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一九四五年的春季，当时的冀东斗争局面显得特别紧张，这是由于整个战争接近大反攻的时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敌后各个战场上都陷入空前的窘境。敌人为了确保其通往东北咽喉要道，和伪满洲国这块后方基地，对冀东地区进行了持续八个月的反复清剿扫荡。在兵力方面，以伪满洲军为主，配合日寇独立第八混成旅团，共四万余人，先后分区扫荡了北宁路南北和长城内外地区。到处奸淫烧杀，大肆抢掠，在长城南北，把已经多次遭到破坏的山村，再次大面积地强迫拆迁、烧毁，逼着群众到被指定的交通要道去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人们心里都明白这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是侵略者垂死前的挣扎。

四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了，会上提出了准备大反攻扩大解放区的号召。冀热辽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组织了三个北进支队，在同一个时间内，齐头向长城以北敌占区出击。冀热辽军区第十四军分区即以两个主力连，三个武工队共四百余人，组成了挺进东北第一支队。

我们支队的主要任务是跳过兴隆、滦平敌人“集家”区，开辟热河西北围场、隆化、丰宁一带地区，力争在夏秋期间打开局面，站住脚跟，开创新的游击区，用以牵制进入长城以里的伪满军，减轻敌军主力给予中心地区的压力。这是一件多么光荣多么严峻的任务啊！

“打出长城去，确保基本区！”这是我们当时的行动口号。冀东的人民平日是熟悉东北同胞的悲惨生活的，血淋淋的事实，经常激动着每个同志的心弦。他们都很容易理解东北同胞是多么渴望着解放，新的任务对于巩固中心地区是多么重要。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敌人惨淡经营了十四年，自称铜墙铁壁的“满洲国”，也决不肯轻易让给我们。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必胜的信心和准备应付万难环境的决心。我们就靠着这信心和决心克服着困难，直到争得最后的胜利。

冲破层层封锁线

北进任务确定后，每个人自然都有一番忙碌。上级给我们调配了适用的枪枝、子弹以及医药、电台和足用的伪满币，还给我们每个人补充了双套的服装、鞋袜。临行的时候，和分手的老战友互相送别致意。

还记得六月二十七日出发的这一天，是一个明朗的日子，满山碧绿，晴空万里，四野禾苗散发着引人的幽香。我们集结在古北口东南不远的一个山村——司马台。同志们一面炒米、锥鞋、缝补衣服，一面猜想着新区的情况，有的说：“围场是皇上打猎的地方，不知还有没有御马圈。”别人接茬说：“我们一定能够到宝寨主的寨上瞧上一眼。”也有的说：“听说那里有官家办的大牧场，如果能搞他几匹快马，把咱们这个靠两条腿走路的步兵，装备成靠四条腿走路的骑兵队那该多么好呵！”大家都以兴奋和好奇的心情想着将要去的新地方。

八路军跨过司马台长城挺进伪满洲国

由于部队的集结，被敌人发觉了，下午三时，向我们发出了“欢送”的礼炮。原来我们预定黄昏时出发。这回不行了，敌人逼着我们提前出发，于是就一面掩护，一面向北山转移。寻着熟悉的山路，隐蔽到高山上。在天将黑的时候，登上古老的万里长城走向新的征途。

几年以前，敌人就把长城作为防御我军的绝缘带。把几个沿长城的县分划成“集家”地带，人们叫它“人圈”区。在那里加强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统治，防御我们向北发展。然而，“集家”地带并不是不可越过的鸿沟，“人圈”里人们的心是永远也圈不住的，他们正象在沙漠里寻水一样盼望着解放，盼望着抗日军队的到来。

当天下午太阳将落的时候，我们跨过长城，进入第一个“人圈”——古城川。这是沿着长城北麓山川的一个比校大的村落。周围筑有高墙，里面是一排排简陋不堪的茅草房。屋子狭窄，蚊蝇聚集。因为每一家只能有一小块盖房的地方，所以鸡、犬、猪、牛与人都住在一起了，生活秩序是杂乱的。人们穿着露肉的衣服，黄瘦的脸孔看不到一点血色，蓬发垢面，都像是久病未愈的人。这时我们才真正看到东北父老的牛马生活了。

