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珍（1917—1969），字蕴章，汉族，是密云历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医，也是被载入《密云县志》的人物。他出生在怀柔县年丰村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母亲体弱多病，他经常为母亲四处求医，饱偿了求医不易之苦，遂立志学医。他苦读五年私塾、三年小学，只有13岁的他就来到密云“大生堂”药铺学徒，拜韦绍先老先生为师。在师傅9年口传心授的同时，他先后研读了《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书籍，博采众家医术，还向所遇医生躬身求教，深得中医的精髓。

1938年正值乱世，物价不稳，赚钱不易，借钱就更难。他借遍亲戚和朋友凑足15石小米，在密云县城鼓楼南大街，创办了“宝林堂”诊所，开始坐堂行医。他边接诊、出诊，还亲自进山收购药材，回来自己加工药材，配制药丸，不辞辛苦、事必躬亲，他认为这不仅为是省些钱，主要是行医用药关乎人命，必须自己摸透药性，做到用药心里有数。

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医者父母心，行医最重要的就是医德！”他行医看病确实如此。当年战乱不堪，大多人家贫困有病医不起，而他对患者一视同仁，特别同情贫困百姓。一天傍晚，当伙计们开始上板关门时，只见几个人急忙来到宝林堂，为首的年轻人扑通就跪在门前，他见状赶紧走出将其扶起，来者指着身后被抬着的一位老人，哭着要他救救老父亲，年轻人言明家很穷，愿将自家旧房抵药费。他来到老人近前一搭脉，脉象已是气若游丝，便让人赶紧将老人抬进药店，他赶紧取针，在老人头上和背上几处穴位下针，边下针边让徒弟取药丸给老人灌服。很快老人苍白的面颊逐渐转红，老人猛然一声咳嗽，一口带血的脓痰喷了出来……他接着开了一张方子，让徒弟照方将药包好，递到年轻人手上，告诉他：“照方吃药，十天后保准见好！”说完，又让徒弟从柜上取了两个银元，塞给年轻人让给老人补补身子，捧着药和银元，年轻人热泪盈眶，又要下跪，被他给拉住了。一月之后，痊愈的老人带着全家人来到宝林堂，送来一块匾，上书“回春是妙手，济事有婆心”。

宝林堂开业后，类似这样的事很多。他凭“三指诊脉”、四诊合参、几根银针、数味草药，使众多病人摆脱病魔、疑难杂症患者药到病除的事例，在县内县外传为了佳话。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密云县河南寨乡提辖庄村一位患者，经北京两大医院都无法治疗，催促家属赶快运回，别让人死在路上。患者在密云沙河下火车后，家属用门板抬着奄奄一息的病人，当路经宝林堂诊所时，停下来休息。路遇一位熟人建议进去找王大夫，家属却认为没救了，能赶到家咽气就算不错，决意放弃治疗。在熟人的劝说下，病人家属说,反正不行了，快咽气了，试试吧。进了宝林堂，向王大夫叙述了病情，他赶紧拿上针包就来到街上。这时，病人面色如土，一动不动，他将三指搭在病人“寸、关、尺”部位诊脉后，取针分别扎在病人的头部、手臂等处，边进行“捻、弹”针灸，边让病人家属到对面羊肉铺去买一碗羊杂汤、两个火烧，并告诉家属病人醒来就会喊饿，只要他喝汤吃饭，人就有救。病人家属半信半疑地买来羊汤、烧饼，说话间病人慢慢睁开双眼便微弱地说“我好饿呀”，这使在场的家属和围观的人都目瞪口呆，见证了他让病人“起死回生”的神奇疗法。他接着开了几付中药并嘱咐家属：七天之后，他病要是还不好，再来宝林堂。七日后病人自己步行来到宝林堂，他又给他开了几付药，服后，果然痊愈。一个30岁朱姓女士患不孕症，多方求医未有效果，来到诊所他仅用针灸和几味草药加偏方，在一年之后，患者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婴。

无数病人都称他为“神仙的手”“菩萨的心”，言表他医术高明、心地善道。而他认为病人是“衣食父母”，没有贵贱之分，作为医生应以真诚相待。说到底是表达行业内的“医德”问题。对慕名而来的患者中，遇有急、危、重病者，他必定关照他们提前就诊，遇有腿脚不便、高龄老人的患者，他大多坚持上门诊治。尤其对于那些贫困的患者，他从不歧视，不但随请随到，还赊给他们药品，或者免费医治。他的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声名远播，慕名而来的人遍及京、津、冀，远至湖南、四川、甘肃等十几个省份。就连朱德委员长夫人康克清等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学教授等知名人士也都请他看过病。他的日门诊量有时竟达百人之多。当年《河北日报》（密云时属河北省管辖）评选河北省“名医”时，王宝珍医生是登在省报上的六名之一。宝林堂也因价格公道、医疗好，被确定为密云县的机关、团体人员公费医疗的定点单位。

