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组织建立的社会环境

1.密云的重要战略位置

密云位于北京市域东北部，是首都的东北大门，北邻河北省滦平县，东接河北省承德和兴隆二县，南与北京市平谷区、顺义区相连，西与怀柔区毗邻。面积2229.45平方公里，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区。密云“南控幽燕，北捍朔漠，左枕居庸，右瞰沧海”，是连接华北、东北、内蒙古地区的交通要道。特别是古北口，东有蟠龙山，西有卧虎山，两山对峙，紧锁潮河，有“京师锁钥”之称。

密云地处燕山南麓，华北平原北缘，大部分为山地，群山环绕，燕山山脉横亘密云东部、北部、西部，是守御华北的天然屏障。中部为潮河、白河冲击而成的燕落盆地（现为密云水库淹没区），西南面向京城敞开，地形像簸箕，像太师椅，又像张弓搭箭的硬弓，易于构筑完整的攻防体系。

潮河、白河是密云的两条主要河流。东部的潮河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自古北口入境，从东北向西南穿境而过，将密云分割成东西两部分，是冀东和京北地区的自然分界线。西部的白河发源于河北省沽源县，自龙门沟入境，经鹿皮关向东南注入燕落盆地折而南流，至密云城西南与潮河相汇，始称潮白河。潮河、白河沟通南北、限制东西，是联系华北、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天然通道，又是连接冀东、京北、京西等地区的纽带。

密云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历朝历代在此凭险设隘，修筑营城，驻守重兵，成为军事重地。密云旧志载“山川地险也，城隍营垒设险以守其国也。密云以弹丸之地，营城林立，雄视上都五州十八县”。《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约4100年前，舜请尧流放共工于幽陵，在密云地区修筑共工城，被称为“北京历史第一城”。从西周开始，自蓟城经密云到古北口，就成为连接华北、东北的重要通道。战国时期燕国设渔阳郡，是北京东部地区最早的行政建置，密云成为边防重镇。秦朝末年，因征募闾左屯戍渔阳引发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推进了历史的改朝换代。隋唐至辽宋金元时期，密云主要称檀州，是中原与塞外民族征战的重要战场。

北齐开始在密云修筑石长城。明代，戚继光在密云大规模修筑长城，修筑城堡65座，设有古北口、墙子路、曹家路、石塘路等雄关险隘。现保存长城182.97公里，约占北京段长城的1/3，其中司马台长城被誉为“中国长城之最”。同时在密云城置蓟辽总督，建石匣城驻蓟镇西协，统领古北口路、墙子路、曹家路、石塘路四路，形成以高山和长城为弓，以密云－石匣－古北口三镇为箭的完备的弓箭形军事防御体系，有效抑制了塞外民族的侵扰。清代，在古北口置提督，设柳林营、练军五营等重兵驻守；在密云置檀州满蒙八旗驻防营；修筑御道，设刘家庄、罗家桥、白龙潭、瑶亭等5座行宫，供清帝往来北京、承德。

2.衰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军队坚船利炮砸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由传统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密云作为京畿重地和清帝往来北京、承德的御道，见证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经密云逃亡承德，在热河离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1861年，咸丰帝病死承德，叶赫那拉氏发动辛酉政变（北京政变），在密云抓捕肃顺，清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开始长达40年的垂帘听政。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密云人民纷纷设坛练拳，建立义和团组织。县城锥塔胡同西口和鼓楼东侧开设了坛场。义和团到处捉拿外国传教士及依靠洋人势力欺压人民的洋教徒，火烧了英国传教士在丁字街开办的基督教堂。密云知县、檀营八旗驻防营副都统、反动地方豪绅相互勾结镇压义和团运动。年底，德国侵略军2000多人，两次由北京窜到密云，与反动统治者一起，将坚持了一年之久的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1913年，密云县衙改为县公署，知县改为县知事，县衙吏、户、礼、兵、刑、工等房改组为县公署民政科、财政科、承审处、管狱署、警察所、劝学所、工艺局、实业局。成立了县议事会、参事会。1914年，密云由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管辖。1915年，县公署将全县划分为13个自治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密云改属河北省，县公署改称县政府，县知事改为县长，县政府除设民政科、财政科、承审处外，设立公安、财务、建设、教育四个局，同时成立中国国民党党部。1930年6月，县政府将13个区合并为7个区，区下设乡、村、闾、甲、邻。

