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自1933年入侵古北口后，犯下罄竹难书的罪恶，仅把我所回忆起来的略述如下，以志不忘。

赶出家门

日寇占领古北口以后，就占据了该地区的学校、殿堂和大宅院。如文昌阁小学校被占据直到1935年。河西东栅子外路北郭家大院被日军占据，后改为陆军医院。河东大街路西杜家大院被日军占据，后来改为日本宪兵队驻地。丁字街三合店被日军占为仓库，后被当作日本小学校。1934年冬，随着日寇的军队增多，占用了更多的民房，不少人家被赶出家门。

1936年以后，日寇占据了自上营小城南门以南，东至二里沟，南至东山住户，西至大街的一片地带。日寇把这里居住的如关祝三、关树臣、关又春、徐大有、陈家、赵家等30多家住户赶出家门，并拆了理藩院、三官庙、戏楼、关帝庙、姑子庵旧址和一些民房建为兵营。日寇对被赶出的各家，通过商务会给过两次满洲票，算是象征性的租用房地钱。

疯狂屠杀

1933年日寇进攻古北口时制造大量屠杀惨案。3月10日，日寇在东关门外稻池北边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山沟——胡同沟，刺死当地群众孙焕、孙凤亮、陈君、陈贵仓、何双合、赵得保等6人，其中年龄最大的赵得保60多岁，最小的陈君只有18虚岁，此外还刺死一头毛驴。4月14日、26日，日寇又在古北口制造了潮河关惨案，两次共屠杀平民83口，烧毁房屋360多间，使一个只有80户人家的小村遭受灭顶之灾。

1938年农历五月十四中午，日寇三架飞机从古北口西河套简易军用机场起飞，到北台村狂轰滥炸。李清泰的父亲脑袋被炸成两半，母亲被炸伤。李进禄和母亲一同被炸死。李树林的母亲被伤。蔡瑞林17岁的女儿和蔡瑞祥本人被炸伤，六岁的儿子被炸死。200多头牛、猪、羊被炸死。住房10多间被炸毁。

过鬼门关

日寇驻扎文昌阁时，在文昌阁西南角外面修了一个岗楼，派日军日夜在此站岗。这里是过往古北口的必由之路，来往的人从这里经过必须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如果不鞠躬或是鞠躬的姿态毛躁，若是孩子就会被骂“八格牙鲁”；若是大人，就会被痛打一顿或扒光衣服仔细搜身，检查所带的东西。最厉害的是还要看“手相”：皮粗、手厚、有老茧的，挨几个嘴巴或被踢几脚皮鞋就放过去；没有老茧、皮不粗、手不厚，甚至被怀疑还有用过枪的迹象的人，就甭想走了。1936年，日寇不在文昌阁驻扎，却又在北门坡顶上设了岗。1938年以后，日寇的岗撤掉，改由伪警察设岗。坡顶南边的台上有一间房，内有火炕。凡是从此路过的卖柴人，必须单有一小捆柴放下，留作烧坑用，否则不能放过。这些柴有很多被伪警察运回家。过路人所带的东西，不论是吃的、用的，站岗人都随着“检查”就拿起来。不愿意拿的人，挨打是小事，一旦被送走就更加危险。岗哨的路口有一个大木架子，上面钉着铁蒺黎，太阳一落山就横过来加上锁，等到太阳出来时才打开。

特务横行

日寇在古北口设的军、政、警、宪等机关，如日本宪兵队、伪满洲宪兵队、驻军、伪警护队、伪警务段、日本伪警察署、伪警察所等，都豢养着大量特务。其中特务最多的是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内设特务队，约有一百多人。所有的特务都歪戴着帽子，穿一身中不中、洋不洋的衣裳，腰里掖着一把手枪，并故意从衣襟下边露出来。他们除了伙同日、伪军、伪警察经常到乡下“扫荡”外，还在河东、河西、大岭、潮河关等没有八路军的地方寻找八路军。他们走在路上横眉立目，不用好眼看人。遇到不认识和从乡下来的人，立刻拦住盘问、刁难、勒索、打骂，或抓走后滥用酷刑，硬逼人承认是八路军的探子，然后带到日本人面前邀功请赏。宪兵队的特务因为人多，经常到古北口附近的村庄搜查。他们到了哪个村庄，哪个村庄都必须杀猪宰羊款待一番，临走时，鸡、鸭、鹅等吃完了还要带上活的，不这样就被诬陷为“私通八路”。1944年农历正月，这一帮匪特到汤河村以后，一个姓季的小队长看到河沿有一家新娶的媳妇十分美丽，进屋关上门就进行强奸。女方不从，就施以毒打，直打的女方无力反抗了，才奸罢离去。

