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振杞（1916—1948），又名齐人，密云海子村人。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画坛上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作为国画大师徐悲鸿的学生，他曾被刘伯承和陈毅赞誉为战地画家杰出的代表。徐悲鸿称他的画作是中国新绘画上的杰作。他不幸去世后，徐悲鸿、齐白石、李苦禅、吴作人、李可染等数十位画坛名家纷纷为他捐画义卖以筹集资金治丧善后，在北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齐振杞

14岁踏上求学报国之路

齐振杞1916年出生在海子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木工匠人，忙时为人建屋做窗，闲时做些家具，擅长木器雕花，粗通绘画。幼年的齐振杞，在私塾读书之余，喜爱观看父亲的雕花，一凿一斧间仿佛神来之笔，令一块死气沉沉的木块立时活灵活现起来，让他沉醉不已。或许正是受了父亲的这种熏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也让他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齐振杞的侄子齐庆庚回忆，在他小时候还曾见过家中保存的齐振杞幼年时留下的写生作品，那都是一些随意找来的小纸片，画上的人物都是家人和村里的乡亲，其中记忆最深的是几张描绘齐振杞的母亲碾粮时的画作，虽是寥寥数笔，却将一个乡村农妇的神态，鲜活地展于纸上。

1929年，13岁的齐振杞还在家乡的白果寺小学读书的时候，父亲就早早地为他定下了一桩亲事，并很快举行了婚礼。本来他可以按照父亲的安排，毕业后做个小木匠或是私塾先生，在家乡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安居乐业，平凡一生。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开始了他长达18年的求学报国之路。

婚后的翌年，齐振杞考上了通州师范，在此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去北平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也是在这里，他开始系统地学习绘画。然而当时的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占领东北后，把侵略的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而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对内则不断镇压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1935年12月，汉奸殷汝耕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在冀东建立了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在此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抗日救国。11月18日，北平各大中学校成立了北平学联。12月9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6000多名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抗日请愿示威游行，不肯安居斗室的齐振杞也参加了这场学生运动，并成为了他所在学校的一名学生领袖，也由此接触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

至今在齐振杞的家乡，还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海子村的旁边有一个名叫久远庄的村子，村里有一位姓曹的老人，当年在怀柔一所中学担任校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政治问题被定为“反革命”，遣送回乡，进行管制，他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就四处写信投诉，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最后，在无奈中，他给当时在国家外交部工作的黄华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告诉黄华，自己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也曾经为革命做了许多贡献，最后，他提到自己是齐振杞的同学，齐振杞可以证明！收到信以后，黄华将信转给了有关部门，并说道：齐振杞我知道！正是由于黄华的这句话，这位姓曹的老人被平反，而且，恢复了公职。当初，黄华在燕京大学读书，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还是《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宣言》的起草人之一，而齐振杞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学生运动的有数千人，作为学生领袖的黄华能知道他，并因为仅仅提到他的名字就为他的同学作证明，足见齐振杞作为一个进步青年的声名所在。

战地画家的杰出代表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满怀救国救民思想的齐振杞离开了校园，投笔从戎，投身国民党第五战区前线，宣传抗日。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包括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臧克家、成为了著名画家的吴作人、孙宗慰、陈晓南、文金杨等人。他们的行动也受到了时任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齐振杞被李宗仁安排在所部第31集团军第13军第4师第10旅石觉部担任上校秘书。1938年7月他随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可以说，参加这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对于年轻的齐振杞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当时他所在的部队，驻防长江北岸潜山至太湖一线，遭到了日军第11集团军的猛攻，经过殊死搏斗，在敌人付出惨重代价后，中国军队退守黄梅西北一线。几日后，他又随军克复太湖一线。后终因不敌日军的优势火力，至最后武汉失守。武汉会战历时两个月之久，是抗日战争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打死打伤日军两万余人。这次战火洗礼，激发出了齐振杞的创作热情。他总是随身携带着铅笔和画纸，在战斗间隙忙于速写、素描，并开始创作大幅油画作品，《长沙大会战》《胜利之归来》等百余幅描写中国抗日军民与日寇激战的素描和画作，都是他在抗日前线创作的。这些作品展示了他的绘画天赋和一个爱国青年画家的壮志豪情。同时这些生活素材和艺术实践的积累，给他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很好的生活基础。后来他的这些画作参加了在美国展出的“战时中国画展”，在国内外获得盛誉。