明清至中华民国时期，密云县所辖区域：东南至鱼子山与蓟县、平谷县接壤，南面与三河、怀柔县毗邻，东面以长城为界接兴隆县、承德县，北至白马关，北部、西部界长城与滦平县相连。1933年，县域面积1956平方公里，有319个行政村，其中大屯、胡家营、驻马庄、龙湾屯、白塔、王官屯、侉子营等28个村庄，因历史原因形成“飞地”。

1933年密云鼓楼南大街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复辟封建帝制，使封建势力得以回潮。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执政，各派军阀争权夺利，全国陷入军阀混战。密云作为军阀混战的重要战场，奉系军队长期驻扎密云，对人民强取豪夺，留下了“奉军一到，心惊肉跳。小孩遛马，大人铡草”的口头禅，奉军自供：“打精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人民饱尝战乱之苦。1924年，在密云等地区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古北口起兵后，秘密班师回京，发动北京政变（史称第二次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将清逊帝溥仪赶出故宫，成立国民军，邀请孙中山北上。后因孙中山逝世，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北京。

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密云广大农村仍处于贫穷落后的封建农业社会。1934年，全县有29198户、147847口人，除少数工商业者外，绝大部分为农民，农户达26278户、133062口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90％。密云、石匣、古北口三镇居民也以农户为主，依靠耕种城镇周边土地谋生。全县有地主500户，占总农户数的1.9%，有耕地37230亩，占总耕地数的15%；自耕农12800户，占总户数的48.7%，有耕地124096亩，约占总耕地数的50%；半自耕农8560户，占总户数的32.6%，有耕地86867亩，约占总耕地数的35%；有佃农（雇农）4418户，约占总户数的16.8%，租种地主耕地32265亩，约占总耕地数的13%。虽然农村社会结构中，以自耕农、半自耕农为主，地主和雇农比例相对较低，但封建盘剥、苛捐杂税沉重。半自耕农、佃农租种地主土地，每亩租金约占收成的一半，种地捐税由佃户负担，佃农除了田间劳动外，还要延长工时为地主干杂活。一个佃农至少要管理30亩土地，平均亩产为：谷子6斗、高粱6斗、玉米5斗、麦子3斗，平均每亩产粮只有75公斤，总产粮2250公斤，但佃农一般每年只挣粮750公斤，其余粮食都归地主所有。1936年，每亩土地粮食收成最多6元到7元，每亩需要生产费用约4.13元，其中，需交国税（各种田赋平均数）约0.06元，交地方田赋附加税0.02元，村团捐0.05元，此外人工5个工价2元，牲畜工2个工价0.8元，肥料1元，籽种平均0.2元。除去地租、捐税和种子，所剩无几。为了维持生活，只能向大商号或富家借高利贷，年息20%到40%。到9月初打下粮食后，商号与富家故意压低粮价，逼着农民还钱。9月，1斗玉米卖不到0.4元，农民在6月时借1斗粮，就得用3斗以上去还。广大农民种地入不敷出，生活极为困苦。

除封建剥削、苛捐杂税沉重外，密云山多地少，土地贫瘠，自然生产条件差，也是农村贫穷落后的又一原因。密云80％是山地，由于土地贫瘠，耕地每亩平均产粮75公斤，县内粮食不能自给，需要从境外购入粮食弥补不足。1934年，地主平均每户有耕地74.5亩，大地主不多，多是有二三十亩地的小地主，少数地主也参加劳动生产，地主自种耕地4965亩，占地主总耕地数的13.3%。自耕农平均每户有耕地9.7亩，平均每户产粮727.5公斤，按五口之家算，每人145.5公斤，仍不能自给自足。半自耕农自家地里产的粮食不够一家老小吃，还要帮人做工或者租种地主的土地，遇到灾荒年景，只能靠借贷度日。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的处境最为悲惨，经常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为维持生活，农民多以糠菜、树叶替代粮食。春荒时节，时常有人病饿而死。

