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京城护国寺。

这年，寺里来了个小戏班，主角儿是年轻女演员郭砚琴，工青衣小旦，唱河北梆子，扮相娇美，台风撩人，且有一副高昂酥脆却又略带点沙音的好嗓子，人们听了好像是大热天吃了冰镇沙瓤大西瓜一样，畅快惬意，甚得民众欢迎。演了些日子以后，手头渐丰，戏班班主（郭砚琴胞弟）和她商量添置一些行头道具什么的。砚琴自然同意，只是嘱咐他一切从俭。她说：“有些旧的东西还可以修修用，比如那么多旧彩鞋就可以让庙门外那个修鞋的补补试试。”

班主听了姐姐的话，找到了那个修鞋的师傅。但见此人年近五十，骨瘦如柴，脸长多须，衣衫褴褛，但两眼有神，目光如电。此人收拾了一下担子，便跟班主走进庙里。他看那一堆旧彩鞋便答应下来，要价也便宜，一双鞋半斤小米钱。别看不起这个小矮人，可是心灵手巧，特别能干。但见他缝、补、填、钉、洗、刷、擦、磨，只两天的功夫，几十双鞋整修一新，若不拿起细瞧，根本看不出是补过的。郭家姐弟十分高兴，以后修鞋补帐篷等杂活便都找他来干。混熟了，他有时也去后台义务帮忙，给演员沏茶、递水、送髯口、递刀枪把子，手脚麻利，整个一个内行。有一次，临时改戏报子，没人写，他竟然抄起笔来，一挥而就，笔法纯熟，字迹清秀。把个剧团的人看得目瞪口呆，齐说：“行啊，老干儿！”——因他长得瘦小枯干，“老干儿”便成了他的名了。剧团越来越旺，杂活也越来越多，老干儿便成了剧团里的固定成员。他孤身一人，无家无业，此番有了个固定营生，虽然收入不多，却也安然自乐。

1954年，郭家戏班来到密云，与高阳来的剧团合并，成立密云剧团。老干儿自然成了密云剧团的工作人员。剧团先是公私联办，后转为公办。但由于一段时间由梆子改为评戏，郭砚琴有不同的看法，便离开了密云，姐弟二人到顺义、通州去发展。临走时，砚琴嘱咐老干儿：“干儿大爷，您总算有了稳定的工作，就甭跟我们到处跑了。您多保重，日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日子。”老干儿难过地说：“大小姐，是你把我这个孤老头子带进剧团的，此恩永世难报。您是好人，老天会保佑您的。”说罢，洒泪而别。

密云梆子剧团到六十年代已具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三大头牌演员项天立地：二青衣韩桂芝主演《大登殿》、短打武生解少楼主演《美猴王》、长靠武生解松林主演《义和团》，名震京师。复有本县戏校毕业生加盟，生气蓬勃，演出更加火爆。此时剧团便定址在南门里路东的一个院子里。老干儿呢，便在这里烧锅炉。他干活儿很积极，水烧得及时够用还省煤，倒出去的煤灰里连蚕豆大的煤渣你也甭想捡到，他早捡干净了。

剧团里的成年演员大都是穷苦人出身，没什么文化，脚本上的字许多不认识，有的戏词唱了多年也不知是啥意思，但是老干儿认得，老干儿全懂。甭说普通字，就是古字怪字也难不住他。若当时说不上来，睡一宿觉准能告诉你。后来有人发现，他居然有一套光绪年版的线装《康熙字典》。有的人偷偷翻了翻，如看天书一般。大家就更佩服老干儿了。二青衣的爱人，武生齐志民日后常跟人说：“我有的一点文化都是跟老干儿学的，他是我师傅。”

不过老干儿有个令人头疼的毛病——发酒疯。你看他闲下来的时候，趁人不注意，怀里揣个小扁瓶儿，偷偷溜出剧团来到附近的小饭店、小酒馆，打上几毛钱二锅头，站在柜台前一仰脖，一口气灌下去，不吃一口菜。有的人认识他，便拿他逗乐子：“还是人家剧团的，喝酒都跟唱戏一样——干喝！”此时再看老干儿，一转身腿就拌蒜了，没扭几步便躺倒在地。躺下不是睡觉，而是手舞足蹈地闹，嘴里乱喊乱唱。有的人看热闹，有的人赶紧通知剧团，剧团便派人接。有一次，他醉倒在“六合”饭馆门外的高台阶上，剧团乐队的王长山闻讯跑去接他，老干儿睁开了眼：“哈，二太保！你大弦拉得有味，有出息。”王长山也没功夫去想为什么叫他“二太保”，便赶紧把老人背回剧团。

