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伶，北京市密云区金叵罗村人，曾是一名人民教师。抗战时期，她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以非凡的胆识和机敏的智慧，多次独自为平北抗日根据地送布、送鞋、送食盐，在运送的途中险些丧生，被八路军冀东五区队参谋长王振东称赞为“很了不起的小姑娘”。

曹乃伶1927年出生在密云县城后村一个富裕家庭。其父曹纪元毕业于中国大学，非常重视对子女的学业教育，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陆续送进学堂读书。曹纪元在县城内也是个文化贤达，曾在密云县立女子完全小学、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任教。曹乃伶在姊妹中排行第三，九岁入县女子完全小学读书，学校除设有算术、国文、地理课程外，还增加了“三民主义”课，并组建了“童子军”，她自然也加入了童子军。学校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男女平等，打破大男子主义，意在使女生同男生一样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曹乃伶从中接受到了许多新文化理念，激进的思想深刻地融入到她的心里，也激发了她为国家好好读书的热情。小学六年学制，她连跳两级：“二升四”“四升六”，仅用三年就完成了学业。

193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爆发，女子小学的校址两度被日军侵占为兵营，学校暂时停课，后被迫迁址县城东门里复课。1944年，密云县拟办一所中学，培养乡村教师，申报校名时为避开日军控制，取名为“密云县立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后改为“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十七岁的曹乃伶经考试被择优录取。曹乃伶就读职业学校后，经常有中共地下党员往学校传递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传单、小册子等，她时常下意识地找来偷看，使她了解到了许多革命道理，并对她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天，曹乃伶放学走在街上时，看到迎面有个她熟悉的中年男子，被两个从酒馆出来的日本兵大声喝住，强行要他轮着背他们走，男子见他俩醉醺醺地转头就跑，可没跑几步就被鬼子追上了，拔出枪上的刺刀对准男子的胸口就刺，只见他随即倒在了血泊中，令人惨不忍睹。曹乃伶见状惊呆了，街上的人也被吓得四处散去，而那两个日本兵却笑着扬长而去。日军的暴行令曹乃伶几天寝食不安，睡梦中常常被发生在眼前惨剧惊醒，使她的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

这期间，曹乃伶的父亲与金叵罗村的一个朋友常有往来。这是一位在京津地区小有名气的人物，名叫刘振基，此人走南闯北、见识多广、颇具神通，常年游历于平民、官场，富豪之间，借助做生意，化解民间是非，好打不平，仗义济仁，用村里老人的话说“他一生多好事”。他与曹乃伶的父亲都是社会“面儿上”的人，早有结交，自然是挚友。就在曹乃伶目睹日本兵杀人后的一天，刘振基又来到她家。父亲对他提起了女儿看到日兵杀人的事，二人同感愤慨。刘振基也说起密云北部山里的抗日团长“小白龙”白乙化，又说起白乙化牺牲后的八路军坚持抗战非常艰苦的事儿。坐在里屋的曹乃伶认真地听着父辈们的谈话，句句铭记在心，尤其是刘振基提到的：八路军最难熬的是冬天，鬼子烧了房、推倒了墙，不留一点掩体遮风的地方，战士们只好住进山洞、石缝和长城楼子。大雪封山时，他们就把梯田坝阶拆了，往里挖一条沟，沟里垫上石板、抹上一层泥烧干，在沟的上面用花旗布制成“帐篷”。“帐篷”被风扯破了，就钻进谷草堆里过夜，冻得他们连话都说不成句；衣不暖，鞋缺乏，吃的有时竟连草根儿都找不到……。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振基的这些话，让曹乃伶听来感到心酸。此时，日本兵杀人的惨况、八路军身处艰苦的情景，不时地浮现在曹乃伶的脑海里，令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女，萌生了一个为常人所不及的念头：我要为抗日英雄们做点儿事。

曹乃伶是个胆大而心细的姑娘，她想到粮食和大物件不好往山里带，只有布和鞋能行。于是，她把父母平时给她的零花钱几乎都节省了下来，背着父母买了些布和鞋。至于怎么能送过去又不被鬼子岗哨发现，她早就想好了主意。