密云工商业不发达，从业人员较少。1934年，全县从事非农产业的有2920户、14785人，各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10％。全县没有一家现代工业企业，只有几家手工开采的金矿和几十户荆编、制香、铁匠铺等家庭手工业，生产出的商品数量有限，只在本地销售。除密云、石匣、古北口三镇商户较集中外，广大农村只有少数商贸集散地。工商业者从事经营需要缴纳名目繁多的赋税及附加税，税分为省统和县统。省统税目有契税、营业税、牙税、烟牌照税、酒牌照税、牲畜税、屠宰税。县税有地粮附加、新粮附加、旗租改粮附加、旗产升科附加、屯豆附加、牙行营业税附加、牲畜税附加、屠宰税附加、田房中用、地捐、小肠捐、商捐、车捐、妓女捐、戏捐等等。印花税的贴布客体有发货票、银钱货物收据账单、支取货物之单据簿、预定买卖货物及单据合同等23项。由于苛捐杂税沉重，工商业日渐凋敝。

沉重的封建盘剥、苛捐杂税，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自然生产条件，加之潮、白河经常洪水泛滥、十年九旱和战乱不断，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矛盾非常尖锐。1903年6月，连续的天旱致使粮食歉收，农民缺粮，奸商乘机哄抬粮价，人民无法度日，石匣、古北口两地的人民联合起来，展开“均粮”“索粮”斗争。6月15日，石匣镇饥民王桂、张通等提出“均食富户”口号，人们纷纷响应，饥民队伍“填街塞巷”。县令命令典史前去镇压，愤怒的饥民齐声呼喊，毁墙拆砖，将孙道南打晕在地。7月20日，古北口众多妇女到囤积大批粮食的当地豪绅、原游击将军家索粮，遭到官吏的镇压。数日后，又有四乡饥民纷纷起来，一时聚集起1000余人的队伍。他们大闹西聚源粮店，并迫使北聚源卖粮。清末民初，密云北部山区时常发生“吃大户”事件，成百上千的饥民蜂拥而起，到大户人家索吃索喝，以度饥荒。这些斗争虽然被官府镇压了，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成为密云人民摆脱贫困的重要任务。

3.殖民地化逐步加深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改北京为北平，设北平特别市，密云由京兆地方改属河北省，由京畿重地变为一般省辖县。南京政府成立后，对内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行新军阀混战。日本侵略者乘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建立了伪满洲国。1933年，日本侵略者为侵吞热河，窥视华北，向长城沿线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爆发了著名的“长城抗战”。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从3月到5月历时两月余，历经古北口保卫战、南天门阻击战、石匣地区阻击战三个阶段，中国军队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中央军第十七军爱国官兵，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以12000余人的巨大伤亡，毙伤日军5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成为长城抗战的主战场，打响了北平地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枪，揭开了北平地区抗日战争的序幕。

中国军队坚守古北口

由于实力悬殊和国民党的抵抗政策，长城抗战最终以失败告终。5月17日，十七军全部撤出密云。19日，日军不战而克密云县城。25日上午，北平军分会作战处处长徐燕谋随日本使馆武官永津比佐重到密云县城，向日军第八师团师团长请求停战，草签了所谓“密云觉书”。其主要内容为：对于上校徐燕谋停战申请受诺之；中国军队应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以西以南之线，以后不得再越该线，亦不得有挑战行为；日军为认识对方诚意，得随时派遣飞机或用其他方法，视察中国军之撤退状况，中国应给予保护及便利；上列各款确认后，由关东军司令与何委员长各派全权代表在北宁路某一地点会合，提出正式委任状，经互相承认后订立停战协定；讫至成文协定成立，以中国军队不挑战为限，日本军不向中国军队撤退线追击。“密云觉书”的签订，标志着长城抗战正式结束。27日，蒋介石在听取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竑关于长城各口战况和“密云觉书”签订过程的报告后，连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批准了“密云觉书”。