回到剧团，他还没过劲，躺在床上唱京戏，唱了《霸王别姬》，又唱《逍遥津》，那一段段唱词，一字不错；那洪亮的花脸唱腔、高昂的老生唱腔，字正腔圆。从这样一个瘦小的躯体中能发出这样美妙的声音，若非亲见，无人相信。小演员们又惊又喜：“不简单啊，干儿大爷，跟谁学的呀！”老干儿听了呼地坐起身来，一字一板地说：“我的恩师乃是金少山金大老板。”说起金少山，年岁大些的人都知道，那是清末和民国时期京剧界一代宗师，独创金派花脸唱腔，声如洪钟，豪气逼人，因擅演项羽，人称“金霸王”，解放前夕逝世于北京。老干儿说金少山是他师傅，听的人都以为他是醉话，老干儿躺下接着说：“我跟高庆奎同台演戏，高庆奎，知道吧？他、余叔岩、马连良、号称‘三大贤’，李和曾的师傅……高庆奎那时摸着我的头说：‘行，这孩子有机灵气’……杨小楼，我常见……齐白石给我家画过画，虾米、蝈蝈，活了，人称他‘活蝈蝈’……溥心畲，大书画家，可惜上台湾了，他……我的……”没说完，打起呼噜，他睡着了。听的人似懂非懂，似信非信，也不放在心上，只不过觉得这小老头不比寻常，见过世面。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吹散了县剧团，演员们被安排到商店、工厂去站柜台，开机器。老干儿却被弄到“五七干校”接受审查。专案组说他是地主，他说：“那我的土地在哪儿呢？”专案组又说他是皇上，他说：“那我的皇后在哪呢？”对方说不出什么话来，而且看他这武大郎的模样，谅他也没翻过什么大浪，再说他已到了退休的年龄，跟他瞎喘什么气，便将他放在了一边。不久，老干儿退休了。他无家无业，文化科便将他安排在下属的群艺馆等小单位吃住。不管到哪儿，他照样烧水，看门，扫院子，闲不住，似乎不知道自己已经退休了。

1971年，县宣传队奉命排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原县剧团人员纷纷调进宣传部。解松林、何花娣夫妇在北京石油部门工作，没有回来，松林不久患绝症去世，可惜了一个大武生！韩桂芝本想归队，但因宣传队奉命要吊她嗓子听听，她十分不悦。回想自己一天唱过三场《江姐》，人称金嗓钢喉，荣任市戏协理事，谁人不知，今天落到让个业余文艺宣传队试嗓子的地步，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便不应试，还在北京当她的会计。老干儿呢，没有到宣传队，心中闷闷不乐，又听说解松林去世，不禁痛哭一场，免不得又干喝了二两白干儿，躺在大街上乱说乱叫。于是文教局领导命师范学校书记李午辰领老干儿到师范去住，师范离城远点，免得他总在密云大街上闹事。

老干儿吃住在师范，工资关系在民政局。每月36元的退休费由学校派人替领，给他买够一个月的饭票儿，再给他八元零花，其余则由学校会计替他保管，怕他手里钱多又去县里喝酒胡闹。即使这么管着，他仍免不了醉酒。一次他说去县里买东西，便在鼓楼西侧的西街酒馆耍开了酒疯。店里问他是哪单位的，他合着眼告诉人家：“你给师范的李淑敏老师打电话就行了。”李淑敏当时在教导处工作，赶快派体育班的学生推着双轮车去接他。他坐在车里又说又唱，跟推车的学生们说：“你们几个人的鞋要是破了就找我，我全给修。”到了学校，他手脚麻利地下了车，似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事后他对李淑敏说：“其实那天我没喝多，我是走累了，怕走不回来，才让你派人去接的。”说罢，做了个鬼脸。那狡黠，那天真，像是一个顽皮的儿童。从此，他跟温和善良的李淑敏老师关系很好。他天天提早到食堂打饭，回来便去报告李老师，什么菜好吃，什么菜有虫子，什么菜肉变味了，以此种方式报答李老师对自己的照顾。一次李老师对他说：“干儿大爷，您这一辈子怎么也没找过对象，现在孤身一人多冷清啊？”他却笑了笑：“谁说我没对象？李老师你是个年轻漂亮的人，可我那媳妇比你还漂亮呢！”于是他断断续续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京城西四附近的一座皇族的府邸里生下一个男孩，孩子先天不足，但一双眼睛十分精神，一出生就不登不登地望着这复杂的世界。孩子的父亲是“载”字辈的，早年任“御前行走”，后在内务府管过钱粮，听说还当过提督什么的。但他府门前的石狮子远不如恭王府、醇亲王府的狮子大。这孩子便叫溥印——爱新觉罗·溥印。“溥”字说明他与光绪是近支，而“印”字不带“立人”旁，说明他与光绪不是最近支。而他的同庚堂兄溥仪（醇亲王长子）才是光绪的亲侄。

