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长城脚下、群山包围的古北口镇，一座由五十多间青砖灰瓦房组成的“杜家大院”，我的奶奶廉维（原名杜健如），1889年出生在这里。她的父亲身为乡绅在家中开了一个学馆，教镇上的孩子读书识字，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许女孩子听课，年幼的她只好悄悄倚在窗外偷偷地学习。有一次听得入了迷，当她哥哥回答不出提问时，她在窗外插了嘴，就此暴露了秘密，连偷听也被严禁了。

廉维

奶奶的二哥杜经田（清朝末科秀才案首，参加过辛亥革命， 陆军大学骑兵科第三期毕业）把每天学来的功课暗中教给妹妹，后来又经常给她带回来一些新书、新消息。她用被子遮住窗户，兴奋地凑在油灯下，偷偷地阅读这些充满新鲜事物的进步书刊。 她抵制裹小脚坚持到17岁，架不住亲友们的软磨硬泡，自己狠心把脚缠了。可过了几天从二哥寄回的杂志上知道了妇女裹足之害后，就悄悄把裹脚布每天剪去一寸，等到大家发现的时候，她索性彻底解放了自己的双脚，成为古北口镇放足第一人。

她人长得俊秀，聪明才智邻里皆知，女孩子该会的针线手工样样不差。不同于一般女孩子的地方，就是从小有着不服命运摆布的心气和胆识，她的偶像是曾为倡导女权、女学，打破“三从四德”，推翻封建专制，不惜捐躯的女英雄秋瑾。

到了待嫁的年龄，媒婆们踏破了杜家大院的门槛，推荐三乡五里的公子、少爷，她看不上：和这些公子哥绑在一起，今后的日子会过得很无聊，没意思。几年拖下来，长辈们急了眼，她态度坚定：我只听二哥的！杜经田笑着说：“有个陆军大学炮科的同学，也是家里说的婚事一个也不要，和妹妹一样怪，正好配一对。”于是，她与二十七岁的河北东光人张基开始交往并达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共识，那就是婚后可以到北京正式的学校去念书—— 这可是奶奶梦寐以求的心愿啊！张基从位于北京的陆军大学来到 古北口迎娶新娘。婚礼之后，二十四岁的我奶奶没有带走娘家早为她准备齐全的嫁妆，就拿着几件随身衣服和被褥，再加一把用惯了的瓷茶壸，满怀憧憬，跟随着我爷爷开始了新生活。

婚后，他们在北京安下自己的家。奶奶也如愿以偿地进了位于府右街北口的培根女校插班。不久，她怀孕了，开始还舍不得退学，但后来不行了，只得离开学校。等再后来奶奶陆续有了六个孩子，平均相差两岁。两头是男孩，中间四个女孩。上学校学习的事，只能中断了。我爷爷一米八五的个头，方正的脸膛，大眼、高鼻、阔嘴，永远腰杆笔挺，孩子们要把头使劲地向后仰起，才能把他看全。随着他在军校和军队的调动与升迁，一家人从北京到保定、到济南、到蚌埠、到南京，然后又回到北京。不管走到哪里，奶奶都会把送孩子们去念书当做第一要务，而且最好到教会学校，她认为教会学校规矩多，管得严。她还为孩子们订了《儿童世界》《小朋友》《少年》等许多书刊，我的爸爸和姑姑直到七八十岁时依然津津乐道着当年大家抢书看的场景。

廉维、张基和家人

爷爷奶奶从来不用封建礼教的东西约束孩子，鼓励孩子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发挥。最重要的是要孩子们做一个真诚的人。做错事只要认真承认，就决不责骂。后来周围的人都说，张家的孩子有个共同的优缺点：有理不让人，但也绝不欺负人。

住在南京时，爷爷的同学、学生多身居要职，官场应酬是不少的。奶奶尽可能推辞社交活动，偶尔请客，也总是把孩子们打发到外面去玩，警惕着不让那花花世界污染孩子的心灵。孩子们穿的长袍腰间总是打个大折，是为了长高慢慢放开，可以多穿几年。鞋面破了， 就再蒙上一层布。她常对女儿们说不论钱多钱少，一定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你们将来一定要自立，不能依赖任何人。经济上不独立，要想男女平等是不可能的。