这里的人们早就听说有八路军，这回才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虽然经过人人开口宣传，说明我们是打日寇的，向久在痛苦生活中的乡亲们表示了慰问。但是很多人只能是热在心里，刚一见面还不敢和我们有会心的谈话，可是他们的热心，从腾房子、找家具跑东跑西地奔忙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一群群的小孩子看着我们这支面生的军队也没有什么惧怕，围拢着战士问这问那。我们休息了好一阵，把饭做好了，正待吃饭的时候，突然敌人从东面赶来堵击我们！几挺机枪响了，伪军的先头部队30多人，还未来得及展开火力，就被我们的排哨缴了械。敌人的后续部队未敢前进，就悄悄地缩回去了。

我们把敌人甩掉了，老乡们怀着惜别的心情送我们上路。我们带上晚饭继续向北进发，经过一夜的跋涉，进驻平(北京)承(承德)铁路以东的王家沟。这时早已得到我军情报的驻滦平、古北口的敌人，汇集了敌伪军千余人，又从南北两路袭来。天近中午，又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我们见机迅速地占领了一座马蹄形高地，从南、东、北三面构成一条三里多长的战线。敌人首先向我三连阵地开始攻击。我们就分散隐蔽在山头上，任凭敌人的炮火打得群石横飞，我们谁也不打一枪。等敌人接近山顶时，一阵手榴弹扔去。随后一阵冲杀，吓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在游击战争中以少数的人力、劣势的武器制胜敌人常用的一着。敌人不甘心于失败，下午二时许，又集中力量向南面的我军二连阵地进攻。一阵激烈的炮火刚刚停止，成群的敌人冲了上来。二连的同志们，在三连的掩护下，端着刺刀向敌人冲去，在手榴弹的硝烟中，和敌人短兵相接。连长赵双合同志，带队冲锋。在冲杀中他的大腿受重伤不能行动了，还高声指挥说：“同志们要坚决消灭敌人！不用管我！”就这样整整一个下午，全线在七处打退了敌人的冲锋。敌人受到了极大的伤亡损失，抱头鼠窜地逃跑了。可是在这次北进初战中，我们也有一、二十名同志蒙受伤亡。连长赵双合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为党、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严重的情况考验着我们，看来，出发前设想的困难并不过分。当晚，在山沟里集合了部队，追悼了死者，在刚踏上的征途上，为死去的烈士立下了永世长存的纪念牌。全体同志经过灵前的战斗动员，一股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为死者复仇的热流激荡着全身。在“为死者报仇”、“走到围场即是胜利”的口号下，迈开英雄的步伐，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

这是北进的第三天，我们采取急行军的办法，摆脱敌人。当天下午，绕过滦平县城——鞍匠屯，进住滦平、丰宁交界处王家营子。部队经过两天两夜的行军作战，多么需要短暂的休息啊！然而被我们已打得恼羞成怒的敌人，哪里肯罢休，看来他们这次下了更大的本钱，从东面和北面再次向我们扑来决战。在夜幕将落的时候，我们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决定一面战斗一面突围，迅速转移。

不料在突围中，由于敌人的炮火十分猛烈，敌众我寡十分悬殊，我们的一部分队伍被冲散了。处在人地两生、敌情不明的“集家”地区，被冲散的部队集合起来，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啊！部队不能集合，又怎能完成我们的重大使命呢？这些联想，很快地涌上心头。作为领导干部自然是焦急万状了。

这时人们的心情是只要找到部队，就能克服困难。于是我们利用敌人夜间不敢外出的弱点，找到一个比较高的山顶，点火呼号，同时又四处派遣侦察人员进行联络。这样终于在次日中午把冲散了的人员全部集合起来。在这样的时刻里，失掉联络的同志又重会一起，内心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不少同志在相见握手的时候，激动得落下了眼泪。

我们正在计划着继续北上的时候，侦察员报告了前方的情况。在老丰宁县城(凤山镇)西南我们必经的一个地方，敌人重重布置了兵力。根据情况判断，证明敌人已清楚地摸到了我们北进的意图。当时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靠近凤山城下二里地方通过，这样可以少走几天的路程，避免许多难以预计的困难。可是，这里两山夹一河的山谷窄道，正面有凤山镇堵住去路，却隐伏着极大的危险。第二条路，必须跋高山，涉涨水，绕道数百里，虽然可以躲开明显埋伏，但是也是艰险千万重。