文化侵略

古北口镇河西村完全小学的经费原来有自己的办学基金，教师由学校董事会聘用。学校被日寇占领后，日本的密云县顾问山本来到学校把学校改为“县立”。学校一切受到伪县政府及日本人控制，在各个年级教授《日语》课，并在《修身》课本中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学生对《日语》课十分反感，说：“日本话，不用学好，过了三年用不着。”驻古北口的军、警、宪等机关的日本长官，经常到学校监视、检查师生的思想表现。伪满洲铁路警护队还派人到学校强迫学生们参加他们的“军训”。

河西村的转角设有密云县新民会古北口分会，该会专门向群众和学生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中、日、满提携”“大东亚共荣圈”“日、德、意联盟”等反动思想并从事特务活动。大街的许多墙壁上都画有八字须的《人丹》广告。

粮食控制

古北口原为周边丰宁、围场、隆化、滦平等县的粮食集散地。自从日寇成立伪满洲国后，于1939年以长城为界，实行粮食物资封锁。古北口关内东部、南部村庄的农民又没有人敢到古北口来卖粮。所以，古北口千余户人家无处买粮。日寇把东北碾高粱米籽的糠和榨油剩下的豆饼、花生皮做成“混合面”运来，“配给”到各家吃，因为又苦又辣非常难吃，后来人们宁可饿着也不吃了。商务会曾由东北买过一批高粱米，于1939年夏季卖给群众，每户可买到一至两斗(每斗15公斤)，但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古北口外的农民有粮食却没有衣穿，古北口人有衣穿而没有粮食，于是口里口外的农民在饥寒交迫中，被迫趁黑夜从山间小路来往贩运粮食和衣物。但一旦被捉，即以“密输犯”治罪。

资源掠夺

日寇发现古北口镇西桃园山里有金矿后，于1939年至1941年秋，在石桥北设立日本亚细亚金矿株式会社古北口金矿办事处。随后又调来了大批日籍采金技术人员，以及150多名矿工，组织挖掘古北口的黄金矿石后运走。古北口被占领前，市面上流通的是大铜子儿、小铜子儿和银元。日寇进驻古北口后改用纸币，大肆搜刮和换取银元、铜子儿。从此就几乎见不到银元和铜子儿了。

1933年冬天，日军住在东关李尧臣院内，民工在挖地窖时刨出一大罐子银元、银锭和元宝，并被挖窖民工分了。日寇知道后，对这些民工大肆逮捕、拷打、搜索和查抄，直到把银元等全部追回到日寇手中才算罢休。

日寇经常通过伪警所、镇、保甲组织向古北口及周围群众摊派。摊派的东西包括钱、柴、草、花生、线麻、大麻子、芝麻、大米、红高粱、黑豆……凡是农村能产的，没有不要的。另外还要铜和铁，自家没有的花钱买来也得上交。

四处“讨伐”

日寇从古北口经常四处“讨伐”，多数都带着特务、伪警察，有时还有伪满洲军。有时伪满洲军和特务队也单独进行“讨伐”。“讨伐”队每到一个村庄，首先占据周围的高地、山岗，然后进村集中群众，搜寻八路军，并对被围困的群众进行毒打、恫吓、枪杀。对方明知村内没有八路军，也仍然“照方吃药”。他们说，“打粳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借用这句谚语来折磨老百姓。

各村人民在抗日政府领导下，组织侦察，掌握敌人动态，并在各个山头设有岗哨、暗语。“讨伐”队去了，群众早已躲避一空。敌人找不到粮食，就放火烧房。日寇“讨伐”队曾在井儿峪村连续放火烧了三次。古北口的日寇“讨伐”队到快活峪“无人区”，见人就开枪，见到庄稼就砍，见到住人的窝棚就烧。

1941年7月28日，古北口宪兵队在上甸子、下甸子、涌泉庄等村捕捉到群众128人，进行酷刑折磨，然后送承德监狱判处七人“极刑”，其余12年以上有期徒刑。同九月初六，又在香水峪、北香峪、南香峪等村捕捉村民95人，经古北口宪兵队、承德监狱判4人“极刑”，其余12年徒刑以上。日寇投降时，这些判处有期徒刑的大部分人相继被折磨死去。上甸子等村只有黄玉宝、谢仲勋、李相禹等14人生还。香水峪等村只有钱志礼、田瑞山、王世文、张振邦等八人生还。