有一家逃荒的难民乞讨到门口，奶奶让他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饭，他们见这家心善，就苦苦哀求将大女儿荣姐留在了奶奶家。奶奶安排她帮助照顾女孩子们的日常衣食起居，教她学完了《平民千字课本》。爷爷有个同僚看见她举止得体竟想娶她为妾。奶奶认真地说：我是将她当女儿待的，一定要让她像女儿一样嫁出去。后来荣姐和爷爷的侍卫殷福庆自由恋爱结了婚，奶奶为她置办了嫁妆，帮她在南京安了家。

1927年3月，北伐革命军攻下了南京，英、美、日、法等国声称侵害和骚扰了他们的侨民、领事馆及工厂，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军舰对城内开炮轰击。外面炮声隆隆，嗖嗖的炮弹从头顶飞过，奶奶搂着孩子们躲在家中墙角下，总算有惊无险。无辜的军民伤亡两千多人，毁坏房屋及财产损失无数。事后，奶奶决定举家迁回北京，先暂住在已退役的她二哥家，后来买了一个小院子住下。

1928年，担任北伐军第一集团军炮兵总指挥、陆军中将的爷爷率领炮兵部队攻城拔寨，为步兵作开路先锋。在打下了军阀孙传芳据守的徐州，逼近济南时，突然又接到命令要炮兵立即在限定时间内返回徐州防护。事发突然、路途遥远，谁也无法按时将笨重的大炮撤回徐州。当部队尚在行军途中，他仅率卫队先行赶到时，徐州城又被孙传芳乘虚攻占了。这道超出军事常识且无法完成的命令带来的内心痛苦、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与军人强烈的自尊交织在一起，数日彻夜难眠之后，爷爷换上整洁的军装，留下遗书，于4月19日晨以手枪自尽。

这一天，奶奶在北京的家中，打开缝纫机给孩子们修补衣服。 缝纫机上的轮带突然断了，奶奶俯身捡起断了的皮带一抬头，恍惚间看到了爷爷穿戴整齐的军装，风纪扣却没有系好，再也没有心思做活儿了。当天下午，有来自徐州的电报送来：张基将军突患急病，请夫人速往。奶奶心急如焚，带着三岁的小儿子赶赴徐州……是小儿子的哭叫声将她从昏迷中唤醒，相濡以沫短短十五年，年仅四十二岁的丈夫就拋下了三十九岁的妻子和六个子女——大的十四岁，小的才两岁。奶奶的双腿突然丧失了功能，一段时期内只能靠拄拐拖步前移。

两个月后，北伐战争胜利结束，第一集团军总指挥部在南京为爷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总司令蒋介石送的深蓝色挽幛上四个银色大字：“精神不死”。按规格，爷爷本可葬在中山陵一侧的国民革命军烈士陵园，他军中的旧故挚友也筹划募金资助孤儿寡母。但奶奶谢绝一切好意，坚持将灵柩运回河北元氏县祖坟安葬，并毅然删去讣告中号召同僚“慨然捐助，集腋成裘”的附言。她告 诉子女们：“咱们不能贪图钱财而玷污人格，不能背着老爷们的赏赐，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她只替爷爷代领了他的欠饷，扶棺回乡。

安葬完我爷爷，奶奶带着孩子们与她的公婆短住了一阵。她挽起袖子，每天不声不响为公婆打扫房间、整理家务。于是公公开始安排今后的生活了：“你们把北京的房子卖掉，都在这里住下吧。大孙子十四岁了，可以说门亲事了；下面两个孙女转眼也可以说婆家了。过几年紧日子，慢慢就缓过来啦。”我奶奶却坚定地否决了公公的成命。她跟公公讲自己丈夫生前的愿望，讲孩子们的前途……大道理、小道理，头头是道，声音越来越响亮。最后，我的太爷爷终于让步了。

1929年初，这时的北京改称北平。我最小的姑姑在老家染上了猩红热，在火车上就发高烧，一进北平的家，她竟撒手人寰。 奶奶痛苦的在地上翻滚，忍不住嚎啕大哭……从连续失去亲人的悲伤中渐渐恢复过来后，奶奶开始重整家业，四十岁的她，模样显得老了许多，主动断绝了与爷爷生前军政界同僚、朋友的来往。孩子们失去了父亲的天空，她要让他们健康成长。