1933年3月，日军侵占古北口

5月31日，中国军队代表熊斌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密云觉书”的主要条款全部写入《塘沽协定》。《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长城抗战的彻底失败，标志着中国默认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华北主权开始丧失。古老的密云作为“密云觉书”的签订地，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屈辱。

根据《塘沽协定》，密云与冀东其他21个县被划归非战地带，属蓟密区督察专员公署管辖，中国丧失了冀东22个县的完全统治权。密云地区被分割成三部分：西北部长城以外地区40多个村庄划为伪满洲国（属热河省滦平县），完全沦为殖民地；长城以南广大地区不允许中国军队驻扎，被设定为“非武装区”，日军可以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监察中国军队情况，这一地区只由亲日的警察机关负责维护治安，实受日伪统治；古北口被日本驻军、中国政府和伪满洲国共同管理，管理权实际控制在日军手里，被称为“特殊的殖民地”。

按《塘沽协定》划定的冀东非武装地带概况图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长城抗战的失败给密云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期间，日军出动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密云县城、古北口、石匣等地。4月16日，正值县城大集，赶集的人熙熙攘攘，日本飞机投下大量重型炸弹，街巷里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南街广义和估衣铺，家属和邻居10余人全被炸死在地窖里。日军占领古北口后，对未及撤走的中国守军伤员，见一个杀一个，老百姓也难幸免。中国军队曾在潮河关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4月14日、26日，日军两次血洗潮河关村，见房就烧，见人就杀。全村409间房，被烧毁360间，全村80户人家，被杀害的竟达83人。这是日本侵略军在北京地区制造的第一个惨案，也是欠下密云人民的第一笔血债。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掠、抢，迫使战区人民流离失所，逃难者成群结队，仅檀营一个收容站就收容上千难民。难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财产，也失去了春耕的大好时机，成千上万的难民“衣食维艰”，挣扎在死亡线上。

1935年11月25日，日本侵略者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名曰“自治”，实为日本控制下的汉奸政府。自此，密云县和冀东其他21个县就在这种“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统辖。12月13日，日籍顾问北垣修来密云上任。不久，改组密云县政府，裁局并科合署办公，凡有爱国表现的县政府官员均被撤换或赶走，一批无耻投靠日本的汉奸粉墨登场。北垣修名为顾问，实为“太上皇”，密云县一切军政大权都由其总揽。后又将全县划分为3个警区，区下设乡（镇），指派汉奸充任乡（镇）长。各主要村镇设警察派出所或分驻所，随时镇压抗日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立即开入密云。8月，密云完全被日军占领，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随后日军又在密云城内设立兵站，将密云变为其侵略华北的一个重要基地。

自划入所谓“非武装区”以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以后，密云经济资源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公开掠夺。密云县矿产资源丰富，日本侵略者垂涎已久。日籍商人开办的光龙矿业、隆兴矿业合作会社、福兴矿产等公司，蜂拥到密云开采金矿，矿区分布在密云北部山区，主要地址有黑卧村、江水峪、大梁峪、陈家峪、东驼古、西驼古、水泉沟、香水峪、寨子沟、团山子、半城子、果子峪等地方。他们大肆掠夺黄金等矿产。1936年，日本新新矿业进入密云，以半收买、半强夺方式控制了密云沙厂村的龙门山、沙厂山，开采钨矿，采选出的大量精矿粉被运往日本。1936年开始修建通（州）古（北口）铁路，密云人民的耕地被强占，房屋被拆毁，1.2万名老百姓被强制去修路。修路民工劳动强度大又吃不饱饭，还常常遭受打骂。民工们忍无可忍，便采取逃跑、怠工（“磨洋工”）等方式进行斗争，但却遭到了残酷镇压，许多参加斗争的民工被逮捕，在黑夜被拉出去杀害。通古铁路于1938年3月修成，4月1日通车，密云境内设古北口、下会、石匣、小营、密云5个车站，均由日伪直接把持。从此，经通州接连北平与古北口的通古铁路，成为日本侵略华北的战略通道。