这个家的收入并不丰厚，连年俸加月赏，平均每月不过二三百两银子。好在老家承德有几顷地，由佃户租种，府里一年所需的粮油肉蛋便不用发愁。同时，上几辈老王爷、贝勒爷还留下些金银古董，所以皇族的谱儿不大不小地还摆着：管事、婆子、丫头、掌灶、掌案等下人照用不误；吃喝穿截讲究个气派；下人见主子必得称自己为“奴才”；小辈早晚两次准时为长辈请安，坐立卧等有严格而繁琐的礼节。小溥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的。三岁的时候，堂兄溥仪坐了金殿，小溥印也随着阿玛到后宫去拜贺。民国推翻了满清，他家也吓了一大跳，好在革命者还保留了宣统小朝廷的特权，他家也从惊慌中镇静下来。

少年溥印很是聪明好学，七八岁时就读完了“三百千”，开读“论孟”。十几岁时候，他已深深地感到这个家庭的沉闷和腐朽，经常偷偷溜到府附近的地安门、德胜门等地去玩耍。阿玛发现了就狠打他，他死不吭声，绝不求饶。有一次他约了比他小一岁的堂弟溥杰（溥仪的胞弟）一起去逛护国寺。但见那庙会上人山人海，五光十色，热闹非常。只是那寺庙却是破烂不堪，偌大的一个场院，只剩两座孤零零的大殿。溥杰说：“这是生我那年庙里起了大火，烧光了十进院落，圣祖康熙爷赐给庙里很多宝物，全部化为灰尘，这也是大清的不祥之兆吧！”小哥俩走进金刚殿，见到英俊威武的护法神韦驮的塑像，很是羡慕。溥印不禁感慨地说：“天界有护法神，谁是咱大清的护法神？光绪爷靠了个袁大头，不但没靠住，反被他出卖。”溥杰说：“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出卖了大清，又出卖了民国，不过他也没落好下场，万人唾弃，千载骂名。”走到后院，溥杰指着一个废墟说：“听我阿玛说，这里曾挂过永乐皇帝的军师姚广孝的大画像。姚广孝这个人可了不起，说是后来成仙了。”溥印肃穆地说：“这个人，一是大智大勇，二是激流勇退，三是不贪享受。皇帝赐他高官厚禄、广厦美姬，他一概不受，离却朝堂，归隐空门，自甘淡泊，清静坐化。不是神仙，也是圣贤。哪像而今官僚，不思报国，一心营私，争权夺利，贪污腐化，真是睁不开眼！”

小哥俩边走边说，内心很是沉重。不过当他们看过摔跤、变戏法、耍中幡，又到书摊上买了一些《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闲书之后，心情才又欢快起来。溥杰问：“你阿玛让你看这些闲书吗？”溥印说：“不让看偷着看，躲在空仓房里别出声。”溥杰笑了，说：“我给皇上陪读，可不敢看这些。陈宝琛、朱益藩和英国人庄士敦都是很厉害的师傅。”溥印说：“你怕皇上吗？他可是你的亲哥啊！”溥杰说：“你也是我哥，我就不怕，打打闹闹都行。跟他不敢，他要恼了说打你板子，你的屁股就肿好几天。”溥印听着笑了，挽着比自己还高半头的堂弟，亲亲热热地回府去。

