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要把军来参

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呀

这一去革命胜利呀再相见

        ——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

一

谁也没想到，一场掩人耳目的葬礼，竟会在一年后成真。

1941年春天，寒假开学，乍暖还寒，一贯遵规守纪的顺义牛栏山师范学校三年级学生张纯琛却没有按时返校，二十几人的教室里，唯有他的座位空空荡荡。同学们心里纳闷，空气中隐隐有了一丝不安。几天后，班主任老师沉重地走进教室告诉大家：张家托人带信儿来，张纯琛同学因突发急病，已于春节前在家中去世。这消息犹如炸雷，把同学们惊住了，一个朝气蓬勃、才学品行出众的青春之躯就这样突然没了？悲痛不已的同学们在教室里为张纯琛举办了一个追悼会，表达他们无尽的哀思。

张纯琛学习优秀，十四岁考入顺义牛栏山师范学校，不久就被任命为班干部。他学习好，品行正，经常热心帮助同学。班里有个同学的毛衣坏得不成样子了，他在学校放短假时拿回家，请大姐连夜拆洗、抓紧编织，返校时让同学穿上了如新的毛衣；邻桌的毛笔字作业总是不合格，而张纯琛写得一手好小楷，字迹清秀，便成了义务指导……回忆起张纯琛的点点滴滴，同学们无比悲伤。

然而，同学们哪里会想到，就在他们伤心悲悼之时，他们的同学张纯琛从此改名张纯儒，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革命道路，跟着时任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委副书记马力同志，参加了革命。为了不拖累入学做保人的亲戚，也为了保密，张家对学校谎称其患病去世。

张纯儒是个孝子，更是一个有志青年，1924年10月出生于密云县金叵罗村，从小就聪明伶俐，好学上进，六岁开始在村里念私塾。十二岁那年，私塾先生觉得张纯儒聪慧过人，应该到县里上学，便力劝其父张霖曾。张霖曾是个开明人士，虽然觉得孩子离开家不太放心，但经过仔细安排，还是送他去县里上了高级小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白檀书院，清光绪年间改建为县立高等小学堂，1921年改称密云县第一高级小学，是密云县城内唯一一所高等学堂。张纯儒是张家的长子，上边有一个姐姐张玉珂，下边还有两个妹妹和三个弟弟，七个孩子中，他最是乖巧懂事。

张纯儒

金叵罗村位于密云城北，距离县城约十公里，需要住校。第一次离家求学，为了严格管教张纯儒，父亲特意给他设计了一种大表格，表格上的内容是家信、日记、开销的各种流水帐和备注，要求他据实填写，每周必须按时寄回家中，不得敷衍潦草。张纯儒遵照父亲要求，认真用小楷记下在学校里的每一笔花费及学习成绩，一周寄一次，以便父母及时了解他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情况。张纯儒严于律己，专心学习，不沾染任何不良嗜好。由于学习出色，两年后“高小”毕业。父亲觉得这个儿子是可造之材，甚感欣慰，便又陪他去顺义县牛栏山镇，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牛栏山师范学校。

时局动荡，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金叵罗村早已处在日伪统治之下，老百姓目睹并承受着日伪统治的高压和暴行。1933年长城抗战后，日本侵略者在古北口设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分部”，伪满军、华北日伪军联合构筑了“两河一路”（潮河、白河、平古路）封锁线。丰滦密地区地处伪政权的交界处，隔开了冀热察地区的冀东和平西，使得两地来往十分困难。1938年冀东大暴动后，八路军曾两次试图开辟丰滦密地区，虽未成功立足，却撒下了革命的火种。1940年4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十团在团长白乙化的率领下挺进平北，进入密云。同年6月，上级派王森、马力等七人工作队来到密云，以密云潮河以西山地为中心建立起了丰滦密抗日联合县，他们深入乡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村政权，建立地方游击队。金叵罗村张家不仅仅成为八路军的秘密联络点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张纯儒的本家叔叔——只大他三岁的张朴曾，早已于一年前从北平辅仁大学退学，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哪个热血男儿能眼看着倭寇掠虏自己的家园而无动于衷？更何况张纯儒是个优秀的知识青年，这是革命队伍迫切需要的“宝”啊。山河破碎，风雨如磐，张纯儒的内心铁马冰河，前有叔叔张朴曾，身旁有榜样马力书记。马力是天津蓟县人，当时二十五岁，却已是历经风雨的老革命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四万万人齐披甲，保家卫国真男儿，张纯儒决心弃笔从戎。那一天，在张家，父亲张霖曾拉着儿子张纯儒的手，把他郑重地交到马力的手上。张纯儒的母亲杨复生含着眼泪，目送着儿子和马力等人远去。那是1941年的春天，金叵罗村四周山花烂漫，一行人很快隐没进大山深处。