此后，他又随军参加了枣宜会战和豫南会战，并随军转战于一、五战区平汉路和津浦线，足迹遍及河南、河北、安徽、江苏等地。在那段峥嵘岁月中，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行军、战斗所到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他的画作接近现实，受到官兵和农民的喜爱。同时，也是在这期间，他有幸结识了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和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在观看了他举办的战地画展后，两位著名抗日将领赞誉他是战地画家的杰出代表，李宗仁及他所在第31集团军司令也给予了他高度评价，后来画坛大师徐悲鸿在见到这些作品时，不禁感叹：“我大激赏弟之速写，充满战争气氛，现实反映，非闭户造车者可比！”可以说，正是这些画作，成就了他战地青年画家的声誉，并在大江南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受名师指点“进步簒迅”

1942年由于国民党搞反共“摩擦”，倾向于进步的齐振杞和臧克家等人遭到压迫和排挤，他便于愤懑之中，离开所在部队，来到了陪都重庆。

当时他找到了在重庆的中国文艺社的好友陈晓南，求教速写技法。陈晓南带他去拜见了刚刚从南洋和云、桂等地举办爱国筹赈画展归来的徐悲鸿。看了齐振杞的画作之后，徐悲鸿给予了高度评价：“觉其才思洋溢，勇气逾人”，并鼓励他到重庆职业学校任职。1943年春齐振杞被聘为正在筹备之中的中国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美术学院是徐悲鸿亲自创办的，他的思想就是想要“把国内有才能有理想的画家集中起来，创制以写实的技巧表现生活内容的作品，想开一条新艺术的途径”。齐振杞虽不是科班出身，但徐悲鸿看中的是他的勤奋和对生活对艺术的热情。

齐振杞不负徐悲鸿的厚望，在此后的四年中，他在徐悲鸿的指导下，在磐溪刻苦创作，研究绘画艺术，同时在徐悲鸿所教授的中央大学艺术系美术课上，系统地学习绘画并受到徐悲鸿的亲自指点，其画技“进步簒迅”（徐悲鸿语）。也是在这几年里，他创作了《嘉陵江上》《风景》《袭击》《冲锋》《负伤》等几十幅反映嘉陵江上与江头人民生活和抗战史实的画作，并多次参加徐悲鸿在重庆举办的中国美术学院画家画展。他的作品也受到美术界的广泛关注，徐悲鸿曾评价：“自三十三（1944年）、三十四（1945年）两年间，即得可观之作品十余幅，虽在中大任教之名流中亦不多见也。”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1946年到北平接管国立北平艺专，担任校长，聘请了吴作人、艾中信、冯法祀、董希文等著名画家担任教师，齐振杞亦受聘为艺专教师，负责教授静物与风景课，并主编天津《益世报》艺术周刊。

1946年，北平艺专青年教师宗其香、陈玲娟、齐振杞（右一）在长城下

回到北平的齐振杞，绘画艺术日臻成熟，先后创作了《劳动者》《拾煤渣者》《煤渣养活了他们》《东单小市》《菜市》等作品，被徐悲鸿称作“皆可传世之佳作矣！”并称赞：“如此精勤之艺术家，虽全世界列举之亦不多见，在中国成为仅见而稀罕之人物也。”在是年举办的联合画展中，齐振杞的作品《东单小市》受到一致好评。徐悲鸿评价：“以此六尺大幅，综合数十百人，集聚无数什器，五光十色，取得和谐，做法尤纯熟无暇，诚可称中国新绘画上一杰作，益以去秋所写《菜市》，实于故都大众以极大兴奋作用，同人亦以同样精神赴之，故本届展览博得异口同声之好评，讥谤尽息！”