日伪巧立名目，增捐加税，加强经济盘剥。除土地税等所谓正税外，又有治蝗捐、植树捐、兵捐、警捐、教育捐、婚姻捐，还有印花税、电杆税等附加税。这些捐税有的按时、按一定数额征收，有的则随意征收，数额不定。例如印花税，无论什么契约、证书、收据、领单，都必须贴上印花，否则就不予承认。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罚款，一旦触犯了日伪政府的利益，都要罚款，甚至逮捕关押。密云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生产的粮食不足食用，山区人民便将山上出产的果品、药材、山货拿到平津换棉布，再运到关外换粮食，以此维持生活。日本侵占密云后，外出买卖受到严格限制，去关外更加困难。古北口设有伪满洲国海关、外交事务所、承德税关、专卖署、邮政局、电报局、大东公司、通古路密云驿、通古路石匣驿等，海关关长、铁路驿长等行政长官绝大多数由日本人任职，并驻守有日本守备队、日本宪兵队、日本领事馆警察署、满洲国境警察署等。各出关口都有关卡，由伪满警察把守，不但收税，还要勒索。粮食布匹都列为禁运品，只要发现带有这些东西，就会被抓进日本宪兵队，轻则扣押物品，遭受毒打，重则被关押甚至杀害。长城沿线的群众为了糊口度日，暗中冒险去口外换粮，许多人被日伪发现，惨死在路上。

日伪在思想上对密云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为了磨灭密云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日伪在学校强制推行奴化教育。从小学起，各年级都必须设日语课，由日籍教师讲课，一边教日语，一边灌输“日中提携”“共荣共存”之类的亲日思想。日本侵略者视密云人民为亡国奴，可以随意欺压侮辱。他们强迫中国人见到日本人必须鞠躬行礼，中国教师见到日籍教师要行礼，店铺商人见到日本顾客要行礼，中国老百姓出入城门见到日本岗哨也必须行礼，否则就要被辱骂毒打，甚至逮捕关押。为了进一步奴役密云人民，日伪又建立了伪“新民会”组织，专门向中国人灌输“大东亚共荣”等军国主义思想，加强思想控制。

日伪残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密云人民从1933年就开始深受日伪奴役，感受刻骨铭心，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成为密云社会的主要矛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成为密云人民的首要任务。

二、党组织建立和早期活动

1.穷人会斗争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随后多次发表宣言，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号召抗日军民团结起来，“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同时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独立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933年1月，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和国民党疯狂“围剿”，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

在长城抗战败局已定，中国军队纷纷撤退，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正与日军妥协媾和之际，在中共河北省委推动和帮助下，1933年5月24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随即向日军展开反攻。

长城抗战的失利和《塘沽协定》的签订，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面对日益加重的民族矛盾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并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掀起反蒋抗日斗争。同时，中共北平市委、共青团北平市委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士兵中去”，开展反蒋抗日斗争。5月，北平弘达中学学生、共青团员徐敬之（又名胥照五、胥明礼），反帝大同盟盟员、民国大学学生张任祥、周静山（又名周尚仁，祁连庄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来到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组织革命武装。他们先到张任祥的老家三河县祁连庄、密云县“飞地”驻马庄（现属顺义区）等村，向农民讲解剥削压迫造成贫富悬殊，以及劳苦大众怎样解放自己的道理；揭露日军的暴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宣传共产党在江西、湖南领导穷人闹革命、建立人民政府的情况和反蒋抗日的主张，村民很快被发动起来。在宣传发动基础上，胥照五、张任祥等开始筹备成立农民协会小组。按照“拥护抗捐抗税、反蒋抗日，欢迎共产党，欢迎红军，家庭贫苦，注意保密”的入会条件，采取亲连亲、友连友的方式，秘密串联，发展会员，很快在祁连庄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小组，组员有六七人，推选张奉常为组长。随后，驻马庄的杨福、杨斌、杨鹤龄、李品三，柏树庄的朱琳、张茂生，沙岭村的郝振清、郝有博等人，积极投入成立农民协会工作，他们主动走亲串友向周围村庄发展会员。通过宣传，接受他们主张的人越来越多。