张纯儒跟着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和马力书记转战在山里，林密山深，条件艰苦，写材料、印文件、刻写抗日政治课本、入村发动群众……张纯儒的学识和那一手漂亮的小楷字，发挥了最大效用，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县政府干部。

1941年10月起，日寇开始对丰滦密地区进行疯狂扫荡，制造无人区，抗日斗争进入异常艰苦时期。一天深夜，张纯儒跟随马力书记悄悄回到金叵罗，一进家门就让母亲赶紧先烧一大锅开水，为他们烫洗衣服。他们身上的衣服不仅脏破，还生有许多虱子。母亲杨复生一边烫洗一边心疼得掉眼泪。那夜，母亲在灶堂帮他们烤干衣服，看着儿子和马力吃了饭。天光未亮，张纯儒和马力一起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从此再未归家。

二

张鸣秋是张纯儒的妹妹，比张纯儒小三岁，哥哥参加革命那年，她正在北平光华女中读书。金叵罗村成了日占区后，鬼子经常进村扫荡，距离村子三里外的溪翁庄村就有一座鬼子炮楼。“家有女儿初长成”，大姐张玉珂已有了婆家，张鸣秋正是素齿朱唇的年纪，出于安全考虑，张父便把在家读书的张鸣秋送到了他认为相对稳妥些的“大城市”。因为年龄相近，小时候的张鸣秋经常跟着哥哥一起玩。

张纯儒是个“孩子头儿”，会制造各种玩具。有一次他找了一块厚木板，又锯又砍又抛光，做了一副高跷。做好后他踩着高跷，敲锣打鼓地带着张鸣秋和一群小孩在院里表演，大家看了都特别高兴。

张家在金叵罗村虽是大户，却是勤俭之家，张纯儒十岁左右就跟家里的伙计一起下地干活儿。有一次耕地，他给拉头，不知怎么搞的，马突然惊了，一蹄子踢到他头上，鲜血一下子流出来，他却没掉一滴眼泪，伤好后，留下的疤痕一寸多长。那年秋天，他跟着伙计用马车从地里往回收庄稼，有一匹马生了一个小骡驹，还在吃奶，母马拉车时小骡驹就跟在一旁，淘气的小骡驹总吃路边的庄稼，张纯儒就给它戴上了一个箍嘴。没想到小骡驹被憋出病来，没治好死了。张纯儒心疼了好长时间。伙计们说：“你套它干啥，那庄稼吃了就吃了，咱再赔不就得了。”张纯儒却说：“庄稼都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不能任由它吃，再赔偿也不如不损坏。”张纯儒认真得像个小大人，伙计们都夸这孩子仁义。