《东单小市》是齐振杞代表作，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前冬天的北京，交换紧缺商品的东单市场。画面中的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充斥着兜售各种紧缺商品的小贩和逛市场的各色人等。画面上方是东单和使馆区之间的大片树林，树木前后疏密关系妥当，北京冬天灰色的天和棕灰色的干枯树干，在齐振杞的笔下十分亲切，那种阳光下寒冷的空气感，仿佛时至今日都能呼吸和感觉到。画面的下部满满市场上的人和物，白色帐篷前的人群熙熙攘攘，有闲逛的国民党军官、出售古董的破落地主、买卖古董的商贩、买布的白人主妇及时髦的女青年。内容丰富而有层次，颜色多变而不杂乱，笔笔很有力度，尤其是对于衣着质感、人物动作的把握十分到位，可见其对绘画认识的深刻和绘画技巧的高超。不仅是《东单小市》，齐振杞的画作大多都是描写平民生活、劳苦大众劳作的场面，如重庆嘉陵江畔的木楼，新中国成立前东单的地摊市场，寒风中人力车夫，果腹的小吃摊，平民捡拾煤核的辛酸生活，还有面带菜色的抗战后方文人的肖像。

有声望的进步艺术家

潜心创作之余，齐振杞也一直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1947年5月20日，北平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身为知名教授和画家的齐振杞和国立艺专的部分师生参加了这次大游行。在著名画家冯法祀的一篇名为《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庇护》中，详细记述了北平国立艺专师生参加这次学生运动和徐悲鸿保护艺专爱国师生的全过程。当时参加游行的有教师沈士庄（高庄）、齐振杞和冯法祀，学生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油画家的侯一民、李天祥和朱振芳等人。游行之后的一天晚上，齐振杞等接到消息，国民党宪兵要到艺专校园搜捕参加游行的师生。经过商议，他们一起到徐悲鸿先生家躲避，而徐悲鸿则立即给当时国民党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打电话，他说：“国立艺专没有共产党，叫他们（指宪兵）不要来这里下手。”并且要求李宗仁保证艺专师生的安全。李宗仁一一应允，由于徐悲鸿的声望和凛然正气，使齐振杞等爱国师生得到保护，躲过了国民党的大搜捕。后来，国民党当局和艺专受国民党当局支持的训导处里的一些人，仍不肯罢休，上告至南京教育部，教育部勒令徐悲鸿开除参加游行学生，解聘参加游行的教师。徐悲鸿据理力争，并面斥来督办此事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使得他不得不当众承认，艺专和清华、北大，一视同仁，决不让艺专开除学生和解聘教师的事情发生。爱国进步的徐悲鸿先生把国立艺专办成了一个左派学校，团结和保护了包括齐振杞等在内的一大批进步和有才华的艺术家，同时在这个艺术和斗争相交融的大熔炉里，齐振杞也从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有声望的进步艺术家。后来，天津《大公报》的资深记者张高峰在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中说道：“从关系方面听说，中共认为齐人（齐振杞）是一位进步画家！……”

齐振杞在创作之余，也成为徐悲鸿一个得力的助手。徐悲鸿在回忆起齐振杞时曾感慨：“自去年（1947年）夏，其（国民党当局）不慊于吾人者，皆千方百计破坏吾人事业，吾与弟多方应付，吾以久病，实感繁劳，幸弟等通力合作，略无阻难，艺术中兴已见端倪！”可以说，徐悲鸿对齐振杞寄予了厚望。为了使齐振杞能够取得艺术上的更高成就，他决定送齐振杞去欧洲考察学习，“拟赴欧纵观历史名作”（徐悲鸿语）。也就在齐振杞即将成行之际，出现便血，遂去北平医院诊治，经确诊为内痔，住院手术八天后，即1948年6月24日离世，时年仅32岁……

