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隆重庆祝建党100周年，上海的“渔阳里”越来越知名了。很多人会问，上海的“渔阳里”与北京密云历史上的“渔阳郡”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

“红色源头”上海渔阳里

上海“渔阳里”有两处，靠近环龙路的一段建于1912年是老渔阳里，有旧式石库门建筑八幢；靠近霞飞路的一段建于1915年是新渔阳里，通常称渔阳里，有旧式石库门建筑23幢。当时这里地处上海法租界的僻静地段，房屋租金比东部旧城区、西部西式住宅区要低不少；对口的霞飞捕房管辖范围广，巡捕人手不足，难以对各种思潮和政治活动实施严密监控；作为石库门里弄，弄堂有多个出口，每幢自成独立空间的建筑均辟前、后门，遇紧急情况从二楼晒台翻越到隔壁也很容易，适合设立秘密机构。

上世纪初这里即成为革命党人的秘密基地。曾经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多个第一。1915年10月，革命党人陈其美在环龙路老渔阳里5号（今南昌路100弄5号）设立中华革命党上海总机关部；五四运动时曾在霞飞路渔阳里14号（今淮海中路567弄14号）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

但最为著名的还是渔阳里2号和渔阳里6号。1920年4月，陈独秀搬入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于此。陈独秀把楼上作为卧室，还安排一间书房；楼下客厅放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辑部。1920年4月下旬，经李大钊介绍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在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等开始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由北京来到上海，逗留两月余，在沪期间，多次赴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会面。毛泽东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谈到：“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建立党组织。8月，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中国共产党”。此时，杨明斋出面租下了霞飞路渔阳里6号做为建党的另一个秘密基地。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常匆匆往来于新老渔阳里之间，那条连接两边的弄堂被誉为“共产主义小道”。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曾在这里筹设“中俄通讯社”，这是建党前夕上海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1920年8月，俞秀松等人在这里发起创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这里开办“外国语学社”，为输送青年赴俄留学做准备。1921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这里成为团中央机关。

1921—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设在老渔阳里2号，成为中共创建初期的决策中心和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造的一系列“党史之最”，使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源头”。史实证明，正式建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在这里完成，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孕育。

渔阳里的由来

上海渔阳里的建造者是当时的一个外国银行，叫义品银行。创办人三个法国人欧艾叶、吉孟和布尔布隆，三人是随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法国海军军官。战争结束后，三人并未回国，决定在中国淘金，最后决定在天津发展。欧艾叶凭借与天津天主教关系，结识了北京商人袁廷珍（天主教徒），开始转身商界。1906年三人在袁廷珍的谋划下，发起著名的“政教分离”事件。向当时的罗马教皇写信，说天津教会“崇德堂”和“首善堂”等教堂侵占中国百姓房地产，致使民冤极大，有再次造成冲突事件的危险，建议罗马教皇限令教会应单纯传教，教会财产应成立专门公司单独经营。梵蒂冈罗马教皇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开始政教分离。

1907年在天津创办义品公司（后改名“义品放款银行”），低价收购了位于天津法租界内“崇德堂”和“首善堂”所属的14公顷土地，成为第一桶金，建起欧式别墅50多套。之后又成立设计公司、砖厂等，在欧洲财团的支持下，中国业务发展迅速。期间中国人袁廷珍、沈小兰（天津人，现香港华燊发展集团主席沈家燊祖父）任中方经理。

1909年，得知上海法租界将扩展的“内幕消息”后，义品公司便将业务重点从天津移到上海。当年便在上海法租界“圈”地5公顷，1912年在上海成立远东总部，又称“义品洋行”，行址设在外滩18号麦加利银行大楼内。迁址当年便推出到上海的第一件作品：8幢石库门的杰作——老渔阳里，三年后又在其北面的霞飞路开发了33幢的新渔阳里。之后又在离渔阳里不远的思南路建起23幢风格各异的欧式3—4层砖石结构花园洋房——义品村。