在偏僻北城买下一处宅院—— 鼓楼东法通寺10号，这座曾属于梅兰芳房产的住宅，十八间房，五个院子，奶奶开始“安营 扎寨”。先在后院为爷爷设了一个灵堂，供奉着他的照片，每天家里吃什么就给他供什么。然后买树种花美化环境：杏树、海棠树、李子树、梨树、葡萄架，加上四季花草。经济上，把积蓄拿出部分交给她哥哥做生意投资，一部分留作日常开销。最重要的是学费，五个孩子都要上学，学校资质、收费高低、学成后的就业，奶奶做了统筹安排。

事实上，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与国家的命运都是紧密相连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为了不当亡国奴、赶走日本侵略者，五个子女中的老大—— 张伯弨（我父亲)，1934年高中毕业后即投考了南京黄埔军校11 期炮科。我大姑张楠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二姑张瑞芳高三没毕业考进了新成立的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三姑张昕在女一中一直功课全优，七七事变”那年高中毕业，没能上大学，她俩在我大姑的带领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宣传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奶奶培养儿子做工程师、女儿当医生的美好愿望已无法实现了。

我大姑经常把大学里的言论思潮、社会上严峻的时局消息讲给奶奶听并一起讨论，看着报纸上一批批被捕学生名单，他们的罪名只是呼吁大敌当前之际，全民应该团结起来抗日，奶奶愤怒了：“失陷的东北不去收复，青年学生宣传一下抗日却被关进监狱，这个国家还有前途吗？”1935年“一二九”那天，上大二的我大姑参加完游行带回家一张传单：《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会告市民书》。奶奶仔细地看过，深沉的说：“这，就有希望了。”后来，大 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接着又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不 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把传单、进步书刊和秘密的油印小册子带给奶奶看，奶奶每次看完还给我大姑时，她俩都会像是深知的战友，不用解释，不用嘱咐，久久地相互对视。奶奶确信：不想做亡国奴只有起来抗日，而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

一次进步学生集会，我大姑的同学鲁方明（余修）被抓进了陆军监狱。奶奶得知后，悄悄地带着厚礼找到了我爷爷陆军大学的同学、一个姓魏的军长，设法将鲁方明营救了出来。这件事奶奶从未向任何人提及，直到解放后才不经意地告诉了我大姑。（鲁方明，1925年加入共青团，中共地下交通员，北平中国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山东省副省长）

1936年秋，中共北平市委通过大姑征得奶奶同意，将法通寺10号做为地下党活动的场所。之所以选定这里，除了地点偏、院子深，还因为奶奶家曾发生过一次衣物失窃，报案后，被北平市长秦德纯（我爷爷军校任教时的学生）得知，委派警察署长登门致歉，并对住宅周边加强了巡逻，“灯下黑”的效果为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增添了一道安全屏障。于是，彭真、姚依林、黄敬、蒋南翔、任仲夷、娄平、李常青、荣高棠、杨易辰、杨春甫……这些来自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北平市委的各级负责人成了这里的 “常客”。每当地下党开会时，奶奶会提前安排家里的老佣人到远处采购或去乡下探亲，然后亲自坐在二门道守候。听到约定的门铃声并确认来人才开门，随后为他们担任警戒。接头、传递情报、保管文件、掩护开会，从未出现过任何纰漏。从这座神秘的大院里发出的信息，领导着北平秘密战线抗击敌人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分别走上了中央和省、部、委的领导岗位。

杨春甫（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中共保定市委书记，1937 年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城委书记，1938年平西房山、涞水、涿州工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空军干部部部长，辽宁省委书记）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撤离北平。在日本法西斯严密控制下，我党在北平的活动十分困难。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对我讲，现在北平市委和河北省委联系不上，两次派人都进不去北平城。现在北方局决定派你去担任宣传部长，找到市委书记黄敬，尽快恢复联系。我化妆乘火车前往北平。在廊坊车站和黄村车站，很多日本宪兵牵着狼狗，挨个讯问、搜身、检查行李，发现可疑对象立即押往宪兵队审问。我拿着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姚依林搞来的假介绍信，终于顺利通过这两道关卡到达北平，找到了接头地点——法 通寺10号，就是后来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的母亲廉维家。对上接头暗语和身份以后，我就和廉老太太接上头了。她在这里隐居着，很少和外界来往。廉老太太思想进步，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因她特殊身份，她家成了我地下党在北平的重要秘密地点，负责掩护我党重要人物。这里只有彭真和黄敬知道，并经常在这里隐蔽。这次我住在廉家一个多月，她家是个四合院，老妈妈住在北房，她的女儿回来住在书房，我住在西房。廉老太太当天晚上就打电话联系了黄敬，他立即赶到法通寺和我见面，一直谈话到第二天中午……