大师徐悲鸿为他出庭作证

齐振杞的死，震动了画坛，特别是徐悲鸿闻知大恸，拍案而起：“区区割痔小症，竟陷年轻体壮的齐先生于死地，杨静波（齐振杞的主治医生）应负杀人之罪！”他当即委托他的夫人廖静文与艺专员工代表冯法祀、《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好友潘守谦（时任北平地方法院检察官、地下党员，亦是齐振杞好友），一同到北平医院质问院长陈莫非，并要求查验病例，加盖徐悲鸿印章（以防医院伪造病例），解剖尸体，并追究杨静波的过失杀人之罪！但该院院长陈莫非百般推诿，徐悲鸿遂于齐振杞死后的第四天，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京津各大报刊纷纷以《齐振杞割痔冤死案》为题刊发了报道，一时间，齐振杞案轰动平津。

在徐悲鸿的主持下，成立了由徐悲鸿、廖静文、叶浅予、吴作人、艾中信、樊曼琳等组成的治丧善后委员会，并决定举办齐振杞遗作展。由于齐振杞清贫，于是徐悲鸿、齐白石、李苦禅、吴作人、李可染等画坛名家纷纷捐画义卖以筹集资金。也就在这时，杨静波通过当时的北平卫生局长和北平医院的院长，向徐悲鸿提出愿意赔偿黄金，私了此案，遭到严词拒绝。同时齐振杞的尸检结果也出来了：“左肾在锥体之尖部，有棕色垩样之沉淀物，肾盏及肾盂之粘膜有小块之充血，官腔中有多数小沙粒之颗粒。右肾在一肾锥体中略见有可疑之黄色沉淀物。膀胱三角及尿道口周范之粘膜充血，尿液中有多数棕色小垩样颗粒。”这充分证明杨静波玩忽职守、过失杀人的罪恶。

一时慌了手脚的杨静波，花大价钱请出北平著名的大律师刘某为自己出庭，又向北平法院花钱活动，希望不予起诉，同时拿出法币6、7亿元，由他的律师出面，宴请北平各大报社社长、总编、采访部主任和天津、上海等各大报社驻北平记者，污蔑艺专师生胡闹，公开拜托今后不要再刊登齐振杞案的新闻。知道这些事情后，徐悲鸿大怒：“在杨某的眼里金钱是万能的，岂知我们决不为所动。振杞死后，杨静波的这些可耻活动要揭发，让世人看到当今社会的黑暗！”他还与杨静波针锋相对，与张高峰请出北京大学法律主任任芮沐和教授费青（费孝通先生的哥哥）出任己方律师，并决定自己和张高峰一起作为证人，为齐振杞案出庭！

1948年9月17日，北平法院正式开庭，时年53岁，头发已经花白、身体文弱，着一袭长衫的徐悲鸿，手执拐杖，在夫人廖静文的陪同下，坐到了法庭的证人席上。他的出现也引起了法庭内外的一片骚动，在法庭上徐悲鸿以仗击地，悲愤陈词：“法庭是神圣的地方，在这里人人都应该说真话！齐振杞先生之死太惨了，他住院，时至6月20日，病情突然变化加重，我去看望他，他说想呕吐，不能小便，通知了主治大夫杨静波，但因齐先生住三等病房，不予理睬。至22日，齐先生转尿毒症，病入膏肓，仍不见主治大夫。23日，杨大夫才到病房，而齐先生已处于弥留状态。区区割痔小症，竟陷年轻体壮的齐先生于死地，杨静波实应负杀人之罪，而齐先生正是黑暗时代的牺牲者，更有甚者，杨静波自知罪责难逃，在齐先生死后，他竟大摆筵席请新闻界，妄图封锁开庭受审消息，又托人愿出黄金若干，私了此案，杨静波若不治罪，天理何在！”……

