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动出击扭转地区形势

1944年，密云根据地抗日斗争已渡过最困难时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被“蚕食”地区基本得到恢复，斗争形势正向着逐渐有利于抗日军民的方面转变。在此形势下，冀东抗日部队发起夏季攻势。活动在密云地区的八路军和游击队立即投入这一战役，主动出击，打击敌人。6月2日，刘奇、石振、程彬、孙德4个伪满讨伐大队、2个日军小队和4个特务队共1100余人，由南向北沿长城“扫荡”，一路烧杀抢掠，当夜宿于承兴密六区土门、熊耳寨村。八路军十三团抓住战机，发动强袭，于6月3日凌晨分兵包围土门和熊耳寨。警卫连和二连首先攻入土门村，正在酣睡的敌人被手榴弹炸死很多，残敌争相逃跑，又被追杀一批。余敌逃进其临时司令部大院，凭借高墙房屋和轻重机枪火力负隅顽抗。十三团指战员绕过火力网，将屋顶挖开塞入手榴弹，炸哑敌机枪，乘机冲进院内，击毙敌指挥官等一批敌人。残敌逃往熊耳寨。熊耳寨战斗也十分激烈，十三团指战员先以火力将敌人压到民房和围墙内，后又与敌展开激烈巷战，逐屋清剿残敌。战至中午，二区队1个连赶来增援。下午2时，日军飞机飞来助战，空投弹药，驻密云县城、平谷县城、石匣城、古北口的日伪援军也纷纷赶来。十三团如继续战斗，可能陷入被内外夹击险境，遂主动撤出。此战，共毙俘日伪军500余人，十三团也伤亡100余人。

土门、熊耳寨战斗，是抗日战争时期密云河东地区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粉碎了日伪军对承兴密地区的“扫荡”，保护了人民利益，极大地鼓舞了密云人民抗日热情，并使密云河东地区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此后，小股日军、伪军和伪满讨伐队不敢随便进山袭扰，河东地区多数村庄纷纷与敌断绝关系，不再向日伪送交粮款，成为抗日一面村。

1944年麦收季节，密云东西部抗日武装集中力量，封锁据点和麦区，掩护群众收割小麦，采用急收急打急藏办法，确保粮食不落入日伪手中。密云多数村庄都执行抗日政府命令，不再向敌人送交小麦。无奈之下，日伪只得派出军队去乡下抢粮。7月14日，驻密云县城日军1个小队、伪警备队1个中队连同伪县政府、伪新民会职员等共120余人，由统管密云、怀柔、顺义三县日本顾问犬养毅亲自带领，前往董各庄一带抢小麦。八路军五区队闻讯在董各庄附近设下埋伏。日伪军出城后，害怕遭到袭击，行动迟缓，中途又改变计划，转向清水潭村抢粮。五区队伏击未成，当即变伏击为追击。日伪军刚进清水潭村，就遭到五区队3个连分别从西北、东南、西南方向的猛烈攻击，共击毙日伪军50余人，俘获密怀顺三县日本顾问、密云县伪督察长、伪县政府民政科长、伪警备队长、伪新民会事务部长等26人，缴获武器装备一批。清水潭战斗不仅粉碎敌人抢麦计划，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还沉重打击了伪政权和伪组织，在军事上、政治上均产生重大影响。这次战斗以后，日伪征粮更加困难，也不敢再冒险出城去抢，唯一办法是从其他占领区运进粮食。

为了打击日伪运输活动，进一步切断其粮食和物资供应，密云东西部抗日军民又展开截击敌运粮队战斗。8月，驻大水峪伪满军1个连去怀柔县城运粮，五区队在大水峪村边伏击该敌，仅10分钟结束战斗，毙日本教官1人，俘伪满军20余人，截获粮食一批，烧毁汽车3辆。8月17日，承兴密义勇队在大树洼东山袭击敌运粮队，毙俘敌15人，截获粮食一批。抗日自卫军也多次参加截粮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仅河东自卫军就截获黑豆、黄豆、大米、高粱等4000余公斤。此后，日伪军害怕粮食物资被截，每次不得不出动大量兵力保护运输。

这一时期，由于密云地区日军减少，日伪只能更多地依靠伪军维持统治，指挥伪军开展对抗日根据地军事“清剿”和封锁。为保卫根据地，巩固反“蚕食”斗争成果，密云东西部抗日军民主动出击，重点打击行为嚣张的伪满军和伪满讨伐队，取得多次军事胜利。1944年8月7日，十三团一部伏击到河东朝岭子、苍术会一带“扫荡”的伪满宋庆讨伐大队，毙俘敌60余人。同月，五区队相继攻克康各庄、北白岩、东营子等伪军据点，毙俘伪军一批。9月11日，五区队攻打西湾子据点，毙俘伪满张显讨伐大队40余人，伤70余人，残敌狼狈逃离西湾子。9月16日，日伪从关外调来伪满军第三十三团，分驻河东令公、北庄、葡萄园等村，妄图依靠伪满军加强其地方管治。9月下旬，驻令公村伪满军一部前往松树峪村建立据点，八路军十三团乘其立足未稳发动攻击，歼敌一批，余敌逃回令公。10月，伪满军三十三团与伪满姜振、刘翰、张显、孙克4支讨伐大队联合对承兴密大岭中心区发动大“扫荡”，遭到二区队和自卫军联合打击。二区队一部在炕峪西山将从北面“扫荡”的伪满军击退，另一部在转山会西山将从东面“扫荡”的伪满讨伐大队击溃，歼敌一批，敌人“扫荡”被迫终止。1945年3月，十六团两个连在河东小杨各庄设伏，经30分钟战斗，歼灭伪满军三十三团两个排，毙伪满军营长以下20余人，俘34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

