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像一把尖刀深插在伪满州国和伪华北统治区接合部上，扰得日伪昼夜不得安宁。1941年10月，万余日伪军对丰滦密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由东到西，由南向北，凡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驻扎活动过的地方，他们都反复“清剿”“扫荡”。每到一地，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其手段残暴至极，骇人听闻。“扫荡”后期便开始实行“集家并村”政策，建立“部落”，制造“无人区”。

丰滦密联合县东起半城子，西至渤海所，南起白道峪，北到于营子，东西南北各长120华里的广大地区，统统被日本侵略者划为“无人区”。“无人区”内除日伪指定建立的“部落”外，其它地区都不准有人居住。在“部落”周围10华里范围内可以耕种，其它地区还被划为非耕作区，即“无住禁作地带”。在此区内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本侵略者妄图依靠这种野蛮残暴政策，控制“无人区”的人民群众，以图达到其割断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目的。

丰滦密联合县第十二区，即番字牌、于营子地区，位于长城沿线，是日伪1942年春实施“无人区”计划地区之一。当日伪开始实施“无人区”计划时，区内人民群众在中共丰滦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激烈的反“无人区”斗争。于营子以南的南台子、西沟、八亩地、龙潭沟等村群众，不怕侵略者的屠刀，宁死不进部落，纷纷逃进深山老林坚持抗日斗争。这些群众不能回家种地，就在山林里采药、狩猎，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没有房子，就住山洞、炭窑，或刨个地坑，搭些树枝柴草居住。没有粮食，靠树叶、野菜度日。他们坚持抗日斗争的精神，得到了香水峪、白马关、大平台等村群众的大力支持，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吃饭、穿衣、居住和治病困难。可是，在当时香水峪等村，群众生活也相当困苦，也无力为“无人区”群众解决全部困难问题。尤其在农历八月以后，天气转冷，野菜枯黄，树叶凋落，“无人区”里坚持斗争的群众，生活就更加艰难了。

早在1942年2月，中共丰滦密县委、县政府就号召抗日群众，克服困难，坚持斗争。同时抽调县大队和政府工作人员，深入乡村，与群众一起守土抗战，因而使抗日群众受到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特别是那些不进“部落”，坚持在山林里开展斗争的群众，面对严重的困难局面，不但顽强坚持着，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县、区工作人员，逐村逐沟深入到群众中，重新组织并恢复因集家并村而被冲散的村政权和群众组织。根据群众居住情况，能按原村就按原村，不能按原村的则按山沟或居住片进行组织，建立新的村政权。8月下旬，抗日政府在西驼古、卯子峪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躲进深山老林里的南台子、西沟、八亩地、龙潭沟等村的群众，组建成两个抗日游击村，即游击东村和游击西村。通过群众选举，选出了村干部。

由原南台子、东沟等村组成的东村，村长李万廷、副村长李万德；由原八亩地、龙潭沟等组成的西村，村长李万生、副村长李守本。为了庆祝抗日游击村的建立，群众和干部一起，还搞了一次大会餐，吃顿大米饭、萝卜块炖羊肉(潮、白两河川群众有种稻传统，在当时，吃大米也并不罕见，羊和萝卜都是山地自产，特别是萝卜在山地长得个大，味甜，产量高于平地)。

抗日游击村建立以后，政府又对群众生活作了进一步妥善安置，因而两个村群众抗日斗争情绪更加高涨。

抗日游击村的建立，对抗日斗争产生了很大作用。为保护群众生产和生活，预防敌人偷袭，村政权组织群众站岗放哨，监视日伪军行动。体壮男子还组织起来，为八路军抬担架，运送子弹，站岗送信。日伪军进山“扫荡”时，村政权组织老幼转移，领导青壮人员打游击，开展麻雀战，村政权还组织妇女们给八路军做军鞋、军袜及护理伤病员等。

游击村成立时，一个姓康的汉奸把抗日军民召开大会的地点，报告给于营子据点日伪军。敌人立即出动，奔袭西驼古。敌人到西驼古时，大会已经结束。敌人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没见到。气急败坏的敌人，烧了西驼古村的房子，抓走了八名群众。后来，被抓的群众中，有两个人惨遭杀害。事件发生后，经抗日政府查实，确为姓康的所为，不久将其抓获并正法。

抗日游击村村干部带领群众和八路军紧密团结，同部队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部人家虽然仅有一个背篓，晚上还不知道能在哪里安睡一夜，但坚持抗日，意志如钢。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游击村的群众才走出山林，返回原住村庄。自此，游击村自行解散。但游击村在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率领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特殊作用，给在平北参加过抗日斗争的干部群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