王宝珍先后收了多名徒弟，教授徒弟们医术，全靠着口传心授。那时候，药店坐堂收徒，师傅都比较保守，像他学徒时有很多医术都是从师傅那里“偷”学来的，也有许多是自己凭着多年临床经验积累总结出来的，这属于自己独创的医术。那时，大多师傅是要“留一手”的，而他带徒弟则不然。他除了让徒弟们将各种中医医典抄写、背熟之外，还亲自给徒弟们讲授，并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保存的方子，毫不保留地传给徒弟们。他的徒弟至今还保存着他许多的药方，有些是当年他门诊时开的，也有许多是徒弟开方后，经他验审亲自改写的。他带徒弟非常耐心、和蔼，他总是一边诊病开方，一边指点徒弟要铭记辨证成因。他教导徒弟：学医，要用心+悟性，主要靠自己去体会和应用。那时一般中医多是只开方不记病例，但他不同，在宝林堂诊所开办的二十多年间，他留存了十几万份药方，这也为他以后教徒、开办医校和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密云县医生联合会成立（后改为密云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他被推选为主任。协会的职责是考核县里医生的医术水平和行医资格。在缺医少药的年代，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医生，他倡导并亲自主持创办了“中医业余学校”，他拟订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还亲自授课，深受学员们的好评和爱戴。由此他萌生了整理和传授自己从医经验的想法。于是，他开始系统整理自己行医的病例档案和方剂笔记。

整理医案、笔记，全凭他“挤”的时间进行。他常年披星戴月，从早忙到晚，有时他刚进家门，就有病人上门求医，经常是刚端上饭碗，就立即出诊。老伴儿常说他没早没晚、没年没节。即便如此忙落，但他每天也要坚持查阅书籍、写笔记、记病例。他在河北省医生代表会上献出自己的一些验方，在河北省麻疹中医防治经验交流会上，交流麻疹防治经验，省卫生厅长段慧轩非常重视，省长刘子厚热情接见了王宝珍。1957年他终于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进行完汇总整理，出版了《麻疹的中医防治》和《经验方》（与人合著）两部专著。医书出版后便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当年患麻疹病的人很多，他凭着传统中医学的针灸和汤药、偏方治愈无数患者，将这一积累出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通过书籍推广到了全国。当时还没有形成西医西药疗法。因此，《麻疹的中医防治》一出版，就引起了中医界的高度重视，运用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抢救、治愈了很多麻疹病人，有专家称“王宝珍在传染病预防和诊断上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他所研制的秘方、验方也被编入当时国内的多种《验方集》中。他对内科、妇科、儿科的疑难杂症和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临床实践的独到之处。

1956年1月，公立的密云县医院还没有中医，他带宝林堂全部资产和医生、司药等，自愿加入密云县医院(宝林堂参加不属于公私合营性质)。1956年2月1日，医院以宝林堂资产为基础，启用原有门面、诊室、药房等13间和全部设施、器具，中草药及丸、散、膏、丹等中成药，增加了中医门诊，县医院开始设立中医科，县委书记阎振峰动员他担任负责人。后来，县委决定成立专门的中医部，县医院留下一小部分，中医科由县医院分离出来，以此为基础成立“密云县中医门诊部”（今密云中医院前身）。1958年密云县卫生学校成立，他担任兼职教师，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又编写了《针灸学》《诊断学》等教学讲义，把自己的平生所学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们，为密云县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1965年他被评为密云首个中医主任医师。因教学需要，他还研学《细胞学》等西医著作，学习西医知识，兼容并蓄，他这种孜孜不倦，博采众长的学习精神，也使他成为了当时密云医学界的一位独具风范的医学名家。

1961—1966年，设在宽街的北京中医院党委书记张显荣（兼北京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每年两三次，周末自费乘火车到密云，登门拜访他，促膝长谈，并且一直诚恳邀请他到北京中医院工作。而他深知远郊区病人对自己的需要，婉言推辞说，北京好大夫不少，不差我一个，密云病人很多，看病很难，还是留在密云吧。