在抗日军民连续打击下，驻密伪军、伪警察人心动摇，经常成班成排逃出日伪据点，向抗日政府投诚。连续胜利也激起密云青年参军参战极大热情，仅河东地区，1944年7月就有569名青年入伍，抗日武装因此得到新发展。11月，成立承兴密县支队，下辖3个连，陶永忠任支队长，县委书记李守善兼任政委。1945年1月，成立丰滦密县支队，县长江卓兼任支队长，县委书记冯东兼任政委。同月，冀东二区队和五区队合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六团，下辖4个连，师军任团长，李满盈任政委。

日伪军不甘心战场上接连失利，丧心病狂地对抗日根据地人民进行报复，疯狂屠杀民众，再次犯下累累罪行。小西天惨案就是其中一例。小西天位于丰滦密联合县第五区，全村11户村民宁死不进“人圈”，躲进深山密林坚持斗争3年余。后被日伪特务探知，报告给后山铺据点。1944年11月27日，后山铺伪警察所100余名伪警察包围村民隐蔽地，将30余名村民抓捕带到后山铺据点，两天两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严刑拷问，但始终没得到有用情报。29日，敌人将村民押到东山坡一块平地上，用机枪扫射，除几人中弹未死侥幸逃生外，有28人遇害，所以又称小西天惨案为“二八惨案”。

敌人的疯狂挽救不了其失败命运，调伪满军入关也难以挽回战场不利局面。在全国抗日战场转入局部反攻阶段大背景下，党领导密云根据地军民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渡过最困难时期，开创出抗日斗争新局面。日伪能真正统治的地区仅局限在城镇和据点村，到1945年5月，密云境内日伪据点仅剩下古北口、令公、葡萄园、北庄、墙子路、塘子、密云县城、石匣、小营、兵马营、西驼古、下营、白马关、司营子、四合堂、溪翁庄、大水峪、马营、庄窠等处，其余广大地区均已成为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抗日大反攻即将到来。

二、大生产与减租增资运动

为战胜经济困难，自1941年始，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遵照党中央指示，陆续开展以生产自救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初期，密云根据地由于日伪军“扫荡”频繁，斗争环境残酷，一直未开展此项工作。1943年春，为坚持“无人区”抗日斗争，密云东西部根据地内分别开展大生产运动，成为反封锁、求生存的重要措施。

河西、河东同时建起生产委员会，负责制定春播计划，布置生产任务，合理调配农具、人力、畜力、种子，督促检查生产计划执行情况。党和政府提出“不荒一寸土地”号召，鼓励开垦荒地，规定新垦荒地3年至5年不交公粮，谁开谁得。鼓励发展畜牧业、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绿化荒山。政府还发放生产贷款和种子，组织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先进生产者。机关、部队搞生产则按生产所得40%上缴、60%自留的办法予以奖励。

在党和政府倡导下，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县区机关团体除帮助群众生产外，也都接受生产任务，带头开荒种地。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十团在河西头道沟、二道沟、南树林等地开垦荒山，种上土豆、玉米、荞麦和蔬菜。河东东庄村群众为了不荒一寸土地，以自愿结合方式组成4个长期互助组，其余未入组户也在春耕大忙季节组成临时互助组，自由换工互助。在自卫军保护下，东庄群众不分白天黑夜抢耕抢种，当年开出荒地80亩，并利用政府贷款购买种畜，自繁自养，发展畜牧生产。又开展绿化荒山荒滩运动周，全村男女老少齐出动，一天就在村西河套植树30亩。

群众性大生产运动收到显著效果。1943年，河西地区新开垦荒地3748亩，当年收获粮食5.55万公斤。河东东庄村过去多数群众生活靠政府救济，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夺得粮食丰收，大多数群众还清政府贷粮贷款，有些长期贫困户第一次上缴了公粮。

1944年，密云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又有新发展。早在3月份，河东就对大生产运动进行认真研究和部署，各区相继建立生产委员会，开展生产竞赛，并出台评选劳动英雄条件及奖励办法。办法规定各区选举区级劳动英雄1名，奖驴1头；各村选举村劳动英雄1至3名，发给奖状，大会表扬。为了教育和改造懒人，儿童团组织起“儿童捉懒会”，专门捉拿那些不爱参加生产的懒婆、懒汉。在劳动竞赛中，人们组织起拨工组、变工队，实行互助合作，共同劳动，促进生产发展。干峪沟村互助组在山沟里打起多道坝，开出许多荒地。机关、部队和学校也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他们开荒、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有力地推动生产发展。这一年，河东、河西大生产运动均取得可喜成绩，不仅原有耕地夺得好收成，而且新开垦大量荒地、河滩，增收大批粮食。仅据河东统计，开荒375亩，修滩238亩，增收粮食2.78万公斤。

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劳动英雄。以承兴密联合县为例。上金山村刘玉奎开荒7亩；沙峪村聂宝玉开荒5亩；太古石东沟村李纪俊开荒5亩；透灰窑村吴永朝开荒34亩；南水峪村张相满开荒10亩。他们都被评为区级劳动英雄，受到县政府表彰和奖励。承兴密妇联干部陈杰英，在六区镇罗营积极参加生产，开荒、种地、做军鞋，样样能干，成绩突出，被冀热辽行署授予“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3月出席冀热辽第一专署首届英模大会，受到嘉奖。