为宣传反蒋抗日的革命道理，农民协会小组印发传单。传单上角印有镰刀斧子的旗子图案，内容为揭露日本侵略中国、蒋介石卖国投降的行为，以及反蒋抗日的道理。这些传单散发到附近集镇、村庄，最远散发到密云、怀柔县城。仅1个月时间，农民协会遍及20余个村庄，会员发展到200余人。后经研究，把农民协会小组统一改称穷人会，并成立干事会作为领导机关，推选张任祥为书记。凡有会员的村庄都设立分会，各分会的负责人叫指导员。穷人会于6月底和8月初，在驻马庄村北小北沟先后召开会议，提出“发展会员、壮大组织、积蓄力量”的工作方针。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干事会作为领导机关，张任祥任会长，干事会设在驻马庄，干事会下设驻马庄、祁连庄、柏树庄、良善庄、白塔5个分会。同时组成锄奸队和打狗队。到8月底会员发展到800余人，遍及60余个村庄及密云、三河县城。

2.密云地方党组织建立过程

为加强对穷人会的领导，做好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工作，1933年9月，经中共河北省委研究，派共青团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共产党员刘靖到三河县来。9月19日，刘靖到达驻马庄村。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将所了解的情况向中共河北省委代表兼北平市委书记季苏汇报，并要求增加力量。经季苏同意，抽调共青团员褚德全到三河工作。刘靖和褚德全回到驻马庄后，立即召开穷人会干部会议。会上对穷人会的前期工作肯定了成绩、指出不足，认为农民运动的方向正确，群众发动得也很充分，但在组织、宣传和对敌斗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把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会议决定：第一，整顿穷人会组织，纯洁队伍，增强斗争性。将混入的投机分子清洗出去。今后发展会员要以贫雇农为主，严格审批手续。同时把穷人会干事会改为总会，张任祥任总会长，张茂堂任组织部长，杨福任宣传部长。第二，整顿宣传工作，把政治宣传工作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纠正把穷人会说成是共产党，把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说成是红军的不恰当的宣传。把群众引上“抗捐、抗债、反日”斗争中去。从这次会议开始，穷人会有了党的领导，明确了具体的斗争方向。经过宣传鼓动，会员们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群众运动从此走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刘靖（1909—1990）

会后，刘靖亲自负责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到9月下旬，先后吸收密云县驻马庄村杨斌、杨福、杨纯、杨鹤龄、李品三，顺义县良善庄王子恒及沙岭村的郝振清、郝友博等15人为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驻马庄党支部，杨斌任支部书记，这是密云县第一个党支部。此后不久，密云县白塔村建立党支部，密云县城内也发展了两名党员。为了统一领导密云县各个党组织，成立了密云县中心支部，标志着中共密云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9月底，经河北省委批准，成立了中共三河县中心县委，刘靖任书记，杨斌任秘书长，张茂堂任组织部长，胥明礼任宣传部长，中心县委设在驻马庄。三河中心县委隶属中共北平市委，负责统一领导密云、怀柔、顺义、通县、宝坻等县的农民斗争，共有11个党支部，160多名党员。同时组建7个游击队，约70人；1个青年自卫军，近百人，按省委指示称“青年自卫第三军”。

