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濂溪原名张志泉，又名张逸民，号濂溪。1892 年北京一个满族家庭里。幼年聪明好学，8岁入私塾，12岁上高小，16岁考入北京一中。读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钻研中医，阅读医学理论名著，如《本草纲目》、《伤寒论》、《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后又跟本家二爷学习西医。1916年8月经当时政府考试合格准予行医。

1918年6月，经当医官的二爷介绍，参加了军阀王占元军队，后转到孙传芳的部队，历任医生、医长、军医官、野战医院院长等职。后晋升为十三军第七师少校军医。

1928年4月，孙传芳军队在鲁西被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联军打败，孙传芳弃军而逃。其所属部队一部转移到密云、怀柔，1 1月溃散。正在这个部队工作的张濂溪，自此便成了散兵游勇。为了寻找职业，张濂溪四处奔走，后在密云南菜园找到了一个教书的差事。由于学校学生不多，收入有限，难以维持生活。半年后，住县城西门里的赵寿先，请他为其儿子治病。经张濂溪治疗，很快痊愈。赵寿先倍加感动，于是劝他自开诊所，并拿出两间房子供其使用。1929年1月，张濂溪辞退了教书差事，办起了“寿康中医药房”，简称“寿康药房”。从此，张濂溪在密云行医卖药。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日寇大举入关，5月密云沦陷。为躲避日军，他携全家逃亡北平，寿康药房的全部药品和医疗器械亦被抢劫一空。返回密云后，经请求赵寿先等10人人股集资，寿康药房重建，并将“药房”由西门里迁到南门路东，后又搬到路西。

1940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管理主任刘勇侯(人称“刘疤痢”)，奉命筹集军用物资，到密云城外的前、后栗园活动。正好碰上张濂溪的大徒弟赵国明到后栗园要账，刘勇侯立即让赵国明转潮白人物告张濂溪说：“八路军刘勇侯请他到后栗园，有事相商。”张濂溪听到这话后，开始不敢去，怕事后被敌人发现说“通共”，祸及全家。但又一想：“既然八路军为抗日出生入死，自己也是一名中国人，个人的安危又算得了什么。如果真的被发现呆不下去，就干脆当八路军去!”就这样，张濂溪以“外出看病”为由，到后栗园会见了刘勇侯，并接受了为十团提供药品的要求。从此，张濂溪便成了八路军义务联络员和药品供给员。只要见到刘勇侯开的条子，不管有钱没钱，只要药房有，要什么药就给什么药。

1941年秋，日军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而且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形势越来越紧张。为了将药品送出去，张濂溪想尽了各种办法：有时他让老伴孙恒斌将药品装在点心匣子里，贴上标签往外带；有时藏在人力车坐斗里，夫妻二人坐到上边，以“外出看病’’或“探亲访友”为名往外送；有时由刘勇侯挑选忠实可靠的妇女、老人以到寿康药房看病为名往回带。然而，采用这种办法带出的药品数量少，而“寿康药房”所存药品也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十团对药品的需求。对此，刘勇侯和张濂溪都很着急。正巧密云县伪新民会为了欺骗当地民众，要成立一个“舍疗班”(类似于现在的“医疗诊所”，并声言要为民众“义务看病”，急欲聘请一名医生，而且看中了张濂溪。他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刘勇侯。刘勇侯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欣然同意张濂溪去兼职。从此，张濂溪便每天去伪新民会“舍疗班”值班两个小时。有时，他没有时间，就让其儿子张伯华代替，而后即以职务之便暗中开上证明，盖上伪新民会的大印给老伴孙恒斌，让她和长子伯华一块到北平买药。大批药品便通过火车运往密云。以后，胆子越来越大，就连部队用的油印机、油墨和自来水笔，甚至制造炸药用的盐铂，也一箱一箱地往回买。

药运到密云以后，他们又用车或驴驮子以“进城送菜”或“往城外送粪”做幌子，将药品和办公用品放在车上，上边蒙上粪往密云城外运。如果是药布、药棉花，就把它絮到棉花套子里往外运。就这样“寿康药房”竟变成了八路军十团在城内的药品、物资转运站了。为部队筹集药品所遇到的风险也是极大的，其中两次差点出了事。