怎么办呢？任务强迫我们指挥敌人，在这紧要关头，我们选择了一条指挥敌人的妙计。那是七月一日的早晨，我们以一部分队伍从丰宁城南三十里的一个部落出发，假意向南回师，沿途放回向导，有意地叫老乡给敌人送信。另外，派侦察部队到东南五十里的部落号房做饭，暴露部队绕道北进的意图。其实我们的部队主要部分却隐蔽离村十五里的山沟里，好好地休息了一天。

傍晚彩霞回照，一些记不起名儿来的野虫鸣叫着，更显出只有山野里才能独有的寂静。经过一天的饱睡，同志们几天来的疲劳被丢掉了，精神振奋。队伍集合后，经过简短的动员，向着丰宁城下进军。

这天夜里，乌云笼罩着山谷，眼前是一片漆黑，天上还时断时续地下着小雨。人们尽量睁开双眼，注视着前边同志在臂上扎着的白布，一个紧接着一个，屏息无声，蹑足蹑脚地嗦嗦前进。就这样，紧张急速走了一夜，于第二天拂晓，顺利地通过了北进途中的险要据点凤山镇。当地群众称作“老丰宁县”。

当我们路过城西的时候，警犬狂叫，东方天已发白，透过淡薄的晨雾，可以隐约地看见那座高出树梢的岗楼。大概敌人并不在睡觉，但是怎么一枪也没有放呢？事后才知道，城里只剩下少数伪军看家，紧闭着城门，蜷缩在据点里，生怕我们攻打他们。大部敌伪军已于昨日下午向东面出发，按照我们给他设计的方向“堵击”我们去了。

战斗在塞罕坝上

经过八昼夜的行军作战，终于到达了围场境内。这里是敌人统治了十四年，毫无工作基础的地方。南离冀东基本区几百里，北面是一片人烟稀少、杂草丛生的塞罕坝。当地群众在敌人的毒化政策下，把许多好地种上鸦片，粮食不能自给，广大农民忍受着敌伪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剥削，衣食无着，生活异常贫困。我们曾见过不少在山沟里锄地的农民，几乎是光着身子干活，地头有件破羊皮袄，就是他的四季服装，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

我们到了围场，就像到了盼望已久的家乡，这里就是我们要“安家立业”的地区。我们就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生长。

部队经过长途跋涉和连续战斗，每个人的面孔都变得异常憔悴。人们是多么渴望着有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啊！能使我们略整行装，稍拭倦容，迎接更加艰巨复杂的新的战斗任务。然而，这样的时机哪里会有呢？在我们进入围场境内三天来每天都要与敌人作战，第四天，敌人即向我们合击来了，还劳动了伪满洲军的几架飞机来“助威”。我们为了保存实力，充分利用那里山林稠密的有利条件，和敌人兜圈子。白天隐蔽在山林里休息，夜晚出来活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夜晚在屋子里睡过觉。

七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在战斗的空隙里，召开了军政委员会。根据已有的调查材料，认为该区地广人稀，吃住困难，在敌人加紧围攻的情况下，在群众中扎根的工作必须广泛展开。于是决定两个武工队合配一排武装，立即铺开。分别在隆化的郭家屯和丰宁、围场交界的御道口附近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主力部队也分散活动。

当我们分散活动，在群众中开展起工作以后，精悍的武工队象一群燕子一样，在那山林密集的沟岔里串来串去。每到下午四、五点钟太阳平西时，就成了我们的天下，那里居民是比较分散的，村子都很小，有的是三、五家，有的是十几、二十多家，进村以后把群众召集来讲讲抗日道理，说说国际上德意法西斯已经惨败，剩下日寇就好收拾了。也介绍介绍根据地人民的民主生活，经济生活等情况。当地居民中绝大部分是由口里迁来开荒落户的，非常关心老家地区的情况。有些战士还和群众攀谈起亲戚来，就越发显得亲近了。由于人民军队和群众的这种鱼水关系，有着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感情，武工队的活动是比较顺利的。不长的时间内，这两地区就有几十个村子可以转信，敌人出发时可以传送情报，群众主动地为我们筹集一些粮食、鞋袜，这就使我们战胜敌人有了更可靠的保证。