共青团工作，是从胥照五5月份到三河县以后开始的。到9月下旬，先后吸收了驻马庄村柳春普、杨宗儒、彭怀伶、彭永祥、杨震、彭永秀等130余人入团。建立了驻马庄、沙岭、柏树庄、白塔、大曹庄、杨镇等15个团支部。9月底，建立了共青团三河中心县委，褚德全任书记。

3.密云地方党组织早期活动

中共密云地方组织建立后，在中共三河中心县委领导下，积极投入反蒋抗日斗争。由于党组织没有对外公开，党的活动主要以穷人会斗争形式开展。1933年9月底，吉鸿昌、方振武率领抗日同盟军进至怀柔、顺义牛栏山一带，准备开赴冀东时，国民党三河、顺义、密云、怀柔等县政府下达“五条公事”通知：一是各村20岁至40岁的男人要当兵，受军事训练；二是每个区为县里筹措军费300元；三是各村筹钱立电线杆；四是结婚要买证书并交印花税；五是民间枪支都要检查、打上印记。针对这个通知，中共三河中心县委利用10月初创办的《贫民必读》杂志社，印制大量传单，组织党、团员广为散发。在传单中指出：“五条公事”是使冀东进一步殖民地化的具体表现，是遏制民众抗日的手段。当兵无非是打抗日同盟军，无非是替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民众。号召穷人会会员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抵制，不当兵，不交钱，民间枪支收归穷人会使用。各村穷人会会员纷纷响应县委的号召，积极开展斗争。当国民党政府派人来催兵催款时，会员们坚决抵制，迫使“五条公事”无法推行。

1933年10月初，三河中心县委又领导了抗债、抗青苗会、分粮吃大户的斗争。农历九月初一是农民还债的日子，由于高利盘剥，穷苦农民都把九月初一看成是难过的鬼门关。穷人会便将欠债农民联合起来，决定九月初一共同抵制债主逼债。这个决定受到穷苦农民的欢迎，他们纷纷成立村抗债队，各村抗债队串联起来，筹备建立抗债联庄会。穷人会撰写了抗债宣言，印成传单和布告。青苗会是旧村公所掌握，负责向各户敛钱、雇人保护青苗的组织，后来村公所与青苗会合而为一，凡一切兵差、车辆、粮草等苛捐杂税都归它征收。征收捐税不论土地多寡，一律按户均摊，因此它便被豪绅地主利用来敲诈农民。穷人会决定领导穷人推翻旧青苗会，建立新青苗会，进而夺取村政权。抗债、抗青苗会斗争一展开，青苗会不敢再向村民乱收钱，抗债、抗青苗会、分粮吃大户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配合抗日同盟军开展反蒋抗日斗争，按照党的指示，1933年10月上旬，三河中心县委准备迎接抗日同盟军，并在抗日同盟军到来时组织武装暴动，成立武装游击队，建立游击根据地。县委加速进行发动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一方面组织军训班，训练村自卫军，成立村武术团，收集武器弹药，另一方面派人去迎接抗日同盟军。驻马庄村准备了武装暴动用的红旗。10月18日晚，刘靖、胥照五、张任祥等秘密组织召开联庄大会，各村穷人会代表60余人参加。会议决定：抓紧武装工作，要求每人准备一件武器；争取与抗日同盟军联系；成立抗日救国会；加强秘密工作，清除汉奸；组织抗捐抗债斗争。会后各村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武装暴动。

抗日同盟军进至冀东后，派代表到驻马庄与中心县委联系，计划东渡潮白河。县委作出《迎接抗日同盟军来冀东发动游击战争的决议》，指出：京东地区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的摧残，人民群众痛恨日本的情绪极为高涨。《塘沽协定》签订后把冀东划为“非武装区”，实际就是第二个伪满洲国，使京东人民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双重剥削压迫。京东农民受到日本侵略、国民党蹂躏，年景不佳，高利贷盘剥，苛捐杂税繁重，生活困难。他们要求加入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县委认为发动游击战争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同盟军的到来更能加强党的力量，农民可以武装起来，对付日军和国民党。