随着全国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组织决定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十几人组成“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由荣高棠任党支部书记，党员有郝龙、杨易辰、程光烈、陈荒煤、张楠，南下深入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行前，奶奶在灯下给姑姑们准备行装，说着叮嘱的话，还帮着我大姑用油纸把市委书记黄敬写给沈钧儒和邹韬奋的信裹成一根细纸棒，小心翼翼地塞进一支半空的牙膏里。深夜，奶奶在床上装睡，等到这三个十七岁到二十一岁的姑娘刚一出房门，她就扑到窗前，目送着女儿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大姑张補：1936年加入共产党，先后在鲁、豫、办、鄂等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后到中共中央统战部、新华社、北平军调处工作，1949年在北平市军管会、市秘书厅、政务院人 事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58年任《红旗》杂志政治编辑和办公室主任，1964年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机关党总支书记和人事处长，1978年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二姑张瑞芳：1936年随党领导的剧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在重庆加入共产党，与《新华日报》总编吴克坚单线联系。1940 年12月组织关系由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195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中共十一大、十三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三姑张昕：1937年随两位姐姐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赴延安，在陝北公学高级班学习、加入共产党，后为新华社刻蜡板，延安女子大学学习，鲁迅艺术学院工作，1946年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文联工作，1949年之后，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教员兼班主任。)

不久，彭真和黄敬同志先后离开北平，留下杨春甫同志继续和我奶奶联系，法通寺10号仍旧是地下党联络接头的地方。那段日子，我党领导的平西抗日游击队经常来人，那些衣衫单薄、又渴又饿的同志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奶奶给他们端上热腾腾的饭菜，把爷爷留下的衣服送给他们穿，在院子门口把风放哨，让他们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一觉，临走时再把自己变卖金银首饰换来的钱给他们带上……就这样，奶奶坚守在这座偏僻的宅院里，直到1939年秋，在组织安排下，五十岁的她带着十四岁的小儿子离开了北平那舒适安逸的家，怀着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去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上世纪五十年代，奶奶写过一个简单的回忆材料，其中对自己在晋察冀边区的工作经历是这样讲述的：1940年初，我在涞水县汤家庄住，党领导的县政府和“抗敌后援会”也在这里，我准备第二天去五区做妇女工作。谁知一股已收编的土匪被日伪特务暗中策反，半夜里突然包围了村子，干部和老乡死伤多人。土匪把我和赵春娥同志捆绑在一起，过来过去地狠劲殴打，边打边骂“就你这老婆子也当八路？ ！”还用刺刀、手榴弹威吓我们。土匪吃完了早饭，踢打着拉我们到河滩要处死。绑着的人排成队，从头挨着个用木棒和大石块往死里打。眼看着同志们一个个被砸死，再有十个人就砸到我了。突然远处传来枪声，土匪大喊:“八路来啦”， 土匪头子命令快把人带走。走了一会儿趁无人监视，我和赵春娥跑到一家空院粮囤后面。还没站稳，看到一个穿棉袍的男人站在我右边，我说：“同志，快给我们松绑”。那人却恶狠狠的斜目而视，我定睛一看，他是土匪。这时墙外喊：“老乡别跑啦，我们是八路军。”那土匪这才慌忙跳墙逃走。解开了捆在身上的绳索，伤口的血痂沾在绳子上被撕下来，也许是冻的，并不觉得疼。看到朱专员、郝县长和许多认识的同志，我提醒去看看河滩上还有没有活着的人。最后只从河滩上抬回来满身是血、失去知觉的两个同志。

