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8日，在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地区，发生了一桩震惊整个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事件——“臭水坑”惨案。在这次惨案中，我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及十团供给处主任乔永昶、卫生队长郭廷章和地方、军队机关工作人员等30多名同志牺牲；县政府财粮科长李昨非、团卫生队医生张云阁等40多人被俘，使整个丰滦密抗日政权蒙受了自建立以来的最大损失，是一桩令人触目惊心、永世难忘的惨痛事件。

“臭水坑”位于密云县白河西岸黄花顶山中、牛盆峪村西北方、东西走向大山梁之阳坡处。它四面环山，中间是一盆地，当中有一个夏季积水的坑，当地人民称之为“臭水坑”。其实这里的水并不臭，它经年常流，泉清水碧，可饮用。这里山高谷深，且多悬崖峭壁，地形极为险要。同时灌木丛生，大多高达一人深，附近无村庄，亦无一户住家，只有两间简易破草棚，为以前山外老百姓进山烧木炭住过。根据其破旧程度推测，至少近两年再无人住过。在这里屯兵，既无食水烧柴困难，又比较隐蔽；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比较好机动，因此是当时十团选择军事活动站之一。

众所周知，1941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也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当时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后，企图迅速稳住它在中国的占领区。一则好抽出手来进行太平洋战争，二则好把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因此，在其已停止对中国作正面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倾其主要力量来对付我在敌后所创造的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我平北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除大力进行反复“扫荡”外，特别着力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我山地中心区不择手段地加以“清剿”，急欲铲除而后快。我丰滦密地区在当时的平北抗日根据地中无论是其地理位置还是其政治影响，都是日寇不能忽视的地方。尤其是在1941年3至9月间，驻于该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遭我多次(白道峪歼灭战、东西白莲峪沟口歼灭战、“一撮毛”歼灭战等)歼灭性的打击后，益发对我抗日军民恨入骨髓，从当年10月开始，日本侵略者不但大量调兵遣将到丰滦密，而且还特别从日本关东军一七四部队抽凋六百余名惯于山地作战的老兵，组成独立大队，驻丰滦密半城子、下营、石佛、四合堂、马营、溪翁庄等地，专门对付我丰滦密抗日武装力量。在对丰滦密地区持续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大“扫荡”中，敌人所到之处，老百姓的粮食、牲畜、衣物统统抢尽，家什用具统统毁坏，房屋草棚统统烧光，人员不论男女老幼、统统杀掉。在孟思郎峪村，27名老幼和妇女没来得及跑掉，敌人将他们赶到一个场院内全部杀掉，又放火将尸体焚毁，成为有名的“孟思峪”惨案。

为了更有力地牵制和打击敌人，保存有生力量，避开敌之锋芒，我十团主力(一、三营)由吴涛政委、才山参谋长率领跳到外线(昌延和龙赤联合县)积极活动，寻机打击敌人，我率二营配合党、政、群工作，坚持在丰滦密地区与敌伪军开展极其残酷的斗争。1942年4月8日惨案发生前，我率二营六连及团机关部分人员就住在“臭水坑”。不久，县政府机关也迁进来了。当时，据了解，山外各大敌伪据点诸如古北口、石匣、密云、怀柔等处的敌人，都没有什么变化。为防备敌人的偷袭，平素我们很注意上面各大据点敌人的增减变化和动静。“臭水坑”北、东、西三面背靠敌人制造的“无人区”，虽有伪满军三十五团团部驻于四海，但其下辖分队大都驻于永宁、大庄科、勃海所等处，距“臭水坑”都较远，唯有三十四团一个营驻大水峪距我较近。但对它我们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情报工作，它稍有动静我们马上便得到情报。(据邱阜同志讲：在惨案发生的当天拂晓前，山外回来的侦察员报告，山外也没有什么动静。)因此，在我们思想上，安全感是比较强的。

4月7日，我们县政府得到后山铺自卫军来的报告说：后山铺伪警察队向村中老乡征派毛驴，明天(八号)到莲花瓣一带搜山。接情报后，我即同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和团特派员邱阜同志研究，为了狠打伪警察搜山，由我带着六连的两个排去莲花瓣伏击敌人，家里留下一个排掩护机关，由邱阜同志负责指挥。地方上的事，由县长沈爽负责。出发前我特别提醒和交代沈县长和邱阜，一旦遇有紧急情况，即向莲花瓣方向靠拢。我带着分队翻过“臭水坑”的北大梁，进抵二道沟。黄昏时，令分队休息做饭，以备伏击时用。在此期间，我又派出两名侦察员去莲花瓣村对后山铺方向警戒，掩护拂晓时分队进入伏击阵地。不久，侦察员急匆匆赶来向我报告：敌人已到莲花瓣村。当时我分析了一下形势，仍认为这是后山铺伪警察怕遭我打击，因而先我一步至到了莲花瓣村。

