的人保了出来。

十一、特务活动

日本时期猖獗的特务活动

日本一进关，对附近的老百姓制的还有点缓，因为不知道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也不熟悉山区的地形。日子一长，它建立起来特务组织，这以后就一步步的紧起来。特务都是当地的地主、富农、汉奸、流氓……他们对老百姓无恶不作，是日本鬼子的耳喉，忠实的卖命者。他们经常化妆成庄稼人、小商贩、乞丐等，到山区各村刺探八路军的情况，回去报告日本人，紧接着是带领日本人去山区大杀、大抢、大烧。特务知道山区老百姓常给八路军送情报，就到处站暗岗搜查，来往的人，看见单行的人就从头到脚的摸查出情况，查出情报没客气。一次，罗纪奎给八路军送信，他把信缝在破被子里，刚走出村就碰见了特务，特务阴险而狠的说：“你送去？”“我不送信。”“干嘛一个人瞎走？”那特务搜查，半天没寻出一点东西，气头上来了，动手就打。罗纪奎被打得鼻青脸肿，看样子还要把他臭打一顿，罗继魁害怕了说：“别打我，我是送信的。信缝在被子里。”话音未落，特务就撕开了被子，找着了信！于是，特务就把他带回密云据点，第二天鬼子就把他杀了。

特务要讨其主子的好，诡计多端，想尽办法来刺探我们的情报，一次古石峪的郑福全正在村头耢地，走来一个特务冲着他问：“你知道咱们区长哪里去了吗？”

“我不知道咱们区长哪里去了，他走哪儿去，我不知道！”

“你怎么连区长到哪去，都不知道！你送信站岗放哨吧？郑福全一听这口气，一看那贼眉贼眼的样子，就知道这人不是个好东西。

“人家叫我放哨，我能不放，我真不知道什么区长，你问旁人去。”

“问谁？”

“问村长，就是那个新的村长？”特务说，“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什么新的旧的，就知道有个老村长。”

特务看村里人有几个打柴，回来了又问他们，谁也没说出个什么。特务讨了个没趣走了。

当地最可恶的大特务就算是王奎武了。这家伙黑脸大个子，整天骑着一头小灰骡子，腰里两把手枪，挎一把大刀，两条子弹袋横在胸前，满脸杀气，不知道多少人命死在他的手里。1942年，在古北口七郎坟处，他亲手砍了八个八路军。谁要是触犯了他，可真是太岁头上动土——准没命。他不吃小的，净抄大的。石匣市上每次都有几百条牛、几千只羊，全是小口子（走私）上来的。王奎武就到这儿来吃，人家怕他把市集给掏了（告诉日本警察机关，查封没收），都塞给他大钱。当地老百姓恨他了不得。1945年，八路军进古北口，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把王奎武也交给地方武装，毙的时候一枪没打死，群众上去把他戳得稀烂，他媳妇儿老远赶来，出了多少钱，也没人帮他运尸。同王奎武一起被枪毙的，还有一个特务胡瞎子，这家伙没杀以前，就仗他洋爸爸——日本的势力。到山区各村掳掠民财、敲诈勒索、强奸妇女……后来被几个妇女联合起来，用石灰把它眼睛揉瞎，这瞎子还指使他的喽啰到各村去搞八路军的情报，做了很多可恶的事情。

当地老百姓骂这些特务说：“这些狗崽子们不是中国人。”

敌人千方百计逮捕和杀害叛国犯

日本侵略者为消灭八路军，千方百计的要割断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联系，挖空心思的不准老百姓给八路军做事。因此，到处逮捕给八路军办事的人。

1941年7月28日，一批日本鬼子就抓走上甸子、下甸子和永泉庄三个村子的101个人。8月15日，押往承德判决，处死刑的就有九个人，就是自卫队的中队长、分队长和锄奸委员。还有无期徒刑的、20年徒刑的，最短的也有12年。判罪是按照给八路军做是多少为标准的。判决后，罪犯分别送入沈阳、抚顺、锦州、西安和铁岭等东北各大小城市的监狱里做苦工。东北当时有24个以上的监狱，因为东北被评为被分为24个省，每省设有一个监狱。沈阳等大城市的监狱，每个里面都有七、八千人，小监狱里至少也有三、四百人。不论哪种监狱，“叛国犯”（指为八路军办事的）都受很大的罪，有挨打受气愁死的，有不吃不喝生病闷死的。上甸子一共抓走36人，只回来张士明一人。下甸子一共抓走48人，只回来谢明梁1人。平常被日本鬼子抓走三五个人的就没法统计了，抓人最多的一次。那是1941年旧历九月初六日，当时香水峪只有70户人家的样子，而一次就被抓走170多人。其中有远来亲戚住在这里的，有来买杂货的，有打铁的，170多个人被赶到日本的据点——半城子。鬼子对待中国人就像对待牲口一样。那天下大雨，头上哗哗的直流水，男女老幼这么多人全都给赶到一个泥坑里坐着。谁要是找块石头或平底儿的地方坐。看守就用枪戳谁。人们全给倒捆着，鬼子就在坑周围给划了一个圈，谁要出圈就戳谁。泥坑中的人，还得低头坐着，稍抬头就被鬼子看见也得挨枪。反正是鬼子瞅谁不顺眼就戳谁，故意拿人开心，不管你有错没错。