从头天半夜到下午，没有休息，忙着找门板、抬伤员。回到住处，突然头晕，身上发抖，要失去知觉，在场的一位老大夫诊 脉说：“你没有吃饭吧？”这才想起来从早上就没有吃东西。太阳快落山了，接到通知，我们要赶往十里以外专署所在的村子。这时全身的伤都疼起来，不要说走十里，简直动也动不了啦。但转念一想，今天幸运没有死，假如现在就作战，还能因伤疼不去打鬼子？ 一 定要鼓起勇气，让去哪里就去哪里。初走起来疼痛难忍，慢慢走， 有时别人拉一下，走到了专署……

1941年至1943年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最为猖獗的时期，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焦土扫荡”、“铁壁合围”、“三 光政策”。边区军民忍饥挨饿，坚持斗争。聂荣臻司令员专门发布过一道《树叶训令》，禁止八路军部队在驻地村庄方圆十五里之内采摘树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此时，奶奶在平山县边区保育院担任会计和保管，她的小儿子——我的叔叔张进，在边区六中住校学习。他俩随着各自的单位在“反扫荡”中东 奔西忙。张进在转移途中患了疟疾，衰弱的拄着棍子走路，以后 转成肺炎，病倒在阜平。1942年3月，组织上让奶奶去看护他。夜深人静，煤炉上开水壸发出吱吱的声音，眼瞅着这个曾经憧憬着赶走日本侵略者后要做一名铁路工程师、在全中国修建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刚刚十七岁的小儿子慢慢闭上双眼，奶奶心如刀绞，从此再也不愿听到开水壸的叫声。

奶奶在回忆材料里写道：小儿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无法忍受，白天虽然照常工作，夜里却不能入睡。也在想用什么办法解脱这痛苦。想起儿子去世前对我说“哪次战斗牺牲的同志都是他母亲的儿；娘如果待年轻的同志都像待我一样，你的儿子不是很多吗？”儿子的遗言有道理，情绪逐渐平稳。经过自己多次思想斗争，把这段克服过去。

黄敬同志1936年就跟我大姑张楠说：“介绍你妈妈入党吧”， 娄平同志（中共北平城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也证明廉维是他在1938年联系的十几名党员之一， 但是奶奶一直觉得以前的考验对自己这个当过官太太的人还不够，不配当党员。直到1942年冬，在经历了火与血的考验之后，她主动向组织申请入党。党支部书记说：“党早就等着你，你早就该提啊!”三个月后转为正式党员，派她到晋察冀边区党校保管文件、书籍。

奶奶继续回忆：1943 年，秋初至冬初三个月，我打游击走了三个县。鬼子包围圈越缩越小，干部与老乡无处掩藏。一早敌人就进攻，把人们逼得钻入大山的山洞里。我或爬行或蛇行跟敌人捉迷藏。我在一个山洞里听得见日伪军搜山，枪声、打声、杀声、骂声……洞外传来熟悉的游击队员喊声“同志们，快出来转移呀。”爬出山洞，一眼看见早晨送我们上山、还给了我一小盆饭和半头蒜的三个村干部，满身是血，死了。我不知怎样是好，呆在那里。游击队员指给我往哪里走的方向。走出不远，枪声又起，上高山吧，没劲儿啦。把衣服往头上一拉，跳下山去，一直到底， 两脚落在沙地上，一点外伤也没有，只是衣服破啦。（虽然没受外伤，吐血了，后来经常吐血。）回头看，山上逃着的人真多。 慢慢顺山沟走了三里路，两个同志正在找我，到集合地才吃上饭。

奶奶伤病不愈，右眼常常流血，1944年党组织送她去延安治病。后来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安排她一边休养、一边照顾因过度劳累患精神失常疾病的黄敬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平原军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8年2月病逝)。黄敬同志发病闹起来很难控制，可他一见到我奶奶，立刻双手垂立，恭敬地叫伯母。吃饭、吃药、休息都听她的话。可见他对这位地下活动时共患难的长辈是多么敬重。

