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前之社会经历

（一）家境

王亢，学名王兴民，1911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县虎庄区后邱家坎子村一个贫农家中。那时全家9口人（父、母、兄四、姊二），地4亩，生活主要靠父亲当店员和大哥、三哥在外当长工来维持。

王亢将军

父亲为祖父母独生子，幼时上过一年私塾，在20岁时祖父母相继去世，只剩他一人在外面当店员，在药铺、杂货铺当过学徒、住过菜园子，晚年在家务农，于1935年故去。

母亲幼时在姜家当童养媳，后来生下两男一女后死去丈夫，为生活所迫又与父亲婚配，系一劳动妇女，于1937年故去。

大哥王兴君，读过一年书，从十几岁即在外面扛活，系一农民成份，现于沈阳市大华铁工厂当大师傅（炊事员）。

二哥王兴臣，读过四年小学，是个旧军人成份，在旧东北航空军里一直混到上尉副官。“九一八”事变之后，曾在家住过两年，后来他又托人介绍到伪昌图县政府任科员，在1940年前后因疯病离职回家休养至今。以前虽说他当差很久，因有二嫂和侄辈们跟他在外，故对家庭及我读书经济照顾很少。此人的政治面貌，据我了解在1936年以前无党派背景，以后则不详。

三哥王兴有，未念过书。自幼即在外面扛活，年迈回家种地并有时为人家扛活，系一勤俭朴素农民，现于老家种地。

四哥王兴万，上过三年半小学，是个旧军人成份，此人社会经历很复杂。除在旧东北军混过外，在伪满军队、国民党军队都混过，均当医生。据我了解，在1936年以前，此人无党派背景。1948年冬被解放过来之后，经解放军官收容所短期培训即分配了工作。现于沈阳市公安总队当医生。

（二）生长在老家时代（1911—1930年）

自我出生时起，即为家庭贫困时期，有时有吃不上饭的情况，自七八岁即随母亲拾柴火下地做零活，十一二岁曾在外村为人放牛。13岁这年，经大哥说通，母亲才准我上小学，由于学习用功，成绩较好，格外博得先生的赏识，并帮助解决纸张笔墨的困难，得以坚持到小学毕业。大约是在1926年由于奉票毛（货币贬值）的关系，可以将从前由奉票作价典押在外之土地，大部赎回，家庭经济好转。故得以继入高小二年卒业。在1930年的一年中，因我入海城师范念书，四哥订婚和买下准备盖五间房的材料，所需款项全系向人家债贷的。是年底，因还不起借债乃将土地又大部出押，因而中途失学。

（三）考入旧东北军航空军技术班

1931年4月赴沈阳，经王兴臣介绍入东北航空军技术班（培养修理飞机发动机技工）。“九一八”事变后，到北平南苑航空学校继续学习一年半，至1933年春张学良下野，全班学生统被国民党接收人员以技术程序不够为名，全部予以解散。我因在关内无事可找，无亲可投，于是年5月回东北老家，7月借送未婚四嫂到黑龙江克山县四哥处，本意想说通四哥能供我回北平继续上学，因其手中无钱，未能如愿，直到年底方回家。

（四）考入、离开沈阳铁路学院的经过

1934年春，赴沈阳投考铁路学院不第，即住闲于崔殿奎家。因客居久了，呆不下去，乃托崔殿奎（崔当时在铁路学院任雇员）介绍我到铁路学院当工友，日薪大约在四角钱，干了五个月，边工作，边温习功课。于1935年春，乃正是考入铁路学院。至于想考入该学院的动机主要有：入一般学校家里无钱供不起，而铁路学院仅自出伙食费，其余全系免费，且毕业后有技术在身，到哪都可以干一份工作，不至于失业。但在未入铁路学院之前，即1933年由北平回家，至考入铁路学院之前这一阶段，因有时感到苦闷，便从旧书摊上买些小说看。当时并不知道哪些小说是进步的，哪些是落后的，但看多了由于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当时所处的环境，就很自然地对一些进步的小说和杂志，如《大众哲学》杂志等，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是我接近新思想的开始，并引起了看小说时关心时事的浓厚兴趣。

在铁路学院为期两年的学习当中，目睹日寇对东北的统治越来越深，同时也看出即便由铁路学院毕业，在铁路上也不会有重要的职务给中国人担当。因此，常和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同学——石拓（衡阳铁路局）、赵腾（东北后勤运输部）、任玉衡（八一五回东北任县长坚持敌后斗争而牺牲），另有李保民、艾长友、王采儒、孙德有（因其七七事变前未入关，故未参加革命）等，谈些东北的形势和个人的将来，由于经常聚在一起，便引起日籍教师的注意和怀疑。1936年底期考时以我的成绩不及格为名，开除我的学籍。院方于当时即收回发给我的制服和书籍。我因当时东北正处于思想检举的时期，学院工友发现我已上了黑名单，为避免有生命危险，便借穿同学的制服，逃亡北平。

小结：东北航空军技术班之被解散。从前占有主导地位之工业救国，提高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思想，给了沉重的打击。目睹日寇对东北的统治越来越深，又打击了我当时所幻想的求一技之长，到处可以谋生的迷梦。决心走抗日救国道路，就缘于此。