为什么取名“渔阳里”？民国初年，上海的弄堂绝大多数是房地产商投资建设的住宅，提供租赁，弄堂大多会取一个吉祥的名字，使用较多的字就是荣华富贵、福禄长寿之类的吉祥语。与上海其他的弄堂名称相比较，“渔阳里”显得很特别。有人推测，辛亥革命后，淸帝逊位，清朝结束，满清贵族为了避祸，纷纷改为汉姓。比如爱新觉罗氏改为了金、艾、罗、肇、赵等。叶赫那拉氏改为了那、南、叶、白、吴等汉姓。其中有些满清贵族、遗老遗少离开北京，到天津、上海做起了寓公，他们携带的大量资金或寄存在银行，靠利息吃饭，或直接投资升值。有些南下上海的满清贵族，投资建设的房地产，使用“渔阳”作为弄堂的名称，一是渔阳不在京城之内，避免外界的猜疑；二是渔阳是北京历史上的名郡，可以寄寓自己对故土的怀念。义品银行发家起点在天津，天津地区历史上长期隶属渔阳郡，取名“渔阳里”，可谓不忘起点。义品银行中方经理袁廷珍与渔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袁廷珍是明末大将袁崇焕的后代，清末袁崇焕六世孙富名阿为汉军正白旗，曾任职密云檀营副都统、吉林将军。袁廷珍即富名阿的家族孙辈子孙，民国后成为商人，往来于北京、天津之间，是义品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历史上，渔阳郡为天下名郡，北京密云曾长期作为郡治。1912年，袁廷珍负责义品银行在上海的第一个项目，因为他和渔阳、密云的渊源，最终命名“渔阳里”。

历史上的渔阳郡

《史记·燕世家》记载：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秦二世发闾左戌渔阳，即此。汉置渔阳县，为郡治。城在渔水之阳，故名。

渔阳郡从燕昭王二十九年（前283）燕国名将秦开北击东胡，建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开始，至唐乾元元年（758）撤销，存续1041年。这段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燕到北齐，郡治设在密云境内700多年，称为北渔阳（期间很短时间迁于通州和天津武清）；第二阶段从北齐（550）到唐乾元元年（758），郡治设在天津蓟州208年，称为南渔阳。

渔阳郡管辖范围包括今河北省围场以南，蓟运河以西，天津市区及以北，北京市怀柔、通州以东的广大地区。渔阳郡是北京东部地区最早的行政建置。渔阳城是渔阳郡的首府，郡是秦汉时期的行政管辖单位，相当于是现在的省一级行政建置。最初渔阳郡治设在今密云统军庄村南，因其城南有一名叫渔水的河流，郡址设在渔水之北，山南水北谓之阳，故名“渔阳”。

渔阳郡的名字来自密云的渔水，郡治最初设在密云，在1041年的渔阳郡历史中，郡治设在密云长达726年，在密云时间最久，约占三分之二的时间。因此，密云成为渔阳的代名词，渔阳也成为密云的代名词，密云和渔阳结下了千古不解之缘。

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孕育地

1919年为躲避追捕，陈独秀秘密前往上海，李大钊冒着鹅毛大雪一路相送到天津，途中二人乘坐一辆带篷马车奔驰在“渔阳大道”上相谈甚欢，最终决定在南北分头组建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建党的最初约定和构想是两位先驱者在“渔阳大道”上完成的。

遥想两千多年前，秦二世元年(前209)秋，秦朝发闾左适戍渔阳。陈胜、吴广和九百个贫苦农民因赴渔阳戍守失期当斩，遂在大泽乡“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发动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慷慨激昂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号召天下被压迫被剥削的老百姓起来反抗，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南昌路的渔阳里到兴业路树德里的中共一大会址，距离只有短短的一公里；从1920年春到1921年夏，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但是，改变中国历史“开天辟地”开创“新天地”的前奏，从此地吹响；中国最早授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比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李汉俊、俞秀松等在此群英会集。从这里播撒出的点点星火，汇聚成革命的火种，迎来全国性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点亮全中国。

20世纪初的上海渔阳里，风云际会、群英会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太平，为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谋福祉。在渔阳里的街区内，先驱们完成了精英集聚、理论宣传、阶级动员、人才培养、组织创建、筹备成立大会等工作，渔阳里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孕育初心之地、红色征程原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永放光芒。这个与密云有着深厚渊源的渔阳里，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孕育地将永载史册。

（执笔人：郭生河　陈奉生　韩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