张纯儒非常勤快。一次午饭后，他带着妹妹张鸣秋到离村三里远的南岭子挖刺菜。刺菜用开水焯过，冷水浸泡后，可凉拌，可用小米汤糟成酸菜，很好吃。但刺菜拔起来扎手，一般很少有人去采。尽管如此，兄妹俩却谁也没叫疼，一直挖到太阳落山。张纯儒挑着沉甸甸两大篮子刺菜走在前边，张鸣秋空着小手紧跟在哥哥后边跑。夜幕将要降临，往村里望去，炊烟缕缕，整个山村已被炊烟笼罩。走在山间小道上，张鸣秋有点害怕，怕有狼突然出现，但见哥哥汗津津的脸上挂满丰收的喜悦，张鸣秋感到了踏实。到家时，院子的饭桌上已经点上了煤油灯，家人都吃完饭休息去了，只有妈妈还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等着他们。见兄妹俩挖了那么多的刺菜，妈妈心疼地把他们夸奖了一番。

张鸣秋喜欢和哥哥在一起。有一年夏天，哥哥说带她去一个好看又好玩的地方。那个地方离家有五里路，竟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稻田是父亲从南方请来的工人种植的，金叵罗村从来没有过。兄妹俩走在田埂上，置身于绿浪翻滚的稻田间，一会儿在水沟边玩玩水，一会儿摸摸小鱼。那是张鸣秋第一次见到稻子，看着绿毯子一样的稻田，闻着稻禾淡淡的清香，“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小女孩张鸣秋内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这种愉悦感让她终生记忆犹新。

张纯儒到县里上“高小”后，不能经常回家，每次放假回来都会给妹妹带礼物，有一次买了一把红蓝黄三色的油布小伞给张鸣秋。那时的农村，夏天能戴上草帽就很不错了，张鸣秋打着小花伞，晴天遮阳，雨天遮雨，让小伙伴们分外羡慕。张纯儒考上牛栏山师范学校以后，只有寒暑假才能回来，一回来就给妹妹买各种各样的文具，鼓励她要好好学习。最让张鸣秋难忘的是，哥哥有一次送了她一双咖啡色球鞋。而张纯儒自己都舍不得买，一直穿的是家做的布鞋，却把这些时髦的东西买给了妹妹。

张鸣秋与哥哥感情笃厚，她知道哥哥在村里也备受大家喜爱。张纯儒七岁时就被父亲的朋友看中，一定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当时两家人举行了订婚仪式，张纯儒因为年纪小，并不理解是怎么回事，让他给客人端盘上菜，他高高兴兴地端了，结果不小心摔了一个盘子。那个女孩比张纯儒大一岁，大概十四五岁时，因病去世。但女孩的父亲仍旧舍不得张纯儒，又做媒将亲戚的女孩介绍给他。因为张纯儒不经常在家，后来又参加了革命，直至牺牲，两人也未见过面。

张鸣秋从未听哥哥谈起过这两个女孩，不知哥哥内心对自己的“未婚妻”有过怎样的想法，更不知哥哥是否和他的那些师范同学聊过这个话题。有哥哥的日子是幸福的，儒雅聪慧的哥哥像阳光一样温暖影响了张鸣秋的一生。

1942年初，对敌斗争形势日趋严峻。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带领政府机关、白河报社、八路军第十团供给处、卫生队及伤员共一百多人，转移到“臭水坑”，驻扎下来。“臭水坑”位于密云北部云蒙山深处一个叫黄花顶的地方，那里山高谷深，林木丛生，地形险要，特别适合藏身。那年4月，马力去平西开会，没有让张纯儒跟随，而是让他留下帮政府工作的忙。4月7日深夜，张纯儒帮忙清点了大半夜收上来的公款，交给负责保管公款的叔叔张朴曾。他们谁也没料到，就在这个深夜，因有叛徒告密，日伪军调集一千余人，悄悄包围了“臭水坑”，于8日凌晨突然发起进攻。将士们奋起反抗，战斗异常惨烈，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县长沈爽和三十余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四十五人被捕。敌人残忍地割下沈爽的头颅，悬挂在大水峪村据点“示众”。年仅十八岁的张纯儒和他二十一岁的叔叔张朴曾也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臭水坑惨案”发生一个多月后，张家人知道了这个消息。一位幸存者托人传口信到张家，述说了张纯儒牺牲的经过——张纯儒非常勇敢，销毁了机密文件后，一边打一边往外冲，被敌人一枪击倒，他挣扎着站起来，毫不畏惧地继续朝敌人开枪，结果又连中两弹，再也没能起来……