1944年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返回延安，约我奶奶谈话时说: “你的情况我知道，一位中将夫人，像你这样，确实难能可贵。” 他写信给在重庆的我二姑张瑞芳说：“在延安见到你的母亲廉维同志，和她长谈过。你们的母亲是很值得钦佩的，她的许多事你们做儿女的未必完全知道。”以后又对我姑姑们说：“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我父亲张伯弨1934年考入南京黄埔军校11期炮科，1937年毕业后与日本军队打了八年仗，参加过徐州、台儿庄、江西南浔沿线及湘北的对日会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所在部队更换了美式装备准备打共产党。时任国民党军炮兵营长的他与我妈妈以结婚为名秘密跑到重庆，经张瑞芳安排连夜进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表达了参加革命的愿望。周副主席安排我奶奶从延安乘飞机来重庆与大儿子、儿媳、 二女儿相聚。父亲在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学习时，奶奶又赶过去同他小住，看到他已完全适应了新的环境，政治合格，这才放心地离去，返回位于阜平石猴村的边区财经处工作。

1949年3月，离家十载的奶奶带着根据地的工作作风，带着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思想感情回到北平，在欢庆胜利的鞭炮和秧歌声中，全家十四位成员欢聚在法通寺10号。奶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家的房子缴公，谁劝也不听。最后总算采纳了姚依林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留一个小院子出租，租金用来支付你看中医养病的费用 (当时规定看中医不报销)。其它的房子上缴国家”的意见。1958 年，奶奶又把这所小院借给了街道办托儿所。

1949年11月，奶奶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议。会后她态度坚决地向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申请参加解放和改造妓女工作，组织上同意了。她住进工作组，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几个月都不回家。她同情她们，愿意为她们做点事情，实在是基于她对旧社会的深刻了解，现在她要帮助她们在新社会里自食其力，重新找回做人的尊严。许多获得了解放的妓女数年后还有带着丈夫、孩子去看望我奶奶的，感激她的救助之恩。

改造妓女的任务完成后，奶奶病倒了。休养一段时间，她又要求工作。商业部安排她任干部休养所副所长，最终因体力不支， 于1958年接受组织安排，完全退休。

我父亲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察冀军区炮兵团副参谋长、华北军区炮兵旅一团团长、解放军十九兵团炮兵团团长、志愿军十九兵团炮兵主任，1957年至1961年任兰州军区炮兵主任。1959年，奶奶来到兰州看望儿子、儿媳，还有她的四个孙子、一个孙女。眼见他们工作、学习、身体样样不差，在享受了子孙绕膝、天伦之乐后，高兴地回到了北京。没过多久， 奶奶写给我父母一封信，内容不多，却关心着我家那位与她萍水相逢的老保姆：“阿姨要回老家，以后未必还会回来，你们可早做打算，托她介绍熟悉的保姆去你家。阿姨的假牙给安了没有？若还没有安，还是在她走之前给她安上才对。钱若不够用，我这里有。”奶奶还写道：“给孩子们买了一些枣、栗子，还有两斤肉松，可是什么时候才有方便的人带去呀。邮局寄吧，又是节约的时候（国家困难时期），哪能好意思。等你们那里有人来京时再说好了。”字里行间流露出老人家一贯的善良、谦逊、谨慎的情怀。

直到逝世前，奶奶仍然自觉地学习、关心政治，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她为没有把自己最后的一套小房子交给公家而内疚，认真地写了一份思想检查交给党组织。而此时她的视力已经非常不好了。

1960年7月22日下午，大姑张楠陪着奶奶去中医诊所做按摩治疗。听到候诊的一位中年农村妇女大声数落着自己当炊事员的丈夫老不回家，也捎不回几个钱，她进城要钱，就得吵架、犯病。奶奶过去劝那位妇女：“可以用咱们的双手自食其力，不要总想着靠丈夫养活。”边说边往长条凳上坐，没想到坐空了。把她搀起来时，左腿、左胳膊已经不能弯曲了。赶紧送到二百米远的北大医院。半小时后，奶奶因脑溢血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1 岁……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做着平凡的群众工作。

二姑张瑞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上海一得到消息，连夜赶往北京，去向娘作最后的告别。国家商业部主持了母亲的追悼会。葬礼上，母亲生前的老领导、老朋友彭真（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张洁清夫妇，姚依林、周彬夫妇，吴波（国家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邸力夫妇都双双前来吊唁。随后，母亲的棺木落葬在八宝山烈士陵园。

没有想到的是，葬礼后的当晚，周总理的电话打到妹妹家。我接过电话，总理亲切又责怪地说：为什么廉维同志逝世的消息不通知我？我开会的时候遇见姚依林同志才知道!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努力克制着泣不成声的嗓音：您太忙了，怎么能打扰……总理说：怎么忙，我也应当向她老人家告别呀!