古北口的日寇“讨伐”队，每次从农村“讨伐”回来，总要捆着或用铁丝拧着、串着一些被捕群众，赶着一些抢来的牛、羊、骡、马、驴等牲畜，还有的挑着一串串的鸡、鸭、猪肉。

残害妇女

一次，古北口的日寇“讨伐”队，包围了新城子镇附近一个村庄。村里几十名妇女藏在高粱地里，被日寇发现赶了出来。她们被迫脱光衣服站成一排，供他们取笑。

古北口日本宪兵队有一个名叫郑木的日本汉语翻译。他来古北口时，从丰宁县带来一个姓车的女人。郑木在丰宁县患病时，就住在这个女人家。这个女人把他伺候到病好后，就跟他来到古北口河西村。1943年，郑木的日本女人来了后，郑木就在这年11月份的一天，指使三个特务把姓车的女人打死在潮河土桥的东侧。当时一个特务从桥西侧开了第一枪，射向那个女人的身后。她被打后坐在桥上用手绢捂着脑袋。另一个特务在桥东侧上了桥又补了一枪，枪弹直接从太阳穴射入，女人当场毙命。车姓女人从丰宁还带来一个儿子，随郑木姓叫郑文七。后来，郑文七在石匣镇当了特务。他母亲死后，郑木又派特务把郑文七枪杀在石匣北门外。

阎王殿

日寇占领古北口时，在古北口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护队院内，经常有受刑人发出痛苦的喊叫声。日寇对中国人使用的最普通、最平常的刑罚是灌煤油、凉水、辣椒面。该刑罚把人的肚子灌得高高鼓起，或是用气筒向人的肛门里打气，直打到肚子像个扣着的锅时，再穿着大皮鞋上去狠狠地踩，把人踩得连汤带血由上下各个孔道流出来。此外还有过电的刑罚，或者用烧红的通条、烙铁烙肉、烫眼儿，或者用带许多钉子尖儿的胶皮板或木板打，用木杠子打，用狼狗撕咬……所有的酷刑，无一不备。凡是被捉进去的，极少能活着出来。古北口的日本宪兵队和伪满洲警护队是名副其实的“阎王殿”。他们明里暗里害死、杀死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谁也不知道。

杀人场

万寿山七郎坟边的黄土坑，是日寇公开杀害八路军、革命干部和战士的刑场。差不多每年要杀人一两次。每次最少两人，最多一次是七人。杀人前，日本宪兵队出布告，还组织群众观看。

日寇统治时期，杀害抗日群众最多的秘密杀人场在隧道北口潮河边上。这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泥坝。坝上宽平，坝下是河滩。日本宪兵队经常在夜里把被害人拉到水泥坝上砍头，没有枪声和其它声音，然后浅浅地埋上一层沙土。所以在这片河滩上，罹难人的白骨、头发、烂衣服成堆成片。三五成群的野狗日夜不离地在这里狂吠和咬架。

在这里被害的人大多是从外地抓来。密云城东塘子村王利君老师的父亲，因看共产主义的书籍被塘子宪兵队逮捕，送到古北口宪兵队。王利君那时只有十岁左右，曾由母亲带着来古北口日本宪兵队内探望过一次。此后，父亲就杳无音讯了。1940年春节前的一个风雪天傍晚，日寇的“讨伐”队从古北口东边的村庄扫荡回来，他们押着数十名老百姓，用一根八号铁丝穿着手心连成一串。这些受难的人，进了古北口日本宪兵队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942年以后，有少数被害人是在日本宪兵队院内被杀，然后碎尸装入麻袋，被扔到这个杀人场喂狗。

这个杀人场的南面是山，西面是大河，东面是不许老百姓随便去的火车道、火车隧洞和伪铁路警察的机关——警务段，北面是铁路和潮河边的许多坝笼，是人迹罕至的僻静处，而且潮河每涨一次水，就把杀人的痕迹冲洗一次。

1934年至1940年，我在河西完小读书。这里春天河水浅，冬季有冰桥。我和两三个同学穿着学生制服，每天从这里走小道上、下学。这个杀人场是我亲眼所见。就我目睹，这个杀人场在六年中每年都有四五百人在这里遇害。这是自古以来，古北口最大的杀人场，是古北口人应该永远悼念的地方。

（作者：张伯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