大生产运动，缓解了密云根据地的严重经济困难，在日伪严密经济封锁情况下改善了抗日军民生活条件，激发了党政军民生产自觉性和积极性，坚定了军民携手战胜困难、生产自救的信心和决心，为长期坚持“无人区”抗日斗争以及准备开展大反攻创造和积累了一些物质条件。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目的是在政治上动摇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削弱封建剥削，提高农民政治地位和改善农民生活状况，调动农民抗日积极性。早在1942年1月，党中央即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要求各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但由于密云根据地斗争环境严酷，减租减息工作一直未能开展。直到1943年秋至1944年夏，河东承兴密联合县才在大岭、庄头峪等少数抗日基本村试行减租，受限于当时形势，未能全面铺开。1944年秋至1945年春，密云东西部根据地执行中共冀热边特委指示，开始分别开展减租和增加雇工工资，没有开展减息（放贷利息）工作，因此被称为减租增资运动。为在短时间内取得运动成果，密云地区减租增资运动不要求一律实行二五减租，在某些环境较差地区，经过群众同意，适当降低减租比例。增资也不采取激烈的群众斗争方式，而是采取雇主与雇工双方协商解决。

抗日战争中，密云农民做出重大贡献，但由于减租增资没有实行，农民生活尚未得到显著改善，土地依然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以东田各庄村为例，全村共有863人，3809亩田地。其中3户地主，只有22口人，就占地2113亩。地主人口仅占全村人口2.5%，而土地则占全村田地55%，另外还在周围40多个村庄占有田地4500亩，两项合计，地主每人平均占有田地300.6亩。贫农人口占全村人口63%，而自有田地仅占全村16%，人均只有1.1亩地。地主依靠占有大量田地剥削农民，缺少土地农民被迫以高地租去租种地主田地，或以低工资去给地主当长工，勉强维持最低生活。当时亩产只有9市斗（1市斗约15公斤）左右，而交地租竟高达6—7斗，农民辛苦一年，绝大部分收获以地租形式被地主拿走。

密云地区地租形式分为死租和活租两种。死租又叫定租，有上打租和下打租两种形式。上打租是农民租种土地前先交租，下打租是收获后再交纳地租。活租又叫分租，有四六分成（地主得40%），对半分（地主农民各得一半），还有倒四六或倒三七（地主得60%或70%）。另外还有带差租（农民租种土地除交纳地租外，还要替地主当差或出劳役）、押地钱（农民租种土地除交纳地租外，还要在种地前交纳一定押金）等剥削方式。地主对长工剥削也很重，工资极低。一个好劳动力，年工资只有1—2市石（1市石约150公斤）杂粮。再加上高利贷盘剥，贫雇农生活极端困难，长年在饥饿中挣扎，严重影响他们抗日和生产积极性。

减租增资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宣传组织阶段。运动一开始，河东中共承兴密县委、河西中共丰滦密县委就向各区发出减租增资指示信。各区按照要求先后召开村干部联席会和士绅座谈会，详细讲解开展减租增资运动重大意义及具体政策。县区干部深入各村，召集贫雇农开会，重点讲清地主富农剥削是贫雇农千百年受穷的根源。经过反复宣传教育，使贫雇农懂得什么是剥削，明白高地租和低工资就是地主富农进行剥削的手段之一。当贫雇农有了减租增资要求后，迅速把他们组织起来。河东贫农组建起农会，雇农组建起工会，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分别开展减租和增资斗争。河西则直接由各级抗日救国会组织领导减租增资运动。

第二，说理斗争阶段。贫雇农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减租增资，斗争主要采用说理方式进行。先由农会召集地主、富农开会，向他们宣讲党的政策，讲清党的政策两个方面：一方面实行“二五减租”，即在原租额基础上减收25%，减收后的地租不能超过土地正产物总量37.5%，超过者要减到37.5%，不足者，依其约定；另一方面，还承认地主富农土地所有权，在减租以后，要求农民保证交租。同时教育地主富农要顾全抗日大局，执行抗日政府法令。然后动员一些开明地主或富农带头减租增资，突破一点，带动全面。迎城岭村按照这一工作方法，说服1户开明富农首先答应佃农雇工的减租增资要求，再以其为例教育其他地主富农，使全村顺利实现减租增资。在说理斗争中防止过激行为和无节制现象，对顽固抵制减租增资的地主富农，贫雇农可以上告，由抗日政府调解处理。东庄村雇工要求增加工资，地主富农坚持只给增加1—2市斗粮食，雇农据理力争，要求多增，地主富农不肯答应。全村雇农到区政府上告，经过区政府调解，最后商定，三七活年工资增加小米2市斗，玉米5市斗；整活年工资增加小米4市斗，玉米4市斗。

第三，巩固成果阶段。巩固运动成果，就是把减租增资运动形成的新租额、新雇工工资标准用契约形式固定下来。契约期限最低3年，保证减租后佃户不至于被夺佃，增加工资后，雇工也不会马上被解雇。