这天，她起得特别的早，早饭后告诉母亲去和同学玩，便穿上新潮的长裙，将布和鞋缠在腰间就出了家门，径直朝村西北的白石岭山梁走去。那里有看护铁路桥的日本哨兵把守着，对于大人出入都要严格盘查“良民证”，好在曹乃伶占了未成年的优势，没怎么费事就尾随着大人过了卡哨。下了山梁便是通往抗日根据地的路，说是“路”，其实是在山边上踏出来的小道。里侧是山，外侧是悬崖,崖下是汹涌澎湃的白河，悬崖足有十几丈高，立陡立陡的，望一眼都令人眼晕，万一失足……。崖下的白河使曹乃伶打了一个冷颤，但没有吓住自幼就胆大的她。

曹乃伶小心翼翼地过了这段险路，继续沿着山路朝北走，一路打听，途径白石岭、东智东两个村庄20里山道。直到步入金叵罗村东才是平途土路，但到达山里抗日根据地，这刚刚走出一半的路程。由金叵罗过了溪翁庄白河渡桥，继续沿山路往北盘行，进入到水川一带才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但如何找到八路军驻地又成了新的难题。曹乃伶在水堡子村见到了一个农民打扮扛枪的人，曹乃伶想他肯定知道八路军的住处，于是上前便向他说明来意，原来这是村里的自卫军（民兵）。在这位民兵的帮助下，终于在南石城村的南山下见到了一位八路军首长。这时的曹乃伶不顾一路的天热、劳累、饥渴，急切地向眼前的首长说明来意。可沉稳的首长带着感激同时又疑惑地问道：“你年岁这么小，怎么想到要送布、送鞋给我们呢？”曹乃伶将自己眼见日本兵杀人、看到抗日救国宣传单的经过，特别是要为抗日出点力的想法说给他和身旁的战士听。首长接着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山里呢？”曹乃伶又将刘振基来家里说的一席话如实讲了一遍。这时，站在首长身旁的战士听到“刘振基”名字后立即插言问道：“刘振基是哪里人？你怎么认识呢？”曹乃伶一一作了回答。

原来，这位首长就是智勇双全的八路军十团供给处主任刘勇侯，他身旁的战士名叫张庆元，与刘振基同是金叵罗村人，并且二人很熟悉。双方互为了解后，彼此间都增强了信任感。曹乃伶随即拐到一堵墙后，解下缠在腰间的布和鞋双手递给了首长。刘勇侯笑着对曹乃伶说：“这些物品正是我们所急需的啊，非常感谢你！”此时，太阳西斜，已过晌午。刘勇侯让张庆元马上安排她食宿。曹乃伶向刘勇侯说明自己是瞒着父母出来的，无论如何也要赶回家里。就这样，刘勇侯在安排曹乃伶吃完饭后，便派张庆元找来一头毛驴，并让他扮成农夫的样子去护送曹乃伶，批准他回来时可顺便住到金叵罗家里。

已是掌灯时分，曹乃伶的父母见女儿出去一天还没回来，便吩咐乃伶的哥哥姐姐们去找，他们分头去了她几个女同学的家都说没见到。正在全家人急得坐卧不安时，恰巧，曹乃伶走进了家门，全家人这才喜出望外，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还好家人谁也没有多问。

第一次成功地为八路军送布、送鞋，虽然曹乃伶感到受了前所未有的苦和累，但她同时感到高兴和骄傲，感觉自己就是个大人了。时隔一段时间后，曹乃伶又买了些布和鞋准备再送过去，可敌情紧了起来，铁路桥岗哨盘查得非常严，她没敢贸然闯卡。但她想好了一个主意，便同两个小伙伴商量好帮她出哨卡。第二天，伙伴们按约定时间早早来到哨卡处，她们混在过哨卡的大人们中间，左右、前后地嬉戏玩起捉迷藏来，这一招儿还真奏效，果真使曹乃伶躲过了日兵哨卡的盘查。这一次，轻车熟路，而且很顺利地到达抗日根据地。可这次她却没有得到刘勇侯的欢迎，而且还以埋怨的口吻“批评”了她，埋怨她冒险，批评她“万一出意外，会影响军民关系”。最后刘勇侯又和蔼地嘱咐她别再冒险从事了。可曹乃伶知道这是在关心她、爱护她，就将自己真心想为抗日出力的想法和决心再次说给了首长听，终于赢得了首长的理解和赞同。但刘勇侯想到，她毕竟是个小姑娘，存在很多的危险。于是，将接转曹乃伶所送物品的任务交代给了张庆元，并作出由金叵罗村民兵张庆奎接收转送的安排。在这次返回途中来到金叵罗村，张庆元秘密找到村民兵组织向张庆奎传达了刘主任的指示，并协调曹乃伶与张庆奎见面约定了接转物品的地点。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曹乃伶通过张庆奎陆续送出了布匹、鞋袜、毛巾、食盐等物品十多次。