七月下旬敌人开始大调兵力扫荡清剿。由四外调来的伪满洲军三个旅，几支讨伐队，约万余人，象饿狼一样向我们活动的地方扑来。他们首先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大川里安上了临时据点，另外派部队搜索山林，反复清剿。

敌人满以为靠着他那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统治已久的伪政权，不要很久就能把这支站脚未稳、孤悬敌后的部队赶尽杀绝或驱逐出境。

事实并没有按照敌人的妄想发展，我们一面留少数武装在内线和敌人周旋，破坏交通，打麻雀战；一面集中主力突到外线，寻机作战。七月下旬的一个早晨，王文带二连百余人，从围场西北大唤起沟出发，奔袭了围场外围据点——牛牡子沟。那天正是一个暑气蒸人的最热的一天，部队行进在荆棘丛生看不到人烟的塞罕坝上，找个向导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就按照地图指示的方向前进。在那一望无边的大坝上，水源成了维持生命比粮食更重要的东西，常常在很长的一段路上找不到水喝，我们就采集野生的酸菜止渴。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才通过百里无人的塞罕坝，在当天下午七时许给敌人来了一个突然袭击，打进牛牡子沟据点。当我们便衣侦察员不声不响地把门岗缴械，等后续部队冲进营房时，敌人才发觉我们这支“神兵”，三十多名伪军乖乖地缴出了枪枝。

留在内线活动的部队组成几个突击组，白天到山上隐蔽，了解地方情况，夜里就冲向敌人的临时据点，搅扰得敌人寝食不安。一次，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我们两个侦察员带着三个老乡，袭扰了当天刚刚住下的大北沟门一个讨伐队的放哨班。他们在深更半夜，凭着熟悉的地形，巧妙地绕过敌人的岗哨，进入敌人的住所。一枪未响，就把正在酣睡的敌人缴了械。当他们出村的时候，由于未答上口令，又顺手把哨兵打死。这时在大村住的敌人才听到枪响。从梦里惊醒各自据守院墙向外盲目地打枪，结果自己混战了小半夜。另外还有几个突击组常常活动到围场县城附近，破坏交通要路，袭扰敌人的运输队，再加上当地群众对八路军神话般的传说，使得城里的敌人惶恐不安。

敌人集中了万余人的兵力，向我们这几百人的挺进支队进行围剿扫荡，并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于是又实行一套新的办许 ，使用了白天搜山，黑夜伏击，并在我们活动区内推行集家收粮政策。将山沟里的零散住户向大村合并，把群众的粮食集中看管，随吃随发，企图割断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断绝我们粮源。这是多么恶毒啊！很明显，这时我们必须狠狠打击敌人，争取群众，保卫粮食。

当我们发现了敌人围攻的迹象时，在我们活动区周围所有的大川都驻上了围剿的敌军。部队活动已很困难。我们三连在这种情况下，曾连续打了几次恶仗。有一次敌人和我们三连部队为了争夺一个山头，几次用密集的炮火作掩护，组织冲锋，都未得逞。我们始终顽强地固守着阵地，有的同志子弹打光了，就在阵地前堆起石头，敌人冲上来，就放“滚木雷石”，再近了就拼刺刀。一直坚持到天黑，才突围转移。

在敌人反复清剿下，给养发生了困难。部队再度分散，以班排为单位活动。敌人想把我们消灭在山沟，我们就把敌人引回县城，组织多股武工队和游击小组，渗到县城据点附近活动，破坏交通，扩大宣传，迷惑敌人。

在内线开展了反“集家”、反收粮斗争。敌人将粮食和群众向大村集中了，我们就袭击敌人的“集家”队和配给所。在几天内，我们打开了大石头村、牛牡子沟、燕各柏等三个配给所，把库存的东西分给群众。