然而在法庭上，杨静波等人无理狡辩，竟提出：“齐振杞是否转症死于尿毒，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建议送南京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鉴定！”而对杨静波偏袒的法官朱德钦竟予接受。而当时的时局是，北平地区已经被解放军包围，北平解放在即，又何谈去南京鉴定！就在法庭宣布休庭不久，杨静波、陈莫非等人即逃离北平，据说后来去了台湾。

在齐振杞先生去世三个月之后的10月21日，由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国立美术艺术专科学校共同发起举办的齐振杞遗作画展在北平艺专德邻堂举办，由徐悲鸿亲自作序，共展出齐振杞作品包括油画、水彩画共计大小100幅，以及宣传画、速写190件。并同时举办了徐悲鸿、齐白石、叶浅予、李苦禅等大画家为齐振杞治丧善后的捐画义卖活动。在画展序言中，徐悲鸿慨叹：“（齐振杞）故六年以来成稿将五千纸，得油画数百幅，若今年成功之大幅《东单地摊》，虽置之世界作者之林亦无愧色！”他还称“（齐振杞的辞世）不仅是人民战士的夭折，而（且）是现实主义阵营中将星的陨落！”

1949年，北平解放后，徐悲鸿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他的支持下，由齐振杞的弟弟齐振栋再次将一纸诉状呈送法院，在北平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齐振杞终于沉冤得雪，判杨静波在北京的妻子田凤鸾从杨的财产中拿出小米若干斤赔偿被害人，同时待杨静波归案后，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国油画发展进程中的闪光点

在齐振杞去世一周年之际，著名画家李桦与艾中信撰文《齐人兄逝世周年纪》刊载于由吴作人创办的《进步艺术》周刊，其后徐悲鸿先生在1951年8月，亦亲笔作《哭齐振杞弟》：“呜呼，人谁不死，特死于非其应死之年，非其应死之病，与非其应死之时者，俱是可悲。大难期中，如是而损厥生者，亦已竭吾无穷之泪，启吾不尽之哀，孰意今年又临振杞之丧，摧吾培植之树，艺林之彦亦北方之强，于其欣欣向荣之际，制造成熟，天才开展之候，赍志以逝，是不仅吾党之悲，亦为国家之文化痛也！……吾人虽或能致之中国艺术中兴，而弟曾竭力与斯役者而终不能目睹也，悲夫！悲夫！”

如今，齐振杞先生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了，徐悲鸿先生也早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传世画作依然不朽，他们的名字依然珍存于史册。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历经岁月沧桑，齐振杞的部分作品，被他曾任教的国立北平艺专，即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所属陈列馆保存了下来，这其中就有他的代表作《东单小市》《双人肖像》《会战》《风景》等作品。在2012—2013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西画部分)” 展览上，齐振杞的6幅写实油画作品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再次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其作品以其质朴有力的笔触，典雅动人的色彩，准确到位的造型，生动传神的人物刻画，得到了包括中央美院油画系教师、著名油画家刘小东；编辑《北京画坛》“齐振杞”词条的著名美术史教授李树声等名家的高度赞誉。特别是在2018年举办的《徐悲鸿与他的时代——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品展览》全国巡展中，齐振杞作为画展“学派传承”单元（此板块集中展出著名艺术家重要作品及他们与徐悲鸿密切关系的文献资料）的入选艺术家之一，他的画作和吴作人、艾中信、孙宗慰、王临乙、李苦禅、李宗津、冯法祀、宗其香、韦启美等艺术家的作品一起参展，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

正如著名画家李垚辰在《过早陨落的星：现实主义画家齐振杞》一文中所评价的那样：“齐振杞是徐悲鸿十分赏识的明日之星，却英年早逝，这实在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大损失，以致这样优秀的画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所幸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的齐振杞作品，又将这样一位勤奋好学的艺术天才，重新带回了人们的视线。这些作品或许远没有达到他的艺术顶峰，但是每一笔油彩、每一笔描绘都记载了画家的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亦是中国油画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闪光点！”

（作者：张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