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濂溪
来源:密云区党史办 发布时间:2019-07-25 17:05

张濂溪原名张志泉,又名张逸民,号濂溪。1892 年北京一个满族家庭里。幼年聪明好学,8岁入私塾,12岁上高小,16岁考入北京一中。读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钻研中医,阅读医学理论名著,如《本草纲目》、《伤寒论》、《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后又跟本家二爷学习西医。1916年8月经当时政府考试合格准予行医。
    1918年6月,经当医官的二爷介绍,参加了军阀王占元军队,后转到孙传芳的部队,历任医生、医长、军医官、野战医院院长等职。后晋升为十三军第七师少校军医。
     1928年4月,孙传芳军队在鲁西被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联军打败,孙传芳弃军而逃。其所属部队一部转移到密云、怀柔,1 1月溃散。正在这个部队工作的张濂溪,自此便成了散兵游勇。为了寻找职业,张濂溪四处奔走,后在密云南菜园找到了一个教书的差事。由于学校学生不多,收入有限,难以维持生活。半年后,住县城西门里的赵寿先,请他为其儿子治病。经张濂溪治疗,很快痊愈。赵寿先倍加感动,于是劝他自开诊所,并拿出两间房子供其使用。1929年1月,张濂溪辞退了教书差事,办起了“寿康中医药房”,简称“寿康药房”。从此,张濂溪在密云行医卖药。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日寇大举入关,5月密云沦陷。为躲避日军,他携全家逃亡北平,寿康药房的全部药品和医疗器械亦被抢劫一空。返回密云后,经请求赵寿先等10人人股集资,寿康药房重建,并将“药房”由西门里迁到南门路东,后又搬到路西。
    1940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管理主任刘勇侯(人称“刘疤痢”),奉命筹集军用物资,到密云城外的前、后栗园活动。正好碰上张濂溪的大徒弟赵国明到后栗园要账,刘勇侯立即让赵国明转潮白人物告张濂溪说:“八路军刘勇侯请他到后栗园,有事相商。”张濂溪听到这话后,开始不敢去,怕事后被敌人发现说“通共”,祸及全家。但又一想:“既然八路军为抗日出生人死,自己也是一名中国人,个人的安危又算得了什么。如果真的被发现呆不下去,就干脆当八路军去!”就这样,张濂溪以“外出看病”为由,到后栗园会见了刘勇侯,并接受了为十团提供药品的要求。从此,张濂溪便成了八路军义务联络员和药品供给员。只要见到刘勇侯开的条子,不管有钱没钱,只要药房有,要什么药就给什么药。
    1941年秋,日军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而且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形势越来越紧张。为了将药品送出去,张濂溪想尽了各种办法:有时他让老伴孙恒斌将药品装在点心匣子里,贴上标签往外带;有时藏在人力车坐斗里,夫妻二人坐到上边,以“外出看病’’或“探亲访友”为名往外送;有时由刘勇侯挑选忠实可靠的妇女、老人以到寿康药房看病为名往回带。然而,采用这种办法带出的药品数量少,而“寿康药房”所存药品也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十团对药品的需求。对此,刘勇侯和张濂溪都很着急。正巧密云县伪新民会为了欺骗当地民众,要成立一个“舍疗班”(类似于现在的“医疗诊所”,并声言要为民众“义务看病”,急欲聘请一名医生,而且看中了张濂溪。他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刘勇侯。刘勇侯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欣然同意张濂溪去兼职。从此,张濂溪便每天去伪新民会“舍疗班”值班两个小时。有时,他没有时间,就让其儿子张伯华代替,而后即以职务之便暗中开上证明,盖上伪新民会的大印给老伴孙恒斌,让她和长子伯华一块到北平买药。大批药品便通过火车运往密云。以后,胆子越来越大,就连部队用的油印机、油墨和自来水笔,甚至制造炸药用的盐铂,也一箱一箱地往回买。
药运到密云以后,他们又用车或驴驮子以“进城送菜”或“往城外送粪”做幌子,将药品和办公用品放在车上,上边蒙上粪往密云城外运。如果是药布、药棉花,就把它絮到棉花套子里往外运。就这样“寿康药房”竟变成了八路军十团在城内的药品、物资转运站了。为部队筹集药品所遇到的风险也是极大的,其中两次差点出了事。
    一次是张濂溪的老伴孙恒斌从北平买药棉花,在前门火车站,准备往回运时,被伪警察撕开被套发现了。张濂溪的老伴被吓??金戒指,塞给了那个伪警察,伪警察便放行了,从而躲过了一场风险。