减租增资运动在1945年春耕前暂告结束。河东承兴密四区多数村庄是抗日一面政权，抗日力量占优势，因而普遍执行“二五减租”，减租成效显著。二、三、五、六、七区除部分村庄执行“二五减租”外，大部村庄经群众同意，适当降低减租指标，农民一般按总产量15%至25%交租，但须负担土地花销及劳役，实际租额超出37.5%。河西丰滦密减租增资运动开展不够普遍，只一、二区全部及三区部分村庄实行减租，其他地区是游击区，只宣传党的政策，没有落实减租行动。增资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河西长工年工资大都增加30—45公斤小米，河东长工则大都增加100—250公斤小米。因此，长工及其家庭生活得到一定改善。以荆子峪村为例，全村有25人当长工，25个家庭共计95口人，增资运动中每个长工平均年增加工资225公斤小米，使95个家庭成员每人每年平均增收近60公斤小米。

减租增资运动，减轻了地主富农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政治地位，促进了农业发展。运动中，河东地区普遍建起工会、农会，河西地区也巩固抗日救国会组织，从而壮大了抗日力量，增强了党组织及其群团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准备抗日战争大反攻具有积极作用。由于减租增资运动兼顾农民和地主富农两方面利益，注意把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较好地结合起来，团结大多数地主富农抗日，仅仅打击其中极少数顽固分子，从而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地区抗日斗争发展。

减租增资运动也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其胜利是经过斗争甚至是牺牲换来的。中共丰滦密县委书记兼县长胡毅被害就是运动中出现的严重事件。1944年冬，减租增资运动正在进行，一些地主富农企图收回土地以对抗减租。出身地主家庭的县民政科副科长王孝鹏，依仗职权，把自己家中已卖成死契的18亩地强行赎回，使农民对减租增资运动产生怀疑，直接干扰和破坏了运动进行。12月31日，丰滦密联合县在西庄子村召开县区干部会，帮助王孝鹏认识和纠正错误。胡毅坚持原则，对王孝鹏进行严肃批评。王孝鹏不但不思悔改，反于1945年1月1日凌晨1点左右，持枪闯入胡毅住房，乘其熟睡，开枪将胡毅杀害。凶手王孝鹏当天在逃跑途中被愤怒的群众抓住，用石头砸死。

三、密云人民的奋斗与贡献

敌后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人民战争，全民参战是其基本特征，军民团结是胜利之本。全民族抗战期间，密云人民一直紧跟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一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有3000多名密云儿女参加八路军十团、十三团、十六团等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涌现出英雄母亲邓玉芬等一大批舍家纾难的模范人物，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密云人民是勇敢战斗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经受住残酷斗争考验，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也付出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密云县有7600余人被杀害；10.2万余人（次）被强迫服劳役；3589人被抓到东北或日本当劳工，其中绝大多数人惨死异乡；有30887.7万公斤粮食被抢走；17460间房屋被烧毁；90600余头（匹）牲畜被掠夺。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密云人民与共产党八路军同心同德，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建立起亲密的鱼水关系。1942年，在环境最残酷、部队减员最多时候，山地人民支援子弟兵，娘送子，妻送郎，纷纷把亲人送到部队，仅河西就有297名青壮年补充到十团，其中张家坟村50余人、冯家峪村30余人先后参加八路军。由于人民支持，十团由初来时不足千人迅速扩充到1500余人，此后每有战损减员都能得到及时补充。西邵渠村先后有35名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其中10人牺牲在战场上。1944年7月，河东承兴密联合县一个月内有569名青年参加八路军，使八路军十三团达到满员规模。

人民群众把八路军、游击队和政府工作人员视为亲人，把帮助掩护他们、保护抗日物资、保守抗日秘密看作是应尽责任，为此不怕担风险，甚至不惜献出生命。水堡子村邱凤英大娘，在敌人圈住全村百姓搜查八路军、强迫百姓认领亲属时，挺身而出，冒着全家被杀风险把被圈住的十团侦察员当亲属领回。大西沟村民郑景恒，在日军“扫荡”时把20余名八路军伤员带到一个隐蔽山洞躲藏，回村后不幸被捕，日军押着他上山找伤员，就在藏人山洞顶上拷打他，郑景恒宁死不说，被日军刺死在洞顶。1942年4月，张家坟中心村中共党员、村干部任宗玉、任宗芳、任永刚和自卫军队员任宗山、任宗学、韩丙方、孙长瑞等7人，响应政府“回村搞春耕”号召，由隐蔽地返回村里种地，不幸被“扫荡”的日军抓入四合堂据点。日军对他们严刑拷问7天，但他们坚强不屈，始终未泄露抗日根据地任何情况，被气急败坏的日军押至栗树沟门集体杀害。同年，丰滦密县政府为表彰其忠诚和英勇，追认他们为烈士，并将张家坟中心村命名为“七烈营”。

有人民群众帮助和掩护，八路军伤病员得到很好照料。八路军十团在丰滦密期间，卫生队一直驻在扇子山，周围村庄家家户户住有伤病员。为使指战员安心养伤，县、区救国会组织周边各村群众日夜站岗放哨，监视敌人，积极协助医务人员护理伤病员，端屎端尿，洗伤换药，群众把自家粮食留给伤病员吃，自己吃野菜。西白莲峪村救国会组织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到天津、北平等敌占区，用杏仁、药材等山货换回急需的食盐、棉纱、药品，为卫生队解决许多困难，为此曾3次受到丰滦密县政府嘉奖。1942年底，八路军十三团卫生所迁至干峪沟村，冀东西部伤病员都往干峪沟送，最多时住有伤病员70余人。村民把房屋都腾出来给伤病员和医务人员住，自己住驴棚猪栏。担架不够，村民把自家门板卸下来做担架。有伤病员牺牲，村民用自家板柜当棺材予以掩埋，卫生所驻村两年，各家板柜几乎被埋光。村自卫军除站岗放哨抬担架外，还成立水班、屎班，水班负责给伤病员喂水喂饭，屎班负责给伤病员接屎接尿。村里妇女成立洗衣班，负责给伤员洗脏衣鞋袜。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干峪沟村成为八路军伤病员安全温暖的家。