张纯儒牺牲的噩耗，仿佛晴天霹雳，击垮了父母，二老双双病倒。到了七月，身体稍稍好转的张父拜请多年在张家做工的一位王叔去拉回张纯儒的尸体。王叔赶着马车，颠簸了半天，来到云蒙山脚下。在当地老乡指点下，王叔翻山越岭，走了近两个时辰才到“臭水坑”，找到了那个掩埋着三十余名烈士的大坑。焚香、跪地、磕头，刨开黄土，遗体一点点露出来。然而，由于地气上升，天气已暖，烈士们都已经面目全非，根本看不出模样了。只有一具遗体可以认出，就是头颅被敌人割走只剩下躯体的沈爽县长。王叔热泪长流：“大少爷啊，对不住了，我不能接你回去了。”无奈返回。

“臭水坑惨案”给丰滦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造成了重大损失和影响。敌人越发嚣张，到处宣扬说丰滦密联合县政府被消灭了，丰滦密根据地完了，妄图以此震慑抗日军民。然而，悲愤的军民愈挫愈勇，开始更加英勇地反击敌人。两年后的1944年5月，为了纪念死难烈士，继承烈士们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在“臭水坑”为英烈们立了一块刻有“卫国爱民”四个大字的纪念碑。碑身不大，不足一人高，却义高云汉，气贯长虹。十八岁的张纯儒和三十多位英魂一起，长眠碑下，融入了莽莽苍苍的云蒙山之中。

张鸣秋一直保存着哥哥的遗物：一个写字用的铜镇尺和一张照片。镇尺为铜黄色，刻有花鸟图案，可以折叠，打开是个长方形，折上是个直尺；照片是哥哥与另外两位同学的合影，三人身着深色学生装，头戴深色学生帽，胸配校徽，分开站立。哥哥在左侧，与其他两位同学相比，稍显瘦弱，却是玉树临风，五官端正，表情平静，脸上似乎还有一丝未脱的稚气，但却目光深邃，望向前方，仿佛正处在思索之中。照片背面是哥哥清秀的小楷：“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于牛栏山师范学校纪念合影”，民国二十九年是1940年，哥哥十六岁。这是哥哥成年后唯一留下的照片。多年之后，张鸣秋把这张照片中的哥哥单独洗印出来，分给家人每人一张，留作纪念。

张纯儒牺牲后，马力书记非常痛心，他托人传话给在北平读书的张鸣秋和二弟张纯理，要向哥哥学习，尽快投身革命。在烈士哥哥的精神感召下，1949年初，十九岁的二弟张纯理与另一位同乡同学一起，徒步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冀东，找到马力，参加了革命。同年7月，二十二岁的妹妹张鸣秋于华北大学毕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后，已是河北省副省长的马力书记，向河北省人民政府出具了张纯儒抗日牺牲证明，张纯儒母亲杨复生领到了一张由华北人民政府颁发的烈属证。1951年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给烈士母亲送来抚恤金——800斤小米。手捧烈属证，儿子青春的面容再次浮现眼前，已经流干眼泪的张母又一次流下热泪，她把此证视为大儿子的灵魂，放进贴身口袋，从此随身携带。想念儿子时，她就掏出来，打开，一遍遍抚摸儿子的名字，就像小时候抚摸着儿子的头。

因为反复地折叠、摩挲，烈属证逐渐破损了。1955年1月29日，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烈属证被重新更换，当时隶属于河北省密云县金叵罗村的张纯儒烈士，因编号为“河北字第零零零壹号”，被誉为“河北省第一烈士”。

张纯儒烈属证

三

时光荏苒，世事苍茫。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张家的房屋和土地被划分，张家人离开金叵罗，辗转来到北京城里，投靠了亲戚。