开始审问时问的大多是，谁给八路军做过？是做啥干部？谁是村长中队长……你不说鬼子就往死里打你。一夜后，又用车子压到古北口。

到了古北口，鬼子又耍花招，问谁是八路军的干部就站到这头给吃小米饭、粉条、白菜、土豆……不是八路军干部的给站到另一头，并且说是要砍头的。不论日本耍什么手段，谁也不说。不说就揍，这是鬼子唯一的最后办法。有个叫殷生禄的小伙子给日本鬼子打了几棒子就没有气了；有个给咱们当过干部的王顺给打怕了，就说“你们不说，人家也会知道。何苦挨打？说了吧。”他见人没说，自己就指着说：“这是村长，这是中队长，这是给八路军站岗放哨的。”一气全说了。于是鬼子就让八路军干部和给八路军干过事的人站在一头，其他的人（未被认出的八路军干部在内）又站在另一头，声言给八路军干过事的人全去当兵，有不去的就砍头。鬼子不放心，又向未被认出来的八路军，对着人群说：“谁还给八路军干过活，不说真话就得全死。”未被认出的这些人悄悄的商量着说“谁也不给他们承认。”王政为说：“要死就死在这儿，死了往家搬尸首也近点，比给他卖命强。”日本人拉出三大麻袋手铐、脚镣，两人带一副。把没承认的拉出去，带到河边说“死了死了的”。鬼子命令他们跪下，并通过翻译官说：“”砍了你们，要你们脑袋，看你们还敢不敢说瞎话。

“砍吧！我们没给八路军干过活的，还是说没干过，我是扛活儿的……”

鬼子做一次假枪毙，大家没被吓住，就把他们拉回来，又押了一宿。初八早晨又过堂，“你们真没给八路军干过？”“是真没干。”大家一口咬定，于是又是棒子打、灌辣椒水、灌煤油、灌凉水，灌满了，鬼子就用大皮鞋使劲跺膨胀起的肚子，接着就是七窍冒血。有个姓许的忍不住说：“我不是扛活的，给八路军干过治安委员的。”他以为说了少挨打，实际上他比别人挨打的更多，那些始终没承认的人倒是给放回来了。

鬼子说：“你们是真正扛活的，回家去吧，以后也别给八路军干事！”

一共回来了120多人，回到家里人们不算完事，又给日本鬼子送礼送钱。留下的50多口，第二天就给押到承德。过了一年的时间，蔡楚德和王首义两人又回来了，其余的人全死在外边（东北）的监狱里，监狱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人们被鬼子押在里面像牛马一样的生活着。很多的监狱中属沈阳的最大，里面有8000多人，都是给日本出苦力的。他们都是用电机做工，电机在外面见也没见过，初来的人都不会使用。这机器又没人教，做坏了要挨打，做不够活也挨打，一天不知要挨了多少打。还不准吸烟，查烟的汉奸见地上有烟头，说不准就是他自己扔的，抓住旁边的人就打。一天只睡二、三个钟点的叫觉，因生病不能躺，坐在那儿，特务来检查，就说他想逃跑，也要挨打。监狱四周都有高高的城墙，城墙上有密密的炮楼子，楼子上有站岗的，看着很森严。犯人腰里还拴着铁链，凡是犯人进了这里面不是死了，也甭想出去。吃的是一天两顿带皮的定量高粱米饭。做活时，每人一顿一小碗。四等饭根本吃不饱，不做活时给吃七等饭，那更吃不饱饭，人都瘦得皮包骨头。冬天没有棉衣穿，又累、又冷、又忧愁，常常死人。春天又多病没医疗，死的人就更多。平常每天死三、四十人，一到春天就死的更多，死了的就往山沟里丢，狗都吃红了眼睛看见活人也要吃。特务汉奸吓的不敢去丢死尸，就押着犯人抬死尸去……

凡是家里人被日本人捉去的，妇女孩子为了活命，妇女嫁出去或另外找人。每逢过年过节，大人孩子哭的像送葬似的，哪有心思过年。能活着回家的人，是1945年苏军解放时被放回来的。

“抗日的人”

古北口有个叫马纯良的人，原来是满清的举人，日本人进关前（大概是民国20、21年），他召集群众在学校开会，还在台上讲了话：“咱们是中国人！绝不能做小日本的顺民，得有气节，日本人要是来了，用菜刀、棍子、扫帚也要和他斗，把他赶回东洋去！”会后还带着学生、群众拿着小旗喊着“打倒小日本”的口号，在街上游行。听说还哭了几鼻子，真是哭天抹泪的呢。可是一听真是日本打来了，就要进古北口了，他却首先领群众（多是商人）去街头迎接。后来日本人在古北口烧、杀、抢时，他还是像过去一样的生活。虽然以后他自己没给日本人做事，三个儿子却都给日本人做事。以前人家还以为他是个有气节的抗日爱国者，原来是个如此爱国抗日者。

八路军战士英勇就义

1943年夏天，日本抓来八个穿灰衣服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咱们的八路军，都是二十来岁挺硬棒的小伙子。在押着他们去六郎坟枪毙的路上，他们还昂着头挺着胸高唱抗日歌曲——“九一八”的歌曲。枪没响，歌不停，慷慨的很。枪杀到第七个头上，这小伙子跑了。虽然手被倒捆着，还一跑跑出去一里半地。因为自从被抓的几天来，受尽了苦刑，又没饭，身子太虚，结果碰到个石头上摔倒了，一时爬不起来，被大特务头子王魁武赶上来抓回七郎坟，那小伙子大声喊：“今年我18岁！来世再过18年，我又是条汉子，那时我要当八路军。把你们和小日本全杀光，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王奎武打了他一枪，那小伙子往前扑了扑，还没倒，扭过身子，瞪着流血的眼睛还要张嘴，王奎武又打了三枪，才把他打倒。这真是百里挑不出的好汉子！

（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1959年调查、采访、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