这种可歌可泣的事例不胜枚举。密云根据地人民以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紧跟共产党，支持八路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全心抗日，无私奉献，为密云东西部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其中，被誉为“当代佘太君”的英雄母亲邓玉芬就是密云人民民族气节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典型代表。

邓玉芬，1891年生于密云县水泉峪村，成年后嫁给张家坟村任宗武。婚后缺房少地，被迫举家搬迁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上开荒度日，含辛茹苦养育了7个儿子。1933年，张家坟地区被强行划入伪满洲国，在日伪统治下，生活愈加困苦。1940年6月，八路军十团来到张家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通过八路军的宣传动员，邓玉芬懂得了只有穷苦人团结行动起来，赶走日寇才能救国救己的道理。7月，十团组建区级抗日游击队，邓玉芬让丈夫连夜出去把在外扛活的大儿、二儿、三儿找回来，送他们参加白河游击队。3个儿子在外抗日，邓玉芬在家也闲不住，承担起照顾瘫痪婆婆和大部分家务农活，支持丈夫参加村自卫军，执行站岗放哨、送信运输等抗日勤务。她的家是八路军、地方干部的经常住所，她待他们如亲人，把粮食留给亲人吃，自家吃糠咽菜。经常有八路军伤病员在她家养伤，她为伤病员端屎端尿，喂药喂水，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使伤病员早日痊愈，她养母鸡，养奶羊，蛋奶全部用来补养伤病员，舍不得给儿子吃。她的爱心温暖着丰滦密根据地每个干部战士的心，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邓妈妈”。

邓玉芬（1891-1970）

1941年底，日军实施“四光政策”疯狂制造丰滦密“无人区”。邓玉芬响应抗日政府号召，誓死不离“无人区”，并让丈夫把在外扛活的四儿、五儿找回来加入村自卫军模范队，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42年3月，日军偷袭百梯子沟，正在沟里搞春耕的任宗武和五儿不幸遇害，四儿也负伤被捕。邓玉芬没被吓倒，更不屈服，忍住悲痛，更加努力地为抗日做事。这以后，不幸接踵而至：1942年秋，大儿在保卫盘山根据地战斗中英勇牺牲；1943夏，四儿在伪满鞍山监狱遇害；同年秋，二儿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逝世。这年，重病在身的婆婆也含恨离世。面对一个又一个沉重打击，邓玉芬都挺住了，她擦干眼泪，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怒火埋在心底，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活，春种秋收、做军衣鞋袜、照料伤病员，样样干在前头。

1944年春，日伪军对猪头岭一带进行“肃正扫荡”，连续几天几夜搜山剿岭。邓玉芬带着不满6周岁的七儿躲进一个隐蔽山洞。山洞阴冷，几天没吃饭，七儿生病发高烧，大声哭闹。正赶上日军又来搜山，如果哭声传出，不但母子二人难逃魔掌，旁边另一山洞里还藏着一些乡亲和区干部，也必然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眼见日军越搜越近，七儿仍哭闹不止，为保护乡亲和干部，她情急之下从棉袄里扯出棉絮，塞进七儿嘴里，并将他抱紧在胸前。日军搜查许久才撤走，乡亲和区干部安全了，但七儿脸被憋紫，再没有缓过气来，当夜死在妈妈怀里。邓玉芬再次承受住丧子之痛，顽强地生活着，斗争着，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为保卫解放区，邓玉芬又毅然将身边唯一的六儿送到密云县支队，1948年，六儿在随部攻打密云县黄坨子伙会据点战斗中壮烈牺牲。

邓玉芬，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为抗击日寇侵略勇敢地献出6位亲人的生命，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最后一个儿子，成为功载史册、人人称颂的英雄母亲，是密云人民的杰出代表。邓玉芬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定信念，舍家为国的无私奉献精神，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视子弟兵为亲人的伟大母亲情怀，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1970年2月，邓玉芬因病逝世，享年79岁。

四、战略大反攻

1945年6月，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前夜，八路军开始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冀热辽军区奉命组织3个挺进东北支队分别向长城以北伪满洲国境内出击。十四军分区从十三团抽调2个主力连队，连同3支地区武工队和部分地方干部（包括由承兴密联合县抽调的50余名干部）共500余人，组成挺进东北第一支队，师军任支队长，李越之任政委。6月27日，挺北支队由密云县司马台小关门出长城进入滦平，并继续北进到隆化、围场一带。十三团另一部和十六团也以承兴密联合县为基地，深入滦平、承德等县敌占区活动，打击敌人，掩护北进部队。5月份，平北地委也先后成立以吴涛为书记的中共热西分委和以王亢为支队长的热西支队，积极准备向伪满洲国热河西部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丰滦密联合县为热西支队的前进基地，因此，又由冀东划归平北领导。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8月14日，苏联红军进抵古北口，驻古北口日本关东军缴械投降。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9月9日，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抗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喜讯传到密云，长城内外、潮白河两岸一片沸腾，各界民众激动万分，奔走相庆，欢庆这个奋斗得来的伟大胜利。然而，驻密日伪军并没有乖乖放下武器投降。800余名日军据守石匣城和密云县城，以“奉蒋委员长命令驻防待命以维持地方治安”为由，拒绝向共产党八路军缴枪。在这种情况下，密云抗日军民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为彻底粉碎日伪军顽抗而继续战斗。