1956年他被选为密云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60年任县第二届政协委员，1963年任县第三届政协常委。作为一名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他心系着群众疾苦，忠实履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责任。1964年他在县政协会议上对1958年刮“共产风”、吃大食堂、搞“浮夸”，导致群众因缺食少粮患浮肿病的事实，提出了意见。因此，“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他就被加上“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被扣上“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

1966年6月初的一天，他一上班就被造反派揪斗，“关押”了起来。抄家时，自称造反派的人把他所有珍藏的书籍，保存的处方和病例资料都用车推走了，有很多至今下落不明，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自己的三本宝贵的验方秘方，查无音信。一个徒弟曾经偷偷看望正在一街大队劳动改造的他，见师傅已瘦成了一把骨头，手、肩还有吊打的伤。徒弟哭了，让师傅把打他的人名字说出来，他只是摇头一笑。随手将一个鸡蛋悄悄塞在了徒弟的手上。殊不知，这枚鸡蛋是一个患者偷偷送给他的，人们都知道他是好人。患者不忘他的好，他也心系着患者，即使他被揪斗失去行医机会，仍然不忘医生的职业。造反派让他打扫卫生时，发现掉在地上的几根弯曲的针灸用针，他急忙捡起，小心的保存和修复。造反派剥夺了他行医的权利，却剥夺不了他治病救人的一颗慈善之心。

经他看过的最后一名病人，恰恰是自己的妻子。他被揪斗期间，不准回家。妻子患急性黄疸性肝炎，眼珠焦黄，浑身蜡黄，黄疸指数达1200多微摩每升（成年人黄疸指数小于17.1为正常值），已经卧床不起数日。他这才被允许回家看望一会儿，他看到徒弟开的方子，说方子不错，就是一味药，你还是太担心，用的是熟军（熟大黄），不敢用生军（生大黄），改用生军，疗效就会明显。他又制作锥形蜡纸筒，以面饼敷在病妻的肚脐上，点燃纸筒后，面饼上出现厚厚一层黄面儿。随后他只得心情沉重的离开家。由于身受折磨，惦念妻子，已是身心憔悴的他，五天后在“黑帮屋”突发心肌梗死去世。不幸中的万幸，此前妻子经他施救，又吃了他改过的方子，病情立即减轻，经徒弟继续治疗，逐渐得以康复。

“文化大革命”中，他曾两次被揪斗、审查、剥夺人身自由，进行劳动改造，每次都牵动着密云人民的心，特别是那些被他治好病，受过他医术惠泽的人们，为他鸣冤叫屈，却又无奈，只有盼望能看到一眼恩人，才觉心里踏实。曾任密云县外贸公司经理的退休干部李茂森，在他14岁时，发烧住院，医生按照“感冒”治疗，不断打“盘尼西林”，非但不管用，而且大口大口地吐出脓痰，竟一年不愈。最后医生告诉他的母亲孩子恐怕没救了。邻居提醒老人赶快去宝林堂，当下李茂森已是双眼紧闭，他在患者身上扎了四针后，便奇迹般地醒了过来，接着又服三付汤药，孩子就此保住了性命。事后，李茂森的父母拿着礼物登门拜谢，结果被他谢绝了，并连说看病是医生的责任。当茂森母亲听说恩人遭迫害时，让儿子到医院“关押”室给他送来水果、鸡蛋，结果造反派不但没让送过去，竟然夺过去全都倒进了垃圾桶。后来，茂森母亲听说恩人被折磨含冤去世时，老人仰天含泪为他鸣屈。原密云县妇联主任胡凤兰的女儿，小时全身浮肿，脱肛、便血，生命垂危，是经他的两付中药使孩子起死回生。也是曾被两付中药治愈不孕症的教师田淑文，听到他冤屈过世的消息，对人感叹：上到县官，下到百姓哪个不是他看好的病！

众人有口皆碑，勘比一尊丰碑。在他去世五十年后，人们还经常提到他，南大街一位老人称，记得自己上小学时，经常留鼻血，老先生给开了三付药，只吃了两付就好了病，不愧一代名医！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却深切怀念着他，经常回忆他的音容笑貌，谈论他的治病救人佳话。正如当年一位患者送其匾称赞他：“术兼华扁真妙手，功在城乡传令名”。也正像当年王宝珍谦逊自书的楹联：“未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两副楹联，恰好是对一代名医王宝珍一生的真实写照。

公道自在是人心。王宝珍，这位人民的好医生，于1969年1月13日含冤病逝。1978年，中共密云县委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作者：张生军    郭德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