在一个多月的战斗生活中，和当地群众建立起新的关系，部队逐渐壮大生根，人民送出自己的子弟参加军队。千方百计地掩护我们伤病员。一次，我们的特派员李福祥同志，在突围时负了伤，躺在山上不能走动。由于流血过多，已经失去生存的希望。侥幸被一个下地的老乡发现了，他精心地把他藏在一个山洞里，冒着生命每天偷偷地给他送水送饭，想各种“土”法给他治疗，一直到日本投降才把他送回部队来。在这里粮食是经常紧张的，本来山沟里出不了多少粮食，加上敌人的苛征就更感不足了。有饭让谁吃这是最能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我们经常活动的那些村里里，当最紧张时乡亲们把仅有的一点莜麦面、咸盐汤都交给我们吃了。直到把正在生长的土豆挖来当粮食。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我们由御道口“国营”牧场赶来牧牛十数头，分发给部队和当地群众当粮食吃。我们就是这样，和群众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敌人，完成着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使敌人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

最后的胜利

八月中旬，在塞外已经有几分秋意了。敌人也正疯狂地向我们作最后拼命的挣扎。一天，突然传来围攻的敌人连夜撤走的消息，接着从各地传来了“日本宣布投降”的传说。这些轰动一时的传说闹得我们有点没有主意。信吧，来得太突然，不信吧，围攻的敌人何以突然撤走了呢？于是我们一边集合部队，一边到城里侦察。

尝过黄连的人才知道蜜糖的滋味更甜。深入敌人腹心，天天在炮火里生活的人，忽然得到日寇投降的消息，内心的那种兴奋激动是不能用言语文字来形容的，只能用经历去想象。有的战士高兴得忘了吃饭，有的兴奋得发狂。八月十八日的中午，我们正在吃饭，侦察员匆忙地走了进来，报告说：“日本确实投降了，围场的鬼子已经开到承德集中去了。”这个消息传来象是第一声春雷，唤醒了一切。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立刻放下饭碗，连蹦带跳地一声吼叫冲到院子里来。一个好开玩笑的班长，把一碗带着汤的莜麦卷子，扣在另一个同志的脑袋上，撒腿就向外跑，接着，其他同志就像一窝蜂似的追了出去，抓住那个班长就是一顿厮打，直到最后把他扔到靠墙角的一个水坑里，引起了大家一场尽情的欢笑，笑得人们再也喘不过气来，把浑身的力量都笑完了的时候，才慢慢的缓和下来。

日寇撤走后，围场城内伪军组织人员慌乱起来，意见纷纭。有的主张等待国民党接收，坚决不向八路军投降，有的主张掠夺城内财富，上山当土匪；也有的看风使舵，谁来归谁。

这时部队在反“扫荡”中已经分散，一时很难迅速集中。而城里情况变化无常，迫不及待，伪军开始携枪逃跑，坏分子煽风点火，谣言惑众，说什么“八路军不是正牌，不能接收县城”，“八路军进城就报仇，拿住伪军去上祭、点天灯”，“共产党专捉大烟鬼”。总之，群众害怕抢劫，伪军酝酿造反，一场暴乱很有一触即发之势。

八月二十日早晨，未等部队到齐，王文同志带一个排首先占领城外据点——棋盘山。这是围场城北的一个警察所，共有伪军政人员四十余人，步枪三十多支，对于这个据点的正确处理，决定着接收围场的全局。我们对全体伪军伪职人员进行了讲话，原职未动，把所有的枪弹进行了登记。然后发归原主，向他们约法三章，不许扰民，听我指挥，保护公共财产”，并立即改名为保安队。

果然，这一着很灵，医治了城里正在患着慌惑症的人们。我们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被伪区长作了及时的电话秘报，有力地安定了城里的人心，当天下午，我们随着城里各界组成的迎接队伍进入围场城，饱经日寇涂炭的围场人民，淹没在一片欢腾喜悦的气氛中。

塞外的中秋，气爽天高，已经有几分寒意了。通往承德的路上，蠕动着一簇簇的人群，上年岁的人显得特别多些。他们冒着蒙蒙细雨，象有急事似的来来往往。我偶尔停下来打听一下：“老大爷，你们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呀？”他们满面堆笑地说：“十几年没有进城了，赶走了日本鬼子到城里看看，顺便买点过冬的东西”。从城里回来的人们，多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里面多是些旧的衣服，鞋、袜，他们极有兴致的边走边谈地说：“今冬不再发愁了，再冷也冻不死啦！”来来往往的人群每个人的眼里都闪耀着无限的喜悦。直到天已大黑了，还有人不断地来往着，内心兴奋的人们，好像忘记了还有夜晚。

（作者：王文    李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