日本投降后，河东各据点日伪军惶惶不安，纷纷逃跑，连墙子路等较大据点守敌也逃往兴隆县，河东已基本没有大股敌军。河东自卫军奉命集中，成立民兵团，与县支队、区游击队一起，配合主力部队发起全境攻击，一面清剿境内之敌，一面追击逃往兴隆地区之敌。8月31日，承兴密县支队配合十三团和十六团主力围困攻打兴隆县城，城内伪满军和伪满讨伐队近2万人在旅长黄方刚率领下宣布起义，承兴密县支队收编伪满军1个团1000余人。9月11日，承兴密县支队收复墙子路据点和钨矿，俘虏日军8人，缴枪50余支；收复六道河日军据点，俘虏日军20余人，缴枪60余支。承兴密三区民兵300多人，配合十三团一部去接收鹰手营子据点，中途得知鹰手营子伪满军逃跑，立即展开追击，急行军50余公里，追到车河，截获逃敌1个团。四区民兵、游击队配合十三团另一部接收前苇塘据点，伪满讨伐队1000余人先向十三团投降，后又逃往石匣城。在大反攻中，民兵发挥出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0月下旬，承兴密联合县共有1000余民兵单独作战或配合主力作战70余次，接收或攻克日伪据点25处，毙俘日伪军77名，收缴轻重机枪6挺，掷弹筒10个，步枪678支，战马10匹，弹药一批。

河西丰滦密联合县也立即按照上级部署展开攻势。二区游击队和自卫军共150多人攻打司营子据点，守敌逃跑，收缴弹药和物资一批。又攻打白马关据点，据点内伪满军1个连负隅顽抗。游击队和自卫军遂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据点，连续喊话逼降，在强大压力下，伪满军意志崩溃，一部向北逃窜，剩余30人缴械投降。白马关据点内存武器弹药甚多，仅步枪就有500余支，全为游击队接收。丰滦密县支队、自卫军共400余人，奉命攻打琉璃庙据点。包围据点后，派代表与守敌谈判，要求其放下武器投降，遭拒绝。夜里，县支队组成40余人突击队，搭人梯越过围墙攻进据点，大部队随后强攻，经过1个小时激战，除100余名伪军逃跑外，毙俘伪军480余人，缴获炮6门、机枪2挺、长短枪430支。逃跑伪军于中途也被县支队一部截获。丰滦密地方游击队还先后接收长哨营、汤河口等日伪据点，守敌逃跑，收缴武器一批。

自日本宣布投降至9月，党领导河东、河西抗日军民积极进攻，清除残敌，战果显著。解放了密云县境内除县城、石匣城外的所有敌占区，并且成功接收古北口，与苏联红军共同举行接受驻古北口日军投降仪式。

古北口是连接华北、东北、内蒙古的重要长城关口，1933年3月被日本关东军侵占，建有伪满洲国和伪华北海关，长期驻有大量军警宪特，是密云地区最大日伪据点之一。1945年8月，苏联红军参战进入中国东北后，驻古北口日本关东军惶惶不可终日，只留下48名日军驻守，多数日军逃入关内石匣城。8月14日，苏联红军兵临城下，留守日军未敢抵抗，缴械投降。苏军进入古北口后，伪职员关伟臣以原是国民党员身份，抢先与苏军接上关系，并在古北口成立以他为首的所谓“古北口区自治政府”，企图借苏军之力抗拒共产党，等待国民党政府接收地盘。

1945年9月，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在古北口

为了粉碎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阴谋，控制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为以后收复东北创造条件，中共冀东十四地委决定抢在国民党军队到达前接收古北口。9月11日，中共承兴密县委书记兼县支队政委李守善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县长项一带领警卫班来到滦平县巴克什营村与苏军洽商。苏军开始不相信中共代表身份，经李守善等出示上级党委介绍信和毛泽东主席像后，苏军同意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接收古北口，并商定共同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

9月13日下午，在原日军兵营广场上，数百名苏军士兵持枪肃立，古北口民众环立四周，气氛庄严，苏联红军和八路军承兴密联合县支队在这里联合举行受降仪式。仪式由李守善和苏军师长乌里涅夫共同主持并分别讲话，赢得阵阵掌声。受降开始，48名日军被押到广场中央，双手平举空枪列队跪地，日军官放倒日本军旗，双手递交用黄布书写的投降书和军刀，李守善和乌里涅夫分别在日军投降书上签了字，苏军集体向天鸣枪庆祝。受降仪式结束，日军一片哭声，民众则群情振奋，含泪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会场。

1945年9月13日，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在古北口接受日军投降

9月19日，李守善代表抗日政府宣布正式接管古北口，解散伪“古北口区自治政府”，将国民党反动分子关伟臣逮捕。同时，成立承兴密联合县第八区，辖古北口镇及周边汤河、北甸子、潮河关、河西村等村庄，王山民任区委书记，时光任区长。9月20日，在古北口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处决事敌害民、罪恶累累的古北口伪镇长刘沛然、特务队长王魁武等汉奸，民心大快。区人民政权成立后，立即组织人民恢复生产和贸易，积极维护社会治安和救济贫民。11月，苏联红军撤走，古北口由承兴密联合县完全接管。