一次是张濂溪的老伴孙恒斌从北平买药棉花，在前门火车站，准备往回运时，被伪警察撕开被套发现了。张濂溪的老伴被吓??金戒指，塞给了那个伪警察，伪警察便放行了，从而躲过了一场风险。

还有一次，刘勇侯派人给张濂溪送来一笔三四千元的药单。当时，张濂溪不在，由大徒弟赵国明代收并打了收条，收条上盖这“寿康药房”的印章。送款人走到北门，“收条”被岗哨搜了出来由于药款数目较大，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当哨兵正在盘查送款人的时候，伪新民会的邓翻译(朝鲜人)正好走到这里。由于他平时和张濂溪相识，便从哨兵手中要回了这张“收条”，到“寿康药店”来找张濂溪。张濂溪暗吃一惊，立即从药费中拿出3000元送给了邓翻译，以后又多次给邓翻译送礼，才总算把事情压下了，免除了一场大祸。

为了和伪新民会搞好关系，以防他们的猜疑，张濂溪每到春节都要大摆宴席款待他们，就连伪新民会的头子山口(日本人)也成了张濂溪家的桌上客。

不仅如此，张濂溪还冒险掩护过刘勇侯脱险。那是1942年冬，一天刘勇侯化装进城，被日本特务发现。四个荷枪实弹的鬼子对他穷追不舍。刘勇侯过大街、穿小巷，一头钻进了“寿康药房”。这时张濂溪的老伴正在院里坐着，刘勇侯一句话没说，顺手从她头上摘下“老婆帽”戴到自己的头上，尔后又从自己脸上揭下贴在伤疤上的胶布(化装用的)，急忙进屋躺在床上，装作病妇。此时，正在室内给人看病的张濂溪，也意识到情况危急，急忙放下病人，朝进门的四个鬼子迎了上去，并告诉他们：里边病人得的是传染病。鬼子最怕传染病，一听便立即撤走了，使刘勇侯安然脱险。

1943年4月，刘勇侯奉命西调，离开了密云。从此，他与刘勇侯便失去了联系。在以后的岁月里，张濂溪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43年秋，他参加了一贯道；1944年他被密云县日伪政府聘为医院名誉院长。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密云县城被国民党政府军控制，1946年2月他又被国民党县医院招聘为医师。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大军入关，密云县城解放。张濂溪再次携全家逃往北平，仅留下大徒弟赵国明看门。其药品和医疗器械全部被解放军当做国民党政府职员的财产没收。然而恰在这时，分别6年之久的刘勇侯随大军入关，重返密云。此时，刘勇侯已是48军的后勤管理科长。当他得知张濂溪全家已逃往北平，立即派人用汽车把他们从北平接到密云，被没收的财产也全部退回，并鼓励他再建药房，开张营业。此时的张濂溪对八路军，特别是对刘勇侯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迁入县城的乙化县县长李芳龄、公安局长宋文山得知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革命有过贡献，也多次登门拜访。

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濂溪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以后，不论刮风下雨，也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有人登门求医，他都满腔热情地去为病人诊治。

他为人忠厚、善良，医德高尚。对于危难病人，他主动伸出热情之手。一次，他的邻居不幸被一颗飞弹从前胸打到后胸，生命危在日．夕，无钱治疗。张濂溪听说后，主动把病人接到自己家中，服药打针，精心护理，仅一个月就使病人转危为安，恢复健康。还有一次，他在密云西永聚商号门前，发现了一个危难病人躺在地上，他急忙从家中取来了急救药包，为病人诊治，一针下去，便针到病除，脱离了危险。病人临走时，张濂溪还从自己腰里掏出了仅有的一元钱，送给他，感动得那病人连声道谢。

在旧社会，对于那些常来“寿康药房”看病的穷苦人，凡是付不起钱的，用他的话说，“心也就软了”，“索性连账也不记了”。

1949年1 1月密云县召开的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张濂洪被选为常设委员会委员；1950年10月，密云县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又连选常委会委员；同年，奉密云县政府令组织医师会，被选为副主任；1956年他带头走公私合营道路，参加了城关联营诊所；1957年4月，政协密云县第一届会议召开，他又当选为政协委员；1958年，公私合营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大集体，他被调到县医院当医生。这时他已是满头银发，年近七十高龄的老人了。尽管领导和同志们劝他休息，但他照常上班为病人看病。

1962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