转眼，数十年过去。从解放前的兵荒马乱、血雨腥风，到建国后的翻天覆地、热火朝天，每一个个体生命都随着时代的大潮，上下翻滚，裹挟前行。老人们一个个相继故去，兄弟姐妹们各自成家立业，开枝散叶，在生活与事业中奔波忙碌着。然而，年轻的张纯儒始终活在亲人们心里，亲人们从未忘记过他，他是张家的抗日英雄，是整个家族的骄傲与光荣。张纯儒牺牲时，大姐张玉珂二十一岁，她始终收藏着一张弟弟的童年照，照片上的张纯儒八九岁的样子，脸庞清爽，目光忧郁，那时的他还叫张纯琛。张玉珂时常拿出照片，把英雄弟弟的故事讲给子孙后代听。妹妹张鸣秋解放后和丈夫同在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任职，后来随着丈夫辗转北京，最后去了河南洛阳，在洛阳十九中学教语文。二弟张纯理和哥哥张纯儒相差六岁，后到北京通州铜材厂做了一名干部。三弟张纯瑶与哥哥张纯儒相差九岁，是北京二十八中的一名教工。三妹张玉琦与哥哥张纯儒相差十二岁，是北京十八中的一名生物教师。四弟张纯璐与哥哥张纯儒相差十四岁，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哥哥张纯儒参加革命牺牲在“臭水坑”的事，这些兄弟姐妹都有记忆，始终铭刻在心。他们还记得，张家在金叵罗村有座三进院落，隔墙的西跨院是牲口棚和猪圈。在隔墙与二进院落西厢房的后墙之间有个窄窄的过道，过道上加个顶，被做成了暗室，暗门开在西厢房大板柜的背后，拆开大板柜的后板，就是暗门。小时候，下雨天孩子们在屋里玩捉迷藏时，常被父母警告，不许去西厢房里折腾。那时，如果有八路军干部秘密进村在张家，遇到紧急敌情，都会藏进暗室里，从未暴露过。

张纯璐是张家七个孩子中的“老小”，生于1938年，被家人称为“四福子”，当年哥哥牺牲时，他才四岁，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每到寒衣节，夕阳西下，夜幕将临之时，母亲都会提上装着祭品的布包，领着他和三姐张玉琦两个张家最小的孩子，直奔村西的大车道。从这里抬头往西看，能望见云蒙山长城上的“五座楼”。母亲捡起一根高梁秆，在土路上画一个圈，掏出祭品放在圈里，划着火柴，点燃纸钱。顿时，青烟泛起，火光冲天，伴着柴草和祭品燃烧的噼啪声，母亲席地而坐，大放悲声：“我的大儿呀，妈给你送袄来了，你在那边千万别冷着、冻着……”母亲先是哭，慢慢地变成了喊，这哭喊声惊天动地，平日里深藏在心底的哀苦、仇恨、思念，仿佛突然间一下子冲破她的胸膛，奔涌而出，在空阔寂寥的秋野里飘荡。母亲的撕心裂肺，让身边的两个孩子不知所措。大约半个时辰后，哭声渐微，纸灰燃尽，两个孩子小心翼翼地走上前，蹲在母亲两边，用他们幼小的手臂使劲拉着母亲的手，哀求着：“妈，别哭了，咱们回家吧，妈——”。母亲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最后望一眼云蒙山的方向，领着两个孩子往回走。夜已模糊，一切变得朦胧起来。小小的张纯璐想念哥哥，更因着母亲的伤心而伤心。哥哥张纯儒留给他的记忆，是小时候在堂屋吃饭时，哥哥看见家鸽回窝，赶忙站起来顺手扔给鸽子一把食物。那时的夕阳正好照进屋里，哥哥颀长的身影仿佛镶上了一层金边。