抗日政府成功接收战略重镇古北口，是抗战胜利后密云地区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标志着受日寇欺压和奴役12年之久的古北口地区人民重见了天日，而且极大地扩大了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影响，也为人民军队抢占东北提供了重要通道，此后有大批人民军队从古北口乘火车进入东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苏联红军联合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这在北京地区是唯一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五、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这一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经过全国人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而取得的。

密云县抗日斗争从1933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历时12年，是全国开始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斗争较为激烈地区之一。长城抗战失败后，密云地区抗日斗争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党的各级组织不懈奋斗，成为抗日斗争中的坚强领导核心，建立起广泛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带领各阶层民众顽强坚持斗争，万众一心，前仆后继，战胜重重艰难险阻，最终夺取了抗战胜利。广大共产党员坚守初心，义无反顾，吃苦在先，冲锋在前，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成为抗日斗争的先锋和骨干。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和引领着密云人民勇敢斗争，白乙化、沈爽、王波、胡毅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为国捐躯的壮举，为密云人民树立了英雄榜样。

白乙化烈士，字野鹤，满族，1911年6月11日生于辽宁省辽阳县石场峪村。1928年中学毕业后，立志武装救国，考入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步兵本科。1929年，因不满军阀混战，离开讲武堂到北平求学，同年秋考入北平中国大学。1930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经申请校方同意，保留学籍回东北家乡抗日。1932年5月，组建起“平东洋”抗日义勇军，任司令，率部转战于辽西、热东地区，不断袭击日伪军。1933年春，因连遭日军“围剿”，率部退入关内，被晋军第三十二军骗入冷口缴械遣散。白乙化含愤复回北平中国大学，插入政治系继续读书。1935年夏，获学士学位，留校任教，并任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同年底，参与领导“一二九”北平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夏，受党组织委派赴绥远西部和硕公中垦区，担任中共垦区工委书记，团结教育流亡垦区的东北爱国学生、青年，为抗日救国积蓄力量。1937年10月，领导发动垦区暴动，组建抗日先锋总队，任总队长，率领这支新生抗日武装渡过黄河，横穿库布齐沙漠，东进抗日。1939年4月，奉命率队进入平西根据地，与原冀东抗日联军合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任副司令员。6月，指挥娄儿峪战斗，消灭日军奥村中队长以下130余人。1939年底，华北抗联升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任团长。1940年2月，率部参加粉碎日军对平西根据地十路围攻战役，在青白口独挡东北方向日军，激战10个昼夜，毙敌300余人，击落敌机1架。

白乙化（1911-1941）

1940年4月，奉命率十团挺进平北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为掩护内线开辟工作，亲率一营大张旗鼓地跨出长城，深入伪满洲国境内作战，仅月余，连克日伪据点5个，其中攻克丰宁大草坪据点，全歼伪满军1个营。丰滦密抗日联合县建立后，亲自到各区视察指导，广泛拜访地方上层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亲自为培训当地干部的训练班讲课，领导组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组织，日夜操劳。1940年8—9月，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出击平古铁路，使敌铁路运输一度瘫痪。9月11日始，指挥和领导丰滦密抗日军民经过78天浴血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军大“扫荡”，并取得冯家峪战斗歼灭日军近1个中队的重大胜利。1941年2月4日，在指挥马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践行了“如能战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的生前誓言，时年29岁。

白乙化一生以“健全自己，影响旁人”为行为准则，严于律己，勇于担当，忠于理想，不懈奋斗，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他以“革命是我们的权利，流血牺牲是我们的义务！”的奉献精神，面对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说干就干，干就干到底，不畏惧，不迟延”的工作作风，沉着坚定、爱憎分明、以身作则、爱兵爱民的模范操守，赢得十团指战员和丰滦密根据地人民一致拥戴。

沈爽烈士，字子儒，满族，1896年生于吉林省双城县镶黄五屯（现黑龙江省双城市水泉乡大有村）。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其家乡沦陷，毅然卖掉家产，化名白涤非，自筹钱枪，联合滞留当地的东北军一部组建起1000余人的抗日自卫军，任副司令，率部转战于哈尔滨南部及双城周边数县，不断打击日伪军。1932年春，其部队被敌包围打散，仍坚持地下抗日工作。1935年奉党的指示潜入关内，在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加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任支队参谋。1940年7月被派往平北开辟地区，在中共丰滦密县委负责敌工工作。针对敌特汉奸活动猖獗的现状，采取果断行动，连续在榆树湾、四合堂、大甸子等村镇压汉奸分子，摧毁多处日伪情报点，在此基础上，不辞辛苦走区串村，建立秘密情报站，为根据地搭建起一张遍布各地的抗日情报网。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孤身潜入密云县城、怀柔县城、石匣城，广泛接触伪职人员，作教育争取工作，搜集日伪情报，筹集钱款物资。在其感召下，1941年7月，伪满程斌讨伐大队100余人携械投诚；8月，密云伪警备队张博中队70余人战场起义，加入八路军十团。