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莲花瓣村伏击不成，只好改变计划，我即令部队向“臭水坑”驻地返回。当我们爬上二道沟南山梁时天已拂晓，及到“臭水坑”北大梁一线时，天已大明。这时，我令分队就地稍事休息，并端起望远镜，对四周作了一下观察：莲花瓣村方向没有什么动静，南山边和平原一带也无什么可疑情况，北面山梁上亦未见到什么。可是，当我观察到“臭水坑”北大梁北坡半山腰时，发现了已散开成战斗群的敌人，密密麻麻，正一个劲地往大山梁上爬，但却看不到也听不到“臭水坑”方向我哨兵的任何动静。我一看这情景，急了，当即命令两挺机枪和步枪特等射手，朝着敌群猛烈扫射(与敌直距大约八百米左右)，试图用呜枪报警的办法提醒我“臭水坑”人员。可是，既不见“臭水坑”大梁哨位与敌开火，也不见“臭水坑”驻地有人向我枪声处靠拢。于是我便认为：由于情况紧急，家里人来不及向莲花瓣方面靠近，及时转移了。这时，我一回头，突然发现在二道沟底下，又有一股敌人正向着二道沟通往大牛圈之鞍部方向前进。我立即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根据当时的敌情，地形，迅速选择了突围的方向。我感到，如果就此下山顺山沟向南突围，出口处肯定有敌重兵把守，很难冲出去。于是遂率分队下了大山南面陡坡，折向西，直奔枣树林东北沟。这时才听到由“臭水坑”方向传来的激烈枪声，待爬上莲花瓣西南大山隐蔽时，“臭水坑”方向的枪声已经停止。由于对家里情况没弄清，我心里一直不踏实，随即又派侦察员前去察明情况。因为数十个敌人把守着二道沟与大牛圈之鞍部，侦察员无法通过。后来，我亲自绕到所在大山南侧，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在鞍部及南侧的山头上依然布满着敌人，看到这阵势，我的心就像悬着一块铅，直往下沉。我多么希望家里的同志正像自己所推测的那样，早已突出重围，少受损失地转移到别处；多么希望敌人的此次奔袭，亦像以前一样，徒劳一场啊。

约摸下午3时左右，奔袭我“臭水坑”的敌人陆续撤出。我急匆匆地带着分队赶到“臭水坑”。可是，摆在面前的是一幅目不忍睹的惨景。“臭水坑”被敌人破坏得一塌糊涂，牺牲了的同志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里，面目模糊。他们有的两手抱着大石头，有的手里紧握着大木棒……可见，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些同志还在与敌人作殊死地撕拼。据从“臭水坑”惨案中侥幸突围脱险和隐蔽未被敌人发现而脱险的同志讲：当敌人从四面山上扑来的时候，我留在家里的六连一个排和所有军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邱阜同志指挥下，英勇地迎击敌人，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抗击着敌人，危急关头，大家都把突围的希望、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没有一个装“熊”的。不少人虽然没有武器，但他们没有坐着等死，而是赤手空拳地同敌人拼，抱住敌人朝悬崖下滚。沈县长牺牲前对他的警卫员说：“出去告诉同志们，多大的困难也要坚守我们的根据地。”他的年轻的警卫员朱显奎两腿负伤，没能冲出去，敌人将他包围了。敌人在向他开枪之前说：“用东西把头包上吧，免得你害怕!”面对敌人的嘲弄，他咬紧牙关，挣扎着站起来，昂首怒目，鄙夷地说：“怕死就不当八路军了!打吧，狗崽子们，我就站在这里!”英勇地倒在了他终日相伴的首长、战友身旁。团卫生队队长郭廷章同志，宁死不当敌人俘虏，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粒子弹时，饮弹自戕……

敌人血洗“臭水坑”，以为将我丰滦密地区的抗日军政主要领导和组织消灭了，以为我也被打死了。当敌人见我遇难同志遗体中有一个穿黄颜色羊皮板军裤时，便大喊大叫：“王亢在这里!”“王亢被打死在这里!”为辩真实，敌人把被俘后当了叛徒的王郎子(我联合县委组织部长胡毅同志的交通员)叫到跟前辩认，王郎子看了看说：“这是十团供给处乔主任，不是王亢团长。”(因为当时我与乔穿一样的裤子)听说不是王亢被打死，敌人不禁大失所望，气急败坏的敌人，残忍地将沈县长的头割下来带走，悬挂在大水峪村头“示众”。

事后，我们通过调查了解才知道：敌人为袭击“臭水坑”，经过了周密地策化和准备，他们集结了大水峪、大庄科、永宁、四海等处据点的六百多敌人，采取了长途奔袭的手法，企图将我党政军机关和工作人员一网打尽。

“臭水坑”惨案发生后，敌人更加疯狂嚣张，并扬言鼓噪：丰滦密联合县县长被打死了，县政府被消灭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完蛋了……

可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是扼杀不了的。我们幸存下来的同志并没有被吓倒，我率领着同志们，面对着烈士们的遗骨，庄严宣誓：一定完成烈士未竟事业，一定用更多更大的胜利告慰烈士英灵!于是，我们掩埋好烈士们的尸体，握紧手中钢枪，更坚强地继续战斗下去。

从此后，我们夜袭二道沟西北平台敌伪的帐篷群(敌人在“臭水坑”惨案之后，对我“扫荡”“进剿”更加猖狂和频繁，甚至对我中心山区进行“驻剿”)致敌死伤数十名，使其再也不敢张牙舞爪夜宿在我中心山区。吴涛、才山率一、三营激战从九渡河出来“扫荡”的日伪军；副参谋长师军率分队急袭在瓦庙烧房子的日军；十团主力鏖战四十里长嵯；狠狠地打击了在古石峪烧房子的日关东军独立大队之一部……，战斗接着战斗，捷报连着捷报．终于把丰滦密 “无人区”恢复为有人区，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成为战略反攻挺进东北之前进基地。

                                                                                                                    (作者：王亢，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1960年晋升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