因为母亲，因为哥哥，“臭水坑”三个字深深地烙进张纯璐心里。

张纯璐参加工作的地方是国家天文台密云不老屯工作站，从北京城里坐公交车到密云，再从密云县城坐公交车走“东线”到不老屯。若是坐台里的车，一般会走密云水库“西线”，县城——密云水库——石城大关桥——冯家峪——不老屯，这条线路比较近，风景也好。1984年，密云县政府为了纪念抗日英雄白乙化，在密云石城镇河北村修建了白乙化烈士陵园。白乙化是辽宁省辽阳市人，人称“小白龙”，先后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司令员、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1941年在指挥密云马营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0岁。那年，张纯璐像以往一样坐车经过，突然看到路边一座汉白玉牌楼上有几个金色的大字：白乙化烈士陵园。张纯璐心里一动，哥哥张纯儒当年参加革命时，跟随的不就是十团吗？纪念白乙化也如同纪念哥哥呀。此后，每年清明节张纯璐都会同家人一起，从北京城里来到白乙化烈士陵园祭奠，表达对先烈、对哥哥的缅怀之情。

1995年8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展览在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孔庙内的首都博物馆举办。张纯璐去参观展览，在展览西厅墙上，他见到了一张图片：杂树丛生、怪石嶙峋中，一座斑驳的石碑默然耸立。图片下标注的文字是：“臭水坑惨案纪念碑：1942年4月，日伪讨伐队千余人袭击丰滦密联合政府所在地，在激战中3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为缅怀英烈，1944年5月丰滦密联合政府在此建立了纪念碑。”

文字不多，张纯璐却看得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臭水坑”，多么熟悉的名字，这不就是张家人数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的地方么？张纯璐颤抖着抄下这些文字。不久，他借着在密云县城等车的间隙，去了县博物馆及县文物所，想找一些更多的有关“臭水坑”的资料。文物所领导得知缘由后，热情地向他介绍了“臭水坑惨案”情况，并拿出一张拓印的“卫国爱民”纪念碑碑文：

沈县长、乔处长、郭处长千古：沈县长（爽）吉林双城人，乔处长（宇）十团供给处长，吉林敦化人，郭处长（庭章）十团卫生处长，吉林人，以及张朴曾（志儒）、崔子毅、高会德诸同志，于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八日同时壮烈牺牲。这就是坚持丰滦密最高血的代价，也是一笔最大的血债。他们坚决顽固与敌搏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八路军的光荣。

倪蔚庭、师军、胡毅  敬奠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

这是张纯璐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了解“臭水坑惨案”，他被英雄们壮怀激烈、英勇不屈的精神深深震撼，认真抄下碑文，仿佛终于找回了一段丢失许久的岁月。

200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了，张纯璐和三嫂徐雅琴及外甥薛阳一起，拿着“烈属证”来到密云县委党史办想做进一步了解。党史办领导热诚接待了他们，送上了《密云地区抗日斗争史料选编》一书，里面对“臭水坑惨案”经过有详细记述，并告诉他们，1997年密云县政府为纪念丰滦密地区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在密云西田各庄镇牛盆峪村的山脚下，建立了一座“云蒙山抗日斗争纪念碑”。

2006年5月，在密云县委党史办的安排下，居住在京内外的、张纯儒的二十多位亲人齐聚密云，驱车来到“云蒙山抗日斗争纪念碑”前。云蒙巍巍，高大的纪念碑在山前矗立。整座纪念碑高近六米，由主碑、八面副碑和碑座、护栏组成，主碑正面镌刻着“云蒙山抗日斗争纪念碑”十个大字，背面刻有反映整个云蒙山地区抗日斗争情况的碑文。八块副碑亦刻有碑文，其中一块镌刻的是“臭水坑惨案”史实。