民国成立以来，除紫禁城内还保留了一些当年的皇室待遇，一般旗人的特权则完全取消了，他们的佃户也逐渐脱离他们，按照法律转向国家纳税，旗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他们原是吃政权饭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游手好闲，摆谱称爷，什么挣饭吃的技能也没有。特权一垮，他们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先是变卖财物，后是变卖房产，什么都卖完了只好去学着做点小买卖。小朝廷的宗人府也搞了些会计、缝纫、修理等技术培训，可也解决不了大问题，更何况有些旗人还放不下架子，吃不了那苦。所以不少八旗子弟流落街头，冻饿而死。溥印家当时虽然还没到这种程度，但也败落得难以支持下去了。这一切溥印都看在眼里。他苦闷、痛心，看不到满人的出路，也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就在他十六岁的时候，阿玛给他订了亲，女方是在洛阳做官的旗人家的女儿，芳龄十五。不久便把那小姐从洛阳接进京城府中，准备近日举办婚礼。溥印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木偶，任凭大人摆布，没有自己一点自由。此番婚事更不听听他本人的意见，自尊心更觉受到伤害。他想自己年岁尚小，身体瘦弱，又没有自立的本事，眼看家庭就将崩溃，自己连自己恐怕都无法养活，又有什么能力负担妻子儿女的生活呢。溥印不觉心乱如麻，便跪在阿玛膝下苦苦哀求解除这桩婚事。其父大怒，取出家法狠狠抽打他，家人极力劝阻方才罢手。溥印不哀求了，也不哭了，转身去见洛阳小姐。那小姐生得端庄秀丽，仪态万方，见了溥印便飘然施礼，轻轻道了声“大爷吉祥”。溥印也以礼相待，但只说了句“小姐珍重”便回房和衣而睡。待次日清晨丫环、嬷嬷给他送水端茶时，却见他踪影皆无。桌上放了一张纸条，上写“命薄力单，无力回天，从此去也，浪迹人间”。全家顿时慌乱一团，到处去寻，寻了许多天毫无结果，便只好把那小姐送回洛阳，给人家道歉了事。

且说那溥印效仿《红楼梦》中宝玉出走，趁着夜色悄悄出门，直奔承德而去。那里有他家一个老佃户。他在那里住了些日子，见此佃户日子也不很宽裕，又怕家人到此找寻，便离开此处，到天津去投亲访友。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人家不说不留你，只说怕你家大人着急，劝其速速回家。溥印从此便流落在天津街头。不多日身上带的银元用完了，衣服又脏又破，形同乞丐，还有些地痞瘪三欺侮他。他看在天津人生地不熟无法落脚，便又徒走溜回北京，在自己熟悉的护国寺一带谋生。先是拉洋车，后是修破鞋，拣烂纸、打执事的活计全干过，吃苦受罪也决不回家。解放后，郭砚琴剧团收留了他，并把他带到密云。溥印者，老干儿也。

溥印晚年生活在密云师范学校，他正直大方，乐于助人，每天捡捡乏煤，打扫打扫角落里的垃圾，很有人缘。学校师生领导都很照顾他。校办厂负责人马国柱老师经常把待客没怎么动筷的饭菜端给他；李淑敏老师见他床上铺得薄，便找来草床垫给他铺上；他有了病，校医认真给诊治，大家都来看望他；逢年过节，民政部门的同志给他送来水果点心什么的来慰问，日子过得比较舒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溥杰先生来密云看过他一次。童年的伙伴，一转眼都已老态龙钟。兄弟二人说到那伤心处，不禁老泪纵横。另一次是他家族捎来信，说是海淀西山一带兴建工程，他家祖坟要迁移，还牵涉财产的事，叫他回去商量处理。他不回去，他说：“那里没有我的财产；有，我也不要。”除此而外，他没和家族人有过其它联系。

记得在80年左右，县影剧院放映有关溥仪的影片，内部发票。师范学校怕溥印触景生情出点事儿什么的，就没发给他票。不料晚上放电影的时候，他还是跑到影剧院门前吵着闹着要进去。工作人员劝阻他，无论如何不让进，他无可奈何，便由鼓楼一直向南走，一路长嚎。走到南门脸儿，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伤心地躺在地上打滚，哭得撕肝裂胆。他大叫：“溥仪是我的哥哥，为什么不让我看……他是满清皇上，我是王爷呀！……”其时，夜风凛冽，灯光惨淡，街头无人，四下寂静，只有他那嘶哑的哭叫声在阴沉沉的夜空中久久震荡……

1987年，他得了重病，红痢。民政局同志开着丰田面包车将他送进县医院治疗。几天以后，病情好转，他还准备出院回校；但终因年高体弱，元气已失，病情突然恶化，不久便溘然长逝，终年82岁。

溥印貌不惊人，形不压众，但他的经历是很曲折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各个时期都在他身上打上了烙印。他的思想感情也是很复杂的。他对其皇族的统治失去了信心，他恨他们，毅然与之决裂，死不回头；但他心中对其亲属、对其民族仍有斩不断的情思，他的内心深处还爱着他们，只有在宽松的环境中，他才能痛哭长嚎，一泄他积压了六十多年的深深的苦痛。

溥老先生的一生，悲剧乎？喜剧乎？恐怕兼而有之。我们在同情他、怀念他之余，还应从他身上寻出些值得深思的东西，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未必没有一点补益。

（选自《密云文史》第29期，有删节，作者：薄家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