沈爽（1896-1942）

1941年11月，在日伪疯狂制造“无人区”的残酷环境下，沈爽临危受命担任丰滦密联合县县长，带领全体干部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领导军民不屈不挠地坚持“无人区”抗日斗争。在其领导下，“无人区”内建立起多处秘密军事活动站和遍布根据地的信息传递网，群众被重新安顿和组织起来，抗日基层政权及群众抗日团体得以恢复，地方武装广泛开展麻雀战、地雷战，配合八路军十团不断打击日伪军。1942年4月8日，在震惊平北的臭水坑事件中，面对1000余日伪军的全力围攻，指挥100余军政人员奋勇突围。在唯一出口被堵、进退无路情况下，身先士卒，带头冲锋，毙敌数人，战斗到只剩一颗子弹。眼见没有突围希望，嘱咐身边警卫员：“出去告诉同志们，再苦再难也要坚守我们的根据地！”话毕举枪自戕，壮烈牺牲，时年46岁。

王波烈士，原名王慕禹，1911年5月12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绣匠屯村。1931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深感华北危急，毅然放弃学籍，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跟随白乙化赴绥远和硕公中垦区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参加白乙化领导的垦区暴动，任抗日先锋总队政治干事，从此投入抗日武装斗争。1939年，随队开赴平西根据地，历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大队教导员、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三营教导员，率部参加娄儿峪伏击战、收复斋堂镇、粉碎日军十路围攻等重要战斗。1940年4月，奉命带领十团三营先期挺进平北密云，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配合和掩护地方工作团深入云蒙山区、白河两岸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建基层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为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诞生、巩固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同年9月，奉命留在内线反击日伪军78天大“扫荡”，协助指挥三营克服困难，坚定信心，历经37次战斗粉碎敌人“扫荡”，保卫了新生抗日政权。1941年底，日伪疯狂制造丰滦密“无人区”，十团主力转移到平北西部，王波等带领三营留在“无人区”内坚持斗争。面对严酷环境，信念坚定，以身作则，教育和激励全营指战员不怕牺牲，顽强战斗，始终和根据地人民在一起，战胜严重生存困难，灵活机动打击“扫荡”之敌，清除汉奸特务，指导地方武装和自卫军开展游击战、地雷战，使饱受摧残的丰滦密根据地顽强屹立在伪满与华北伪统治区接合部上。1942年夏，任十团政治处主任。1943年5月，组建丰滦密地区队，任政委，兼任中共丰滦密县委委员。协助区队长师军指挥取得香水峪伏击战、石塘路伏击战、拔除榆树底下据点等战斗胜利，为保卫根据地和恢复被“蚕食”地区作出贡献。同年11月11日，伪满军一部窜入南香峪村抢粮，为保护群众利益，王波指挥丰滦密地区队二连奔袭南香峪，打击抢粮之敌。战斗中，头部被敌炮弹碎片击中昏倒，不幸落入敌手。敌人把他带到村中拷打审问，王波宁死不屈，怒斥敌人，被敌残忍杀害并割走头颅，时年32岁。王波作为一名八路军优秀指挥员、坚强的共产党员，深受丰滦密抗日军民爱戴，他的牺牲，是丰滦密根据地遭受的又一重大损失。

王波（1911-1943）

胡毅烈士，原名胡葆淼，1915年生于山东省荣成县，山东省立师范学校肄业。1936年入党。是年，在西安参加东北军学兵队，接受正规军事训练。“西安事变”后学兵队被解散，后随白乙化赴绥西垦区工作。1937年参加垦区暴动，投身抗日武装斗争，历任抗日先锋总队组织干事、二大队教导员、华北人民抗日联军政治处组织科长、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组织股长等职。1940年随十团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参加地方工作团，深入长城内外、白河两岸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建基层抗日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6月，任中共丰滦密工委（后改建县委）委员、组织部长。主持举办多期丰滦密救国会干部训练班，培养发展了丰滦密第一批中共党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第一批基层党支部，为坚持根据地抗日斗争培养出一大批骨干力量。1942年，在日伪制造丰滦密“无人区”的极端艰苦环境下，战胜困难，不怕牺牲，协助领导抗日军民顽强坚守“无人区”。主持开展党组织和村政权整顿，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恢复重建根据地党政基层组织，锄奸除特，把誓死不进“人圈”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开展反“扫荡”、反“人圈”、反经济封锁等一系列艰苦斗争。臭水坑事件发生后，代表县委立即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安定民心，消除部分群众因沈爽县长牺牲带来的悲观和动摇，为战胜严重困难作出卓越贡献。1943年11月，任中共丰滦密县委书记，后又兼任五区队政委，协助指挥五区队取得赶河厂战斗、清水潭战斗等多次战斗胜利。1944年5月，为了铭记抗日英烈，亲自领导并署名，为白乙化、王波、冯家峪战斗和臭水坑事件牺牲烈士等修建纪念碑。10月，兼任丰滦密联合县县长，领导开展减租增资运动，对违反党的政策行为进行坚决纠正，不幸被抵制减租增资运动、混进干部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杀害，时年29岁。胡毅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工作认真，坚持原则，斗争勇敢，不怕牺牲，受到丰滦密根据地抗日军民一致拥戴。他的不幸遇害，是密云抗日根据地斗争中又一重大损失。

胡毅（1915-1945）

密云抗日斗争的胜利，是以白乙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以邓玉芬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全力支持的结果，是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密云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不断发展壮大，动摇了伪满洲国与华北交界地区的日伪统治，牵制并消灭日伪军大量兵力，构建起连接冀东、平北、平西三大战略区的战略交通走廊，开辟了收复东北的前进基地，在地区抗日斗争中发挥出重要作用。经过几年的抗日武装斗争，密云河东、河西分别建立了坚强的党组织，建立了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并拥有一支久经战火淬炼的地方武装力量，这些都为以后保卫密云解放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