张纯儒的六位兄弟姐妹中，除了二弟张纯理已去世多年、大姐张玉珂年事已高身体不便外，三弟四弟二妹三妹都来了。三弟张纯瑶坐着轮椅；二妹张鸣秋在子女的陪伴下专程从洛阳赶来。站在碑前，八十岁的张鸣秋为她十八岁的哥哥致悼词：“敬爱的纯儒哥哥，在你为国壮烈牺牲六十四年后的今天，当全世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你的亲人来到了你曾经战斗过的云蒙山麓、长城脚下，第一次为你举行悼念仪式……”张鸣秋哽咽了，如果没有战争，如果哥哥还活着，也该是满头华发、子女成群了吧？然而，十八岁的哥哥尽管定了婚，却未及成婚，甚至连恋爱也没谈过，就匆匆离去。

亲人们排列整齐，虔诚地向着纪念碑，向着亲人鞠躬，他们中有的白发苍苍，有的正值壮年，有的还是垂髫小儿，张纯儒是他们的哥哥、伯伯、舅舅、爷爷……

张纯璐每年清明节都会和在京的亲人们，到“云蒙山抗日斗争纪念碑”下祭奠哥哥。有时，他们会在此遇见正在搞纪念活动的当地中小学生和青年团员。哥哥啊，英雄们，你们可以瞑目了，你们的丰功伟绩后人没有忘记，你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张纯璐和亲人们一直有个共同心愿，就是能在有生之年亲自到哥哥的牺牲地“臭水坑”看望哥哥，拜祭英烈。2010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之际，密云县委党史办帮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带着亲人们的嘱托，时年七十二岁高龄的张纯璐，代表张家数十口人，在儿子张凯和侄子张雨的陪伴下，和党史办几位领导同志，跟着当地向导，手拄木杖，攀山崖，跨沟谷，在荆棘草木中开出小道，步行四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铭刻在他生命里的“圣地”——云蒙山深处的“臭水坑”。

是一块山顶凹地，人迹罕至，崖陡谷深，乱石林立，杂树缤纷。如果没有熟悉的人领着，根本无法找到这里。微风拂过，树叶哗哗作响，不知名的飞鸟啾于树端，转瞬又急速飞去。“臭水坑”，之所以叫了这样一个名字，据说这里曾有一潭积水，并不臭，因为被一地主老财霸占，禁止过往山民饮用此水，山民们便愤恨地把它叫作了“臭水坑”。谷中空寂，如今早已坑平水枯。四面皆山，只东南方有一条狭窄的出入口。党史记载，当年日伪军堵死了这条通道，尽管将士们奋勇突围冲击，还是付出了重大牺牲。谷侧坡前，杂树之下，荆棘丛中，一座长方形石碑立于方形碑座之上，和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那张图片一模一样。碑身正面“卫国爱民”四个大字和背面的碑文，皆已字迹模糊，只能依稀可辨。取出背了一路的烈士照片和那张被誉为“河北省第一烈士”的烈士证以及祭品，恭敬地献于碑前，满头白发的张纯璐扑通跪下，向着纪念碑庄重地磕了三个响头，禁不住老泪横流：“哥哥，哥哥啊，我们来看你了，我们带你回家……”

泪眼中，烈士的两个侄子——张雨、张凯也正在跪地三拜。酒杯斟满，一杯清酒敬天地，二杯清酒敬山神，三杯清酒敬哥哥以及一起牺牲的烈士们，在这无人打搅的山间，你们好好安息吧，你们的英魂将如这巍巍云蒙山一般，永远浩气长存。

如今，张纯璐老了，发白如雪，他把家人收藏的有关哥哥张纯儒烈士的物品，细心地保存。证书、照片、镇尺、信件……一件物品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一种寄托。他时常拿出来看，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带着这些物品和亲人们从京城回密云，到“云蒙山抗日斗争纪念碑”前和哥哥聚一聚。云蒙不老，巍峨耸立，十八岁的哥哥张纯儒和无数英烈一样，永远停留在了最美的青春年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近几年来，每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而张纯儒烈士的同辈和张家后辈，更是自觉继承烈士遗志，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努力，建功立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着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一切，不正是哥哥张纯儒及先烈们所希望看到的么？

天地毓奇气，云蒙有英雄。想到此，张纯璐从心底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作者：王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