1944年底，曹乃伶为八路军送物品的事还是被家人知道了，父母不但没有阻拦她，而且还支持她，为减轻她的劳累还允许她骑驴将物品送给金叵罗的民兵。腊月的一天，曹乃伶听说队伍上很缺食盐，她匀几次买回积攒了三十多斤，可不知何故却怎么也联系不到张庆奎了。她同父母商量好自己起早儿去送盐，父母虽有些担心，但知道她做的是正事儿也就答应了。

次日凌晨三点多钟，母亲做好了饭，父亲见这么早，想到一个孤身小姑娘也无法过哨卡，真的放心不下。于是主动给女儿当起“跟脚”的，这使乃伶感到万分的高兴和感激。吃过饭，天还大黑着爷俩就起程了。她们把盐分装在口袋两头儿搭衬在驴背两侧，乃伶骑着驴，“跟脚”的父亲赶着驴走在后面。当过白石岭哨卡时，日本哨兵要检查，早有准备的父亲掏出两瓶白酒，让他们“暖暖身子”，言明口袋里装的是饲料。鬼子接过了酒一摆手也就放行了。爷儿俩沿着山路向北行走，一路走来还算顺利，可当走到金叵罗村的“南道沟子”地方时却发生了意外。因是夜路驴失前蹄，乃伶同牲口一起摔下了几米深的沟里，乃伶顿时感到天晕地转晕。父亲赶紧绕着下到了沟里，用力摇晃着女儿这才使她渐渐苏醒过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小乃伶只是头部擦破了皮，但也流了血，四肢还好没损伤。此时，天快亮了，只有趁天黑才能绕行经过溪翁庄炮楼，否则就过不去了。刻不容缓，只见乃伶抓了一把土就敷在了伤口上，让父亲把口袋搭在驴背上，将驴强拉拽出沟，爷俩赶紧又上路了。当过了溪翁庄“冰桥”，便进入了抗日根据地，父亲在乃伶多次的劝说下，感到安全些了这才原路返回。

曹乃伶终于赶到了八路军供给处，可一打听队伍又转移到赶河厂去了。但这并没有使她为难，曹乃伶继续打听着，翻山越岭、踏过白河“冰桥”，继续向北前行，终于来到了赶河厂找到了队伍。但接待他的不是原来的刘主任，而是被战士称为“大队长”的人。这位“大队长”见到曹乃伶亲切地说：“早就听说过你为我们送布送鞋的事，这次又送盐，你真是个很了不起的小姑娘啊！”

部队首长见曹乃伶头部受了伤，马上派卫生员进行了包扎。这时天色将晚,便安排她食宿在了部队。曹乃伶觉得头伤没大碍，便向首长提出回家的请求。“大队长”为不使她的父母担心也就同意了。并再三嘱咐曹乃伶千万别再冒险送东西来了。在战士护送曹乃伶回家的途中，她从战士的口中得知那位“大队长”就是赫赫有名的王振东，曾任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时任八路军冀东五区队参谋长。1945年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根据地形势大为好转，日军已完全丧失了对物资的封锁。此后，曹乃伶也没再送出物品，但对表扬她的那位“大队长”却一直记在心里。

抗战胜利后，曹乃伶完成了学业。而她为抗日根据地送物品的义举却走漏了风声。当时学校是国民党所办和掌控，尤其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内战蜂起。其他同学大多被分派到乡下教书，而曹乃伶因此义举被取消了分配资格，但曹乃伶和家人没有任何的怨言。许是曹乃伶与金叵罗村有着一种特殊的机缘，1948年底，经人介绍与该村的张福增结婚。

新中国建立后，密云县急需教育人才。1950年3月，政府对有文化知识的青年，进行人民教师报考资格认定，曹乃伶参加了考试，结果在500多名报考人员中，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

曹乃伶，这位曾被八路军首长称赞为“很了不起的小姑娘”，在任教退休后，于2020年7月18日病逝在密云区溪翁庄镇金叵罗村，享年93岁。老人一生留有遗憾，在她年轻时正值“唯成分论”讲阶级关系的年代，曹乃伶因出身于富裕家庭，要求加入中共党组织的夙愿始终没能实现。

（作者：郭德昌，根据曹乃伶之子张建军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