我用手紧紧捂住话筒，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尽量不要让我的哭泣声传过去。

总理沉昤片刻，说：你要多加保重啊！

我勉强说出：谢谢您，总理。

“那好，再见吧。”总理那边轻轻放下电话。

抗战中期，是总理从重庆去延安整风时接见了我娘，和她长谈；抗战胜利前夕，是总理安排娘到重庆来，为落实她在国民党军中任炮兵营长的儿子投奔解放军；是总理对我们说:“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 是总理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日理万机的时候，专程到北京法通寺的家去看望娘……

娘对党的忠诚和奉献，周总理最清楚！所以他才会说——“怎么忙，我也应当向她老人家告别呀!”

总理的电话之后，全家人商议，由我二姑张瑞芳执笔写一封信给周总理，恳请总理为我奶奶的墓碑题字。

不久，总理办公室通知我大姑夫王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到西花厅。在总理的书桌上，摆放着好几张“廉维同志之墓”的 题字，有横版，也有竖版的。总理与他一起挑选，反复比较、斟酌，最后选择了一幅横排题字。 五十九年了，这块镌刻着周恩来总理题字的墓碑静静地陪伴着奶奶，向世人昭示着这里长眠着一位热爱人民、不忘初心，恪守信仰、忠贞不屈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位洁身修德、疾恶如仇，引领子女、崇尚光明，将“小我”溶入“大 我”的红色母亲。正如国家商业部作的悼词所说：廉维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二十余年来，几经危难都表现出刚毅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反扫荡中被俘，身受重伤而凛然不屈。她严于律己，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虽年老多病仍勤奋工作，并时时勉励子女共同进步。廉维同志是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和革命的母亲。

周恩来题写的廉维墓

这篇回忆奶奶的文章要接近尾声了，它取材于《人物》1986 年第二期，大姑张楠著的《回忆我们的母亲——廉维同志》，学林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二姑张瑞芳著的《难以忘怀的昨天》，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由张瑞芳口述、金以枫执笔、王伟审稿的《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以及我那位今年已100周岁仍精神矍铄的三姑——张昕口述，还有前辈们留下的信件。

党的十九大以来，组织上一直动员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同志发挥各自的优势，向青年职工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国铁路故事，引导他们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八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兰州局集团公司银川货运中心关工委按上级要求准备开展讲红色故事活动，于是着手整理既有的资料。过去就不太会使用电脑，现在多年不用更生疏了。主动向年轻的同志请教，在电话那头的遥控指导下，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下去、打下去……

看着描写奶奶坚定而执着的信念、平凡而曲折的经历、危险而痛苦的奋斗故事，慢慢地以文字形式显现在电脑上，泪水数次模糊了双眼，哒哒的按键声似乎敲打在心头。十几天的写作过程是一个缅怀先辈、扪心自问的过程，更是一个荡涤身心、净化灵魂的过程。姑姑写的书过去只是走马观花、浮皮潦草地看过，时至今日，才深刻了解了自己的奶奶是一位多么坚强的共产党人！

像《桃花源记》的“怡然自乐”者那样，在芳草鲜美、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之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中过得久了，我们从哪里来，怎么来的，要往何处去，还能记得吗？

永远不能忘记，是千千万万和奶奶一样平凡而伟大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臂膀、用自己的生命，创建、支撑着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和新中国的宏伟大厦。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对中国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来自于建设一个强大繁荣富强新中国的豪情，更是来自于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庄严承诺。

红色基因的传递，先从自己开始吧，发出我们的光和热，认真投身到传承红色传统的教育活动之中，团结、引导青年职工们将激发起来的热情，化为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增强开拓、进取的勇气和力量，为中国铁路运输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使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

作者：张霖，廉维之孙。1970年11月参加铁路工作，197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兰州铁路装卸搬运中心主任、调研员，银川货运中心调研员，2013年9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