中心县委一面派人到潮白河西岸联系同盟军，一面发动各村穷人会尽快成立抗日会、后援会，号召群众积极参加抗日同盟军。县委将农民自卫军改为抗日游击队，任命郝振清为队长，计划配合同盟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因潮白河两岸均被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封锁，抗日同盟军无法渡河，又连续遭到敌人的南北夹击、包围堵截、飞机轰炸，全军将士英勇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穷人会武装暴动计划被迫停止执行。

共产党和穷人会组织和影响一天天扩大，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成立了几个县的联防武装组织。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10月19日，国民党河北省执委派特务韩受卿、李树平前往三河，准备对穷人会进行镇压。中共三河中心县委事先得到了消息。10月20日傍晚，刘靖、胥照五、张任祥等主要干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并部署应对办法后，撤离驻马庄，转移到下营村观察敌人动向。10月20日夜间，国民党三河县长曹祯命第八区区长黄道通督率全区警察和“保卫团”共70多人，会同省里来的两个特务，包围了祁连庄、驻马庄等村。夜间，枪声大作，反动武装冲进村庄，抓捕了共产党员、穷人会干部和会员10余人。21日又包围白塔村，抓捕穷人会会员2人。同时还包围搜查了三河、顺义的几个村庄，抓捕穷人会会员多人。11月9日，国民党密云县政府派大量警察“围剿”驻马庄，搜捕穷人会会员。之后，又派军警长期驻守驻马庄，经常闯入民宅，搜查捕人，毒打威逼群众，长达2年之久。由于遭受国民党政府的镇压，穷人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

穷人会被破坏，但党组织并未受大的损失，三河中心县委转入秘密斗争。10月底，刘靖和省委派来的张文海回到驻马庄一带恢复工作，由于警特监视，无法立足，又返回省委。三河中心县委工作暂由郝友博负责，与在北平的刘靖、胥明礼保持联系。县委成员有郝振清、杨斌、张茂堂、杨鹤龄等，他们坚持秘密活动，积蓄革命力量。12月，北平市委秘书胥照五找到在北平为党组织当临时交通员的郝振清，传达省委关于建立“京东特委恢复工作组”，着手恢复党在三河工作的意见，派郝振清回沙岭村与郝友博接头，并与刘靖保持联系。1934年2月，郝振清回到沙岭村成立“京东特委恢复工作组”，决定把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当作京东工作的中心目标。不久，省委组织部长林枫到沙岭村视察工作，向三河中心县委主要成员传达了当前全党工作的重点，即动员一切力量，确保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强调暂时不要搞武装暴动，要巩固组织，发展党员，积蓄力量，指定郝振清代理中共三河中心县委书记，郝友博改任县委宣传部长。根据省委指示，县委采取把党的组织秘密起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教育；斩断党员之间的横向联系等措施，整顿党的组织，同时决定在潮白河各渡口，京东各县各重镇以及在耿继周义勇军内，在古北口、大谷山和三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通县、牛栏山、高丽营等城镇吸收新党员，建立党组织，并在顺义、怀柔、密云3县成立区委会。当党的恢复工作正在进行时，1934年春，中共河北省委驻北平代表、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季苏被捕、叛变，出卖了三河县委，致使郝振清、郝友博于5月4日被捕，县委再次遭到破坏，至此党的活动基本停滞。

从1933年5月到1934年5月，党领导的穷人会斗争，是密云人民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建立了中共驸马庄党支部、密云县中心支部、中共三河中心县委和团县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标志着中共密云地方组织的建立。这次斗争是一次宣传抗日、教育群众的有益尝试，它宣传了党的政策，组织起一支群众队伍，并取得一定胜利，在当地群众中留下深刻影响，为党在该地区以后的活动、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政治基础。1938年，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党领导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他们立即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恢复了党的组织，并积极开展抗日斗争，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穷人会会员参加了抗日队伍，直接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