    还有一次,刘勇侯派人给张濂溪送来一笔三四千元的药单。当时,张濂溪不在,由大徒弟赵国明代收并打了收条,收条上盖这“寿康药房”的印章。送款人走到北门,“收条”被岗哨搜了出来由于药款数目较大,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当哨兵正在盘查送款人的时候,伪新民会的邓翻译(朝鲜人)正好走到这里。由于他平时和张濂溪相识,便从哨兵手中要回了这张“收条”,到“寿康药店”来找张濂溪。张濂溪暗吃一惊,立即从药费中拿出3000元送给了邓翻译,以后又多次给邓翻译送礼,才总算把事情压下了,免除了一场大祸。
    为了和伪新民会搞好关系,以防他们的猜疑,张濂溪每到春节都要大摆宴席款待他们,就连伪新民会的头子山口(日本人)也成了张濂溪家的桌上客。
   不仅如此,张濂溪还冒险掩护过刘勇侯脱险。那是1942年冬,一天刘勇侯化装进城,被日本特务发现。四个荷枪实弹的鬼子对他穷追不舍。刘勇侯过大街、穿小巷,一头钻进了“寿康药房”。这时张濂溪的老伴正在院里坐着,刘勇侯一句话没说,顺手从她头上摘下“老婆帽”戴到自己的头上,尔后又从自己脸上揭下贴在伤疤上的胶布(化装用的),急忙进屋躺在床上,装作病妇。此时,正在室内给人看病的张濂溪,也意识到情况危急,急忙放下病人,朝进门的四个鬼子迎了上去,并告诉他们:里边病人得的是传染病。鬼子最怕传染病,一听便立即撤走了,使刘勇侯安然脱险。
    1943年4月,刘勇侯奉命西调,离开了密云。从此,他与刘勇侯便失去了联系。在以后的岁月里,张濂溪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43年秋,他参加了一贯道;1944年他被密云县日伪政府聘为医院名誉院长。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密云县城被国民党政府军控制,1946年2月他又被国民党县医院招聘为医师。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大军入关,密云县城解放。张濂溪再次携全家逃往北平,仅留下大徒弟赵国明看门。其药品和医疗器械全部被解放军当做国民党政府职员的财产没收。然而恰在这时,分别6年之久的刘勇侯随大军入关,重返密云。此时,刘勇侯已是48军的后勤管理科长。当他得知张濂溪全家已逃往北平,立即派人用汽车把他们从北平接到密云,被没收的财产也全部退回,并鼓励他再建药房,开张营业。此时的张濂溪对八路军,特别是对刘勇侯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迁入县城的乙化县县长李芳龄、公安局长宋文山得知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革命有过贡献,也多次登门拜访。
    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濂溪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以后,不论刮风下雨,也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有人登门求医,他都满腔热情地去为病人诊治。
    他为人忠厚、善良,医德高尚。对于危难病人,他主动伸出热情之手。一次,他的邻居不幸被一颗飞弹从前胸打到后胸,生命危在日.夕,无钱治疗。张濂溪听说后,主动把病人接到自己家中,服药打针,精心护理,仅一个月就使病人转危为安,恢复健康。还有一次,他在密云西永聚商号门前,发现了一个危难病人躺在地上,他急忙从家中取来了急救药包,为病人诊治,一针下去,便针到病除,脱离了危险。病人临走时,张濂溪还从自己腰里掏出了仅有的一元钱,送给他,感动得那病人连声道谢。
    在旧社会,对于那些常来“寿康药房”看病的穷苦人,凡是付不起钱的,用他的话说,“心也就软了”,“索性连账也不记了”。 
    1949年1 1月密云县召开的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张濂洪被选为常设委员会委员;1950年10月,密云县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又连选常委会委员;同年,奉密云县政府令组织医师会,被选为副主任;1956年他带头走公私合营道路,参加了城关联营诊所;1957年4月,政协密云县第一届会议召开,他又当选为政协委员;1958年,公私合营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大集体,他被调到县医院当医生。这时他已是满头银发,年近七十高龄的老人了。尽管领导和同志们劝他休息,但他照常上班为病人看病。
   1962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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