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日军一个中队由古北口出发，第一次侵占了曹家路。在曹家路派驻了警察分驻所，王柱东任所长，下设巡官、书记、分队长各1人，专警15人，由古北口管辖。

1937年，日本警宪小分队第二次侵占曹家路，进村没几天，便命令警察分驻所通知吸食鸦片的烟民去队部取药戒烟。村民王森山、李德元、仇云清、王崇裕、潘世荣、刘福荣、史振之等7人信以为真，换上干净的衣帽去见日军。半途中有人暗示王崇裕说：“日本人会安什么好心?见着日本官还有你们的好!”王崇裕听说“没好”立刻溜掉了。其余6人到了宪兵队部后啥也没说就被拉到南门外，全部用机枪打死了。这是侵略者欠下曹家路人民的第一笔血债。

1939年，日寇伪满洲队第三次侵占了曹家路，妄图长期盘踞。他们组织保甲，按保甲强行征夫、征粮、摊派砖瓦木料，在西门里路北仇允中家的菜园里构筑了50间兵营；在西门楼上修筑碉堡；后山城根建了一座两层岗楼和嘹望哨，上架机关枪，枪口对准了全城的四面八方。兵营驻着日本一个中队，队长是长岛；街南大院驻了宪兵队和特务，队长是岗奇。从此，侵略者严密控制曹家路的三座城门，每天太阳落山，便城门紧闭，禁止通行了。白天村民出城下地劳动，在城门口也要“打夯”，就是在手腕上印一个戳记，收工返回时，验看戳记，盘查搜身，验看“良民证”才准进城。村民稍有不顺，日本兵抬腿就踢，举手就打。 

日军为了推行“强化治安”，于1942年3月开始集家并村，强令黄土梁、大沟门、二道河、下湾、老婆山、松岭子、塔沟、杨树沟、北沟等9个自然村的农民，拆毁房屋，搬进曹家路城里。由于人口过于集中，日寇又不准人们出城挑水，城内水质差，卫生条件不好，1943年发生了瘟疫，十一二岁以下的孩子死了200多个，好多户的孩子死光了，把尸体丢进了山沟，狼吃狗嚼，哭声遍野，惨不忍睹。 

日本宪兵队养着不少的翻译和特务。这些阴险、狡诈、残忍的汉奸走狗，经常随主子讨伐扫荡，抢粮抓人。他们对被抓的无辜百姓，要“过堂”审讯。每次“过堂”都要用棍棒打、皮带抽、灌凉水、灌汽油、灌辣椒面、坐老虎凳，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硬逼着承认自己是八路军，逼供不成，就拉出西门外砍头。吉家营村的我八路军两名粮秣员，新城子李之勋母子，大树峪李万存等同志，都是这样死在敌人屠刀之下的。 

还有一次，一个姓德的翻译，在黄土梁碰到一个外乡人，拉着两匹骡子，驮着土布。德×硬说土布是给八路军送的，将这外乡人捆绑起来，然后派人把屠户杨振山找来．逼着他剜出外乡人的人心。德×抓起血淋淋的鲜人心，狼吞虎咽地吞下肚去，还恶狠狠地说：“我吃了人心豹子胆，以后打仗我什么都不怕。” 

曹家路的广大村民，对日寇及其汉奸走狗的累累罪行，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抗日支前的斗争。

1938年，邓宋支队(即邓华为政委，宋时轮为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东抗日根据地，来到曹家路一带。他们一进村，就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墙上书写抗日大标语，唱抗日歌曲，号召人民有人出人，有力出力，老百姓头一回看到这样好的军队。此后，李满盈领导的游击队在村民配合下，一次又一次拔掉伪警察分驻所。汉奸刘五子被游击队砍了头，阎五子等二人被游击队活埋了。这时有志青年穆桂生、刘国福等人先后参加了八路军。 

雾灵山根据地建立之后，曹家路属承兴密联合县第五区。曹家路村南的大安峪沟，长约20华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曹家路村民经常以砍柴、种地为名，向驻这里的游击队提供日军活动情况，并掩护五区干部高原同志进到曹家路城里，布置抗日支前任务。那时村里的马占、刘福宽二位同志都是游击队的秘密联络员，能及时把情报送给八路军。曹家路广大妇女，为了支援抗日，给八路军做军鞋、军袜。军鞋是实纳帮，毛布底，钉的紧，纳的实，走山路坚固耐磨，深受八路军的称赞。军鞋军袜送到大安峪沟或遥桥峪，交李之兴转走。 

1945年8月，日寇在一天夜里，偷偷溜走了。之后从滦平来了一批“花子队”看守兵营。没几天，听说日本投降了，他们也跑了。此时，八路军刘公起带领游击队数十人进村，接收日本兵营。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来接收，大家在西门口列队欢迎，吹着喇叭、放着鞭炮，庆祝抗日胜利。八路军把大米、鱼干、盐等胜利品分发给老百姓，又把日本兵营改成区政府，曹家路村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