（五）进一步澄清思想，打下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937年2月来北平，先到东北大学南校（工学院）找赵书麟（工学院三年生）。并经其介绍住下之后，又找见过去一些老同学。当时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浪潮仍在沸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亦被卷入其中一个。由于三年来在东北，不能公开喊出“抗日救亡”的正义呼声，一旦发泄故表现热情，并参与抵制日货运动、东北大学南下请愿团的后援工作、西山老虎洞“民先”夏令营等活动。

当时，国民党对抗日救亡运动是到处加以限制的，并威胁说，凡喊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均指为共产党分子。本来在我未到北平之前，以置于日寇统治下的东北，对于抗日救国大业、对国民党同样是寄以希望的。因那时对国民党的亲日不主张抗战，我的认识是不清楚的。故不管什么党派来当政，只要他抱有抗日救国的主张，我就甘心跟他走。当看清了国民党限制抗日救亡运动的行为时，就使我对国民党由失望到憎恨，同时也促成我早日加入共产党的志愿。于1937年4月经李成春、李义两同志介绍加入了“民先”组织。七月又经“民先”组织介绍，随白乙化同志去五原扒子补隆垦区（又名东北新村）开垦。当时白乙化同志宣传东北新村的组成情况，是仿效苏联集体农场的组织形式，并说那里开垦的人多为东北流亡学生，大家在一起生活，并学习军事和政治，积蓄抗日救国力量，准备将来打回东北老家去。这些话虽然有夸大实际的成分，但的确坚定了我当时到垦区去的决心。

二、参加革命后之斗争经历

（一）在抗日战争的开端，我加入了党和党所领导的抗日先锋总队

1937年秋，日寇侵占了绥远，逼近包头。垦区大部分青壮年便武装起来成立抗日先锋总队，由白乙化同志任总队司令。我在二中队任小队长。于10月，经翟飞（东北防司任处长）、张化东（贸易部任局长）两同志介绍入党，无候补期。是年冬，随着队伍转战晋西北，到河曲县为扩大队伍，由该县动员委员会负责人徐文烈（120师宣传科长）同志介绍到巡镇基干队任指导员，主要任务是争取基干队员加入我们的队伍。当日寇进占河曲时，我们的队伍比从前扩大了，我被提升到一大队一中队任中队长。河曲煤窑沟的伏击战（白乙化布置组织），不仅打击了日伪军，壮大了部队的士气。对于毫无战斗经验的我，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并从此更加激起了我搞军事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1938年秋，我们挺进灵丘。由于半年来与敌人接触的经验，我深感自己缺乏军事知识。当经组织上介绍到三五九旅教导营学习，结业后又在该营担任一期教员。1939年春，调到平西萧克所部之抗日联军司令部任参谋长。由于提拔太快，加上组织计划能力弱，特别是缺乏实战经验，因而在工作上撑不起局面，并感觉很吃力，便产生了对工作不安心的情绪，曾一再要求到下面做些能从实战中得到锻炼的工作。

1940年元旦，抗日联军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十团，调我任一营营长。经过一年多大小三十余次战斗，对于一个由学生出身，缺乏实际经验的我，的确给了很好的锻炼。并且从此自己能指挥小部队单独执行战斗任务了。

小结：自“九一八”事变后，已亲偿亡省亡家之痛苦。待一旦加入革命队伍、实现抗日救国志愿的时候，则满腔杀敌热情，恨不得一时全部倾泻出去。由于心怀如此义愤，故在战斗中或学习中一贯表现勇敢、积极、热情。同时也说明对民族敌人，是抱有不共戴天的战斗意志。但对一生还必须长期艰苦的献身，为自己阶级而奋斗，尚缺乏从理论方面来提高自己这一足够的认识。

（二）执行冀热察区党委提出的“三位一体”任务——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在白乙化团长直接率领下，为执行平西区党委“三位一体”（巩固平西、开辟平北、坚持冀东）的任务。十团奉命全部开赴平北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待党政军到达平北、展开摊子之后，就引起敌人的注意，疯狂残酷的扫荡便随之而来。敌人为逼迫我们不能在平北站脚生根，入秋以后，即采取了不间断的反复扫荡。

由于对开辟根据地缺乏经验，故从开始时起即抱着小心谨慎和虚心学习的态度，并能够接受邓、宋支队于1938年退出冀东和离开平北的教训，进一步地体会到抗战的长期性。既要趁机打击敌人，更要注意保存实力，不该打消耗大、缴获小和死打硬拼的战斗，必须建立革命信心，准备做长期打算，反对“流寇”思想，这些关于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正确理论和经验总结，对于开辟平北根据地有着重要意义。

1941年2月4日，鹿皮关战斗中白乙化团长光荣地牺牲了，党决定由我接替白乙化同志的职务，继续同敌人战斗下去。

平北地区处于三个伪组织（华北、蒙疆、满洲）之间，因此敌人频繁的扫荡，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敌人所实行的残酷毒辣的手段，亦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有所不备。如长城内外，绵延数十里，敌人都实行“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敌人了解我们同老乡们关系是密切的，若赶走八路军必先赶尽杀绝山里的老百姓。这样敌人就认为八路军再无法站脚过冬了。于是敌人从1941年夏末秋初，便驱使大批伪满民夫到山里把所有的青苗全部割光。敌人对季节掌握得非常准确。连种葡萄、白菜、荞麦的季节都不肯放过，怕我们有利用的可能，目的为造成无人区，想把八路军彻底赶出平北根据地。当时萧克司令员给我们的指示：“你们所坚持的地区哪怕剩下一个村庄或一个山头也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擅自离开。”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必须想出在无人区如何站脚与过冬的问题。就在这种条件下，发明了有火炕的帐篷和选择一些有战术价值的地点，囤积给养，建立驻军站的办法。终究以事实告诉敌人：八路军没有走，并在不断地给敌人以打击。

小结：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坚持平北无人区这一阶段（1941年秋至1944年春）。对我来说是处在最艰苦的日子。曾给我对敌人斗争意志上一段很好的锻炼。特别是在实战锻炼都有大的收获。对于抗日政权之各种政策（统一战线、如何开辟与坚持根据地的经验，锄奸、减租、减息等）。在执行上没有违法乱纪的行为。缺点是忽视理论的学习，以至于怪罪起比较残酷的环境考验，我认为除了我对革命事业抱有无限忠心外，与我出生于贫苦家庭和“九一八事变”后怀有民族仇恨心都是分不开的。

（三）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和解放战争时期对我的锻炼

1944年夏，参加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会后入党校学习。在辩论当时“联合政府”能否实现这一问题的学习时，由于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低，总是摇摆不定。从此自己便注意学习政治理论，并进一步认识到：没有起码的政策知识，对于一个在单独环境里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来说，关系重大。

1945年3月，出党校回平北军分区任参谋长兼热西支队司令。7月间，分局决定调我到冀东军区任副参谋长。为配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我于是年9月随李运昌司令员挺进关外同苏军会师。11月，东北局调我到东北民主联军野战后勤部任部长。由于从来没有搞过后勤工作，毫无经验，因而感到特别生疏，担子重、很吃力。林总当时对野战后勤部的组织曾给予“宁乱勿缺”的正确指示，同时我也了解，当时组织上对我也是放手提拔的，但自己总感资望低，主观上喜欢打仗，不愿意脱离战斗部队。故一再向李运昌（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同志提出，要求回战斗部队工作。不久因身患伤寒病离职休养。

1946年5月我军进入哈尔滨市时，组织任命我为哈尔滨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兼军警联合稽查处处长。主要是掌管清匪肃特维护市区秩序的任务。在执行除奸反霸的政策上，掌握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基本方针。城市居民的法治认识水平较高，刚开始入城时就注意到了，因此对一切首恶分子均经周密调查和适当的逮捕手续，没有乱抓乱捕、肉刑逼供等错误行为。尤其是对犯人的赃物移交上，手续是清楚的。但由于过去长期在战斗部队及农村中生活，对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不足，加上感觉生活中不紧张，于是想要求回部队工作。

1947年5月，组织允许我到独立二师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归第一纵队（38军）的建制和指挥，配合四下江南执行公（主岭）怀（德）与四平两次战役，并继续执行盘石、吉昌镇、新立屯等战斗任务。在历次战斗中，证明由带小部队出身和仅有打小战经验的我，对大兵团运动战之主要特点在体会上是迟了一步。例如，在战役战术上所采取之大踏步前进与后退和在战斗动作的要求上，必须迅速及时、坚决果敢，才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主要目的，对这一认识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在当时，作为定下战斗决心之可靠情报来源，主要靠上级供给，这一重要性与抗战时期靠自己侦查是不相同的。因为我对这些新情况接受得不够快，所以在战斗动作上表现迟疑、顾虑大。等接受了这些经验时已进入以战略进攻为主的时期了。

1948年春，12纵队（49军）成立时，调我到纵队司令部任副参谋长，此时正值解放战争由大规模的运动战转入攻坚战的时期。对这一新的课题开始就注意学习了，因而在组织与计划战斗方面比前一阶段有所进步。

小结：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曾经长期带领小部队单独去完成某些任务，实战经验不可否认多少有一些，但不应该对此有思想包袱。1945年前后，虽然进了党校，经过一段整风学习，但对这一思想包袱，并没有彻底放下，因而在解放战争的初期，不安心于野战后勤部工作和管理大城市工作。都是源于这一思想的。“已有的经验，有的要闲起来。现在需要的又逼着我们非学不可。”对这一真理，缺乏从实践中去正确的掌握，使我对解放战争的进展，尤其实战经验提高得比较慢。

（注：王亢(1911—1992)，辽宁省营口市人。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晋西北抗日先锋总队中队长，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十团营长，团长，平北军分区参谋长兼热西支队支队长，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曾长期战斗在密云。解放战争时期，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松江军区独立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参谋长，第四野战军五十一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军务局副局长，西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顾问。1960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本文是王